隨意小春
小春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寫作，人生有限文字無限
我的母親有四位媽媽，在稱呼上我們進行了區分：母親的生母我們稱姥姥，母親的第一繼母（胡子嬰）我們稱外婆，母親的第二繼母（楊美珍）我們稱婆婆，母親的第三位繼母（王者香）我們沒有見過。這四位女性先後嫁給了我的外公章乃器，姥姥是外公青梅竹馬的原配夫人。
王鏡娥是姥姥的大名，1897年出生於浙江省青田縣船寮鎮大路村。她的家境很好，既有世代相傳的農耕果實，又是當地世代書香官宦人家。她的祖父王之渙清朝光緒年間是當地有名的貢生（是指明清兩朝秀才，成績優異者，可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 父親王則臣是清朝宣統年間的稟生（秀才分為三等，成績最好的稱為“稟生”，由朝廷按月發給糧食）。豪門大院外豎著20米高標誌有朝廷學位的旗碑和旗杆，這在當地是絕無僅有的。
王家在當地遠近聞名，由於家境富裕，姥姥的父親王則臣幼年時曾被土匪綁架，多日沒有下落，當時王家焦慮萬分，打聽到不遠的東源鎮有位經常代表地方鄉親百姓打贏官司，被大家譽為能人的章楷先生。章楷家境雖然不富有，但本人是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晚清秀才，深得當地百姓敬重。王家找到章先生幫忙解救兒子，章先生果然為人熱情仗義，出麵四處疏通關係，加上王家願意動用幾千兩銀子，最後救出了王則臣。自此，王章兩家來往頻繁，成為世交。
章楷得空就經常帶著他的孩子們去王家串門拜訪，和主人好友王之渙吟詩對詞，研討書法，談古論今和品茶酌酒。章炯在章家幾個孩子中最為聰明伶俐，又和王家的公子王則臣歲數相當，兩人很投緣，變成好朋友，一起到家裏的書房讀書聊天，也常在王家大院裏上躥下跳地追逐玩樂。
清末時期，章炯隨著留學日本的潮流去日本學習警署治理政要和軍事課程，學成後回到遂昌家鄉當上警察局長，而王則臣遵循父親的秀才讀書人的道路，通過考取朝廷稟生獲取管糧職位，兩個兒時的好友在各自成家、陸續生兒育女後仍然保持密切來往。
王家幾代都是富甲殷實和書香門第的家庭，王鏡娥是王則臣的五個孩子裏的老三，她從小得到私塾家教，讀書寫字，喜愛琴棋書畫、空閑時安寧地讀酷愛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和紅樓夢。
章炯雖然日本留過學，擔任富田和遂昌的警察局長，還出任青田議會副議長，但是沒有什麽祖上傳承的財產，並且由於不擅官場爭鬥，有一陣子閑賦在家，生活過得比較節儉和清貧。王則臣經常邀請章炯和孩子們來家裏做客，對於章家的聰明伶俐的老二章乃器尤其喜歡，就提出讓王家幫助代管，章家欣喜接受，但是請求王家不要溺愛他。
王家請了私塾老師在家裏給孩子們上課。求知欲很強的章乃器對此並不滿足，他更喜歡課後鑽進王家的書房裏，尋找喜歡閱讀的各類書籍，閑時也喜歡看同歲的王鏡娥畫畫，時常催促鏡娥到花園裏捉迷藏，去魚塘抓魚。
有一次，章乃器路過賬房，被裏麵清脆的打算盤聲音深深吸引，走進去看到賬房先生一隻手撥著珠子上下飛竄，另一隻手翻著賬本，章乃器像著了魔地定在那裏。晚上吃完飯時，他問王嗲嗲（王則臣）可不可以讓他學習珠算，王嗲嗲說：“好啊，學會了可要幫助收租算賬啊。”三個月後章乃器真的開始當賬房先生的小助手，半年後可以獨立算賬記賬，並且練就雙手打算盤。
開明的王則臣一直非常重視教育，1904年騰出王家祠堂在大路村創辦了第一所全日製小學，特別聘請章乃器的父親章炯過來擔任校長。學校當時收了30多個學生，開始新式教學，章乃器和王鏡娥既是同學又是夥伴，每天同去學校同回家。
兩家的家長看著孩子們情誼深厚，相處愉快，幾經商議，決定選擇良辰吉日訂了娃娃親，等兩人成年後就舉行正式婚儀。
晚年的姥姥王鏡娥
1913年，求知欲極強的章乃器考入杭州的甲種商業學校，如饑似渴地勤奮加努力地學習，成為學校有名的高材生，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且被保送到杭州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做練習生。1919年，他赴北京任通州京兆農業銀行營業部主任、襄理。並選為中國銀行學會常委。
1920年冬，章乃器回到大路村與同齡的王鏡娥入贅完婚。成婚的那個星期，整個大路村喜氣洋洋，王家大院八盞大燈龍輝煌點亮七天。賀喜送禮的人川流不息，紹興戲班也被請來捧場。
見多識廣的章乃器瀟灑大方，推崇新派作風，帶著新娘子拱手向家人和來賓鞠躬致意，這在那個年代的小縣城是極為新鮮的。我們的姥姥王鏡娥和外公章乃器兩家喜結連理。
新婚燕爾的夫妻在大路村享受著卿卿我我、恩恩愛愛的生活，舍不得離去。在銀行的多次催促下，章乃器帶著自己的嬌妻王鏡娥回到上海到浙江地方實業銀行複職營業員，雖然薪水不高，家庭生活清苦，但兩人感情卻是濃濃蜜蜜，姥姥後來對母親講起當年的生活說： “你爸爸幾乎每天幫我穿襪子，還給我按摩後背，教我按穴位健身。每當他傷風感冒時，也喊我給他刮痧驅寒。”
1922年姥姥和外公的第一個孩子，長女章湘華，我的大姨，在上海出生。她在相貌上和姥姥長得最像，1988年大姨知道我在美國加州留學，出機票接我到到愛荷華州會麵，走出機場我一眼就認出她，因為她有著和姥姥非常相像的臉型、雙眼和白皙的皮膚。
外公把這個長女視為掌上明珠，疼愛嬌慣有加。無論白天工作多麽繁忙辛苦，回家都要先抱抱女兒，夜間聽到女兒的哭聲，也會先起來抱著女兒哄一會兒再交給姥姥喂奶。並且經常給女兒換尿布，幫助洗尿布，晚上哄她入睡成為外公的一個享受。
1924年姥姥懷了第二胎。外公因為參與的銀行業務繁忙異常，時間和精力分身乏術，夫妻二人商議後決定讓姥姥去外公的父親章炯所居住的浙江遂昌生養。那時章炯任職遂昌縣警察局長，攜家人居住在條件簡陋卻也頗為寬敞的警察局宿舍。
外公將姥姥親自護送到家鄉，一周後第二個孩子就出生了，這次是個男孩，應該算是外公的長子。但是孩子一出生就晝夜哭鬧不停，拒絕吃喝，接著就高燒不退加上抽搐，第七天就夭折了。姥姥和外公萬分悲傷，抱頭痛哭，相互安慰。這時銀行催促他回上海上班的電報不斷，無奈姥姥便拖著虛弱的身體，哀傷的心情伴隨外公回到上海。
姥姥在上海的生活單一，大部分時間花在養育長女和照顧外公的起居。每天做些可口的家鄉菜，閑時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和給家鄉的父母，公婆寫信，並且讀給外公聽。每天晚飯是一家人團圓的快樂時光，除了享用美食，外公也會給姥姥講一些銀行和社會上的事情，而女兒則常爬到他的腿上，從碗裏抓些飯菜塞進嘴裏。
1926年姥姥和外公的第三個孩子章翼軍（章鍾群）在上海出生，成為章家的長子。姥姥的家務變得繁重，外公常對姥姥感到非常抱歉，因為他知道姥姥從小不做家務，家裏有幫傭燒飯、打掃，而那時外公做銀行職員的薪金在上海這個豪華的大城市裏，沒有辦法給姥姥請幫傭，並且外公酷愛讀書，花許多錢購買各類書籍，使得不寬裕的經濟更需要精打細算。姥姥對此毫不介意，有時還從娘家拿回些錢補貼家用。
1927年，外公除了繁忙的銀行業務和管理工作，還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發生濃厚的興趣。他獨立創辦《新評論》半月刊，親自撰稿，抨擊政府的不良行為和政策， 由於許多文章尖銳和敏感，在出版了二十九期後被迫停刊，但是外公參與社會變革，支持國家自強以及抗日救國的各種活動一發不可收。
外公的三弟叫章秋陽，很早就秘密加入共產黨，並且用在商務印書館做職員為掩護，參與和組織著名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外公和三弟關係非常好，因此受到許多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頻繁進出商務印書館和館裏員工的結交中，認識了進步女性胡子嬰，不久發展成戀人。
左起劉良模、周恩來、章秋陽、陸嘉書合影（選自網絡）
1929年姥姥懷上了第四個孩子，在一如既往地打理著整個家庭的生活時，逐漸意識到外公除了公務忙，似乎在家裏的時間越來越少，最終發現外公不知何時移情別戀了。姥姥悲痛萬分和無比氣憤，外公雖然充滿內疚和慚愧，嘴上向姥姥道歉，卻沒有回頭之意。
姥姥提出帶著孩子們回家鄉去，外公一再懇請姥姥留在上海，並且保證提供一切生活需要，姥姥堅決拒絕，外公勸阻不果，便在得到其父親首肯後，親自將姥姥和兒女送到遂昌的父親的家，那時章炯已經連任三屆警察局長，在地方威望很高，全家早就遷入寬大多室帶有花園的大宅院。
那時外公的生母已去世，父親有續弦，並有其他親戚同住，姥姥和子女三人住進後，變成十幾口人的大家庭，家裏有幫傭，姥姥也不必做太多事情，雖然沒有了上海的繁華熱鬧，卻有姥姥熟悉的安寧環境。
母親和她的母親
1930年7月，外公和姥姥第四個孩子，我的母親章婉華（章畹）在遂昌出生，聽說外公和胡外婆的女兒也在上海接著出生了。那個時代沒有婚姻法，也沒有什麽離婚的手續，姥姥隻知道外公在上海有了新的家，對她來說是悲傷和無奈的。
鄉下的日子簡單清淡，外公每個月固定寄來足夠的生活費，姥姥的時間主要是養育幼小的女兒，督促長女和兒子讀書和孝敬公婆，閑暇時讀書、做女紅。 每當收到外公的匯款，就拿出錢買些補品送給公婆。外公除了寄錢，也會給孩子們寄來各種糖果、玩具和衣服，還經常寫信給姥姥，表達他對孩子們的想念和對姥姥的牽掛，對沒有時間和教導兒子和養育幼女深感難過和內疚，姥姥每次讀了外公的信，會靜靜地獨自在花園坐上好一陣。
姥姥回家鄉生了我母親，外公努力勸姥姥帶著兒女回上海的家信
1932年外公在上海創立了中國第一家中國人自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並出任董事長職務。這是中國國內首家由中國人創辦的征信所，采用會員製，章乃器任董事長。章乃器為該所製訂了“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的工作準則，並主持製定了調查程序，延攬到一批專門人才。中國征信所獲得了金融界、企業界信任，業務日益發展，許多較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也委托該所調查谘詢。中國征信所先後擠垮了4家外國人開辦的征信所，成為獨占事業（摘自維基百科）
同年，在家鄉住了兩年的大姨章湘華，深感無法適應家鄉環境，哭鬧著堅決要求回上海，外公征得姥姥的同意，接回大姨，而外公和胡外婆的女兒章湘穀兩歲左右，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妹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1933年，外公和姥姥的經常書信往來之一，談到他對姥姥的想念和牽掛
1935年外公受聘於光華大學任教授，並且出任中國工商管理係主任，他講課時靈活地運用豐富的財經實例非常受學生歡迎。姥姥後來一提起這些事，仍然顯露滿臉的敬佩，用家鄉話告訴我母親： “你的父親特別有頭腦和口才” 。
1935年底中國的抗日運動呼聲漸高，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等組織上海救國會，發表宣言，提出 “停止一切內戰” ， “聯合抗日” 等主張。
1936年5月，在他們倡議下成立了全國救國聯合會，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和外公等當選為領導，並起草《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提出統一抗敵，組織救國的政治主張。那年的11月23日，國民黨在上海將外公章乃器，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裏和王造時七人逮捕，爆發了震驚中外的 “七君子事件” ，激起全國內外愛國人士的憤怒，引起全國罷課，請願遊行。
姥姥在家鄉聽到外公被捕的消息，擔心，焦慮和傷心集於一身，幾乎每天都詢問公公章炯有沒有乃器的消息。公公一麵安慰她，一麵自己也急得團團轉，到處托人打聽消息。外公的哥哥章培是國民黨的軍官，動用一切關係去查詢，才知道他們被關在蘇州的監獄。胡外婆積極聯係外公的許多朋友提供幫助。周有光夫婦是外婆的老朋友，周先生不顧個人的安危把一些生活必須品送進監獄。外公人在監獄，不知自己的生死結果，托人帶話給外婆不要忘記給姥姥按時寄上每個月的生活費。 
救國會七君子（選自網絡）
1937年7月31日，麵對全國各界的呼聲和壓力， “七君子” 終於被釋放了，消息傳到家鄉，姥姥喜極而泣，牽掛的一顆心終於落地。
七七事變後，日本飛機開始對浙江狂轟濫炸，浙江境內先後淪陷於日軍的有多達69個縣，包括遂昌，那時舅舅已經去離遂昌有一百五十公裏距離的麗水讀初中，姥姥帶著七歲的媽媽逃難到近郊靠山的小村莊住，一聽到街上響起“鬼子要進村”的報警聲，就逃到山上躲藏。有一次姥姥病得走不動，就逼著媽媽隨鄰居快跑，她自己縮進一間黑屋子的大床角落裏，日本鬼子到了，用刺刀到處紮挑，差點就刺到姥姥，那天被日本人刺死的有好幾個人。
外公在上海緊張地關注著家鄉的情況，寫信催促姥姥帶著孩子們搬回上海，倔強的姥姥沒有答應。
1940年外公在重慶創辦了 “上川實業公司” 和 “上川企業公司” ，他出任總經理，致力於發展民族工業和商業。
1944年外公的婚姻又亮起紅燈，經過幾番起伏，最終他和外婆胡子嬰離婚，同年便和美國留學歸國、積極參加婦女運動的婆婆（楊美珍）結婚，大姨對此非常生氣，1945年大姨在自己的結婚儀式上，專門將外婆胡子嬰和外公安排在一起坐在家長上賓的席位上，把外公的現任夫人晾在一邊。
母親章畹（婉華）在遂昌讀完小學就進入當地的簡易師範學校，外公從他父親的來往信件中得知那裏師資和教學環境都比較差，很是著急，和姥姥商量後便決定將她轉到上海上學，而我的舅舅更早已在上海求學了。1946年外公出差在重慶寫信給母親，要她6月到上海，以便暑期一過就進入中學，母親抵達上海的前一天，外公匆匆結束在重慶的公務，親自在上海迎接母親。
母親和她的父親
外公當時在上海居住條件不是很好，一個小樓上有一間較大的臥室是外公和楊婆婆的，中間的亭子間是舅舅住，樓下有個會客室，飯廳，廚房和廁所。外公讓舅舅騰出亭子間留給媽媽，舅舅平時去學校住，周末回來就住在客廳裏。
母親到了上海第三天，外公就把她送到一位美國老太太家補習英文和學習鋼琴，度過一個繁忙的暑假。假期後外公親自送媽媽進了上海私立麥倫中學，並且繼續聘用那位美國老太太課後給母親補習英文和鋼琴。到了周末外公就帶她在上海逛公園，看電影，吃各種小吃，經常拍著母親的手背說：“婉兒，抱歉爸爸從你出生就沒有時間照顧你。”外公喜歡聽媽媽講姥姥的生活和遂昌的人情世故。
外公的住房有許多書，他告訴母親可以隨時進去找書看，有時他們父女坐在一起，各自看各自的書，時不時討論幾句。如果外公訪問朋友，隻要時機合適，都會帶她一起去。1946年10月4日，外公帶母親參加了上海各界人士為李公樸、聞一多兩位烈士被殺害的追悼會。
1947年由於國內時局緊張，對進步人士的打壓非常嚴重和殘酷，外公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不得不流亡香港，並且寫信要兄妹三人（章翼軍，章婉華，章湘穀，）迅速到香港，然後把三人送進由中共地下黨領導，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創辦的高等學府——香港達德學院學習，院長是陳其璦，外公也受聘講授金融專業課。
這是個寄宿學校，兄妹三人每天在學校勤奮讀書，周末回家和外公相聚。見到孩子們，外公會查問學校學習情況，也會抽空一起去三聯書店看書、買書。母親由於思念姥姥，常悄悄地問外公有沒有收到姥姥的消息，每當此時，外公總是安慰母親不用擔心，時局好轉了會讓姥姥來團聚。這麽多年，外公從來沒有斷過支付給姥姥的每月費用，並且即便是兒女都離開家鄉，外公寄去的錢數分文不少。
1948年外公離港北上辦理業務，安排上川公司副經理黃玠然照料兄妹三人，黃先生曾經是陳獨秀的秘書，早在重慶，周恩來先生安排他到上川實業公司協助外公工作。母親一直很敬重黃老，1970年代我多次陪母親拜訪他。
1949年2月22日，港英當局突然取消香港達德學院注冊，全校師生群起集會抗議。稍後在黃藥眠（政治活動家、文學家）的幫助下，母親和舅舅被秘密送到北京（當時的北平）和外公團聚。外公刻不容緩地敦促母親他們選擇大學，結果母親和舅舅選擇華北大學，二姨章湘穀進了燕京大學。當時許多民主人士的後代住在北京的六國飯店，但是外公堅決反對，把他們安排在老朋友吳羹梅（企業家，鉛筆大王）家，並且叮囑吳先生不可對他們有任何特殊關照。
母親順利在華北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家保密單位工作，為了遵守紀律，三個月沒有回家也沒和外公通話，外公焦慮得到處打聽一直找到到母親上司那裏，希望上司要求母親能回家看看。後來他們父女見麵後，外公對女兒說：“你爸爸是中央編製委員會主任（也是糧食部部長），你們的單位都在我的編製之內，瞞不過我的。”外公還說：“你從嬰兒到十六歲那段成長時期，我很少回家看望照顧你，雖然無法彌補，但是現在就要多和你相處，看到你，我就好像看到你的媽媽。”
1952年母親調幹考進中國人民大學俄文係（後來和哈爾濱外院合並，成為今天的北京外語學院），外公知道了好高興，帶著婆婆和兩姐妹（章湘穀，董淑萍——外公的非婚生女）到學校看望母親，並且合影留念（下圖）。
右起章湘穀，楊美珍，章乃器，章畹，董淑萍
1955年母親向外公提出要把姥姥接到北京常住，外公馬上安排工作人員將一切事情辦妥，由於那時母親還在北外住宿讀書，外公就先安排姥姥住在糧食部招待所。外公為姥姥購置各種生活和個人用品，周末抽時間看望姥姥和母親。
當時58歲的外公還是年富力強，而姥姥顯得衰弱蒼老，兩人伸手互相對比著，講著家鄉話，姥姥說： “你看你的手光光嫩嫩的” ，外公內疚地說： “娥妹，你辛苦了” ，母親在旁邊感動得鼻子酸酸的，眼眶噙滿淚水。
稍後外公依照姥姥的心願，又送她去包頭的舅舅家住，並且每個月寄去生活費。
母親成家後，1957年我的哥哥出生，被抱去給外公看，那年外公被打成右派，心情複雜，前途渺茫，但是見到自己心愛的小外孫，接過去抱著，十分開心。
聽到外孫出生的消息後，姥姥從包頭回到北京母親的家中，精心盡力地照顧著我哥哥。那時反右鬥爭激烈，經常有人號稱是組織上派來調查外公情況闖進母親家，要姥姥提供外公的情況，姥姥從來都是保持沉默，直到調查人員無奈離開。
1961年我出生了，姥姥接下照顧我的重擔，一年後她被查出患了癌症。母親帶著姥姥到處求醫，但是西醫和中醫的結論都是癌症晚期，姥姥自己忍受著痛苦，一再囑咐母親不要告訴外公。那時候外公的處境非常不好，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母親在各種高壓強力下，為了保護家人不得已寫了和外公劃清界限的保證書，母親流淚解釋給姥姥，姥姥說： “你爸爸不會怪罪你的，我們做父母的希望你們安全地活著，好像那時日本人進村掃蕩，我要你一個人逃生一樣。”
姥姥1962年已經患癌症，離開北京去包頭前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哥哥小寧、姥姥， 後排左起舅舅章翼軍、媽媽、我和爸爸
由於我和哥哥都太小，父母又要上班，又要照顧我們，恐怕對生病的姥姥照顧不周，經過和舅舅討論後決定還是送姥姥回包頭，讓她有生之年可以安靜地得到休息和照顧，1963年姥姥在包頭去世。大姨章湘華很早就隨夫君去了台灣，所以給姥姥送葬的隻有母親和舅舅的家人。
外公的帶著大右派帽子進入文化大革命，日子過得艱苦，但是外公依然腰板站的筆直，他最後一次結婚的太太（王者香）帶過來四個兒女。
反右時批判外公的標語大字報
那時我家也是四分五裂的，父親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1969年下放到江西的餘江縣，母親，我和哥哥追隨而去，把剛出生幾個月的小妹妹留給人大服務組的老夫妻照顧； 由於母親所在的中國科技大學不放她調入中國人民大學，而科大下遷地點是安徽合肥，我和哥哥又隨媽媽轉去合肥。小妹妹章文新和我們分別了五年，胡子嬰外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她，母親非常感動。
外婆胡子嬰和妹妹小新
四年後我和哥哥、爸爸都回到北京，小妹妹最終被接回家，而母親卻留在合肥，一年兩次回北京探親。
1973年，母親開始到處找關係為外公摘帽的事情打聽消息，1974年經過父母和婆婆（楊美珍）的商量，決定由婆婆帶著我和六歲的小妹妹去看望外公。外公的房間很小，一張大床，一個寫字台，有個書櫃，衣櫃，三把椅子和一個很小的飯桌，把房間塞得滿滿的，記得婆婆那天畫了眉毛，塗了口紅，一手一個領著我和妹妹。
外公看見我們便微笑起來，楊婆婆說：“這是婉華的兩個女兒，她的長子小寧在鄉下當知青，他出生時你還抱過他的。這個小女兒很會唱歌跳舞的。” 我六歲的妹妹小新有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邊唱邊跳地表演了一個節目，外公拍著手把她拉過去抱在懷裏。
那年的冬天，母親回北京探親，我們全家五口在外公的小房子裏慶祝新年，可惜那時也沒有個照相機，錯失了和外公留影的機會。外公知道哥哥很喜歡半導體，就鼓勵他多動手和勤動腦，並且說以後會在經濟上支持哥哥買各種零件。
母親1976年調回北京，經常帶我去看外公，那時外公最後一任太太王者香帶過來的小兒子劉偉星和他住在一起。一次他和母親不知為什麽事爭論起來，母親氣得臉漲得通紅，外公一麵斥責那劉偉星，一麵拿出手絹擦去母親頭上的汗珠，拍著母親的臉說：“你都是個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還這麽容易激動，可不要嚇到孩子。”外公示意我在邊上。
記得有一次母親和外公聊起文革的事情，說自己寫過劃清界限的保證書，心裏很不安。外公說：“那有什麽呐，我是大毒草，組織上要求你劃清界限就劃唄，再怎麽劃你還是我的婉華，我的女兒。”母親聽罷，感動得流淚不止。
外公不止一次對母親說：“你母親他們王家對我恩重如山，沒有王家給我提供的教育和培養，我的人生不知會怎樣；我和你母親是青梅竹馬，小時候我就發誓要娶她，我們夫妻一場沒有走到底，全是我的錯，我很對不起她。”
1976年外公查出癌症，被安排在北京醫院地下室，母親焦急萬分，找醫院領導和醫生，但是外公戴著右派的帽子，沒人願意對他提供足夠的治療和服務，母親每天下了班有時直奔醫院陪伴外公，有時趕回家拿上爸爸幫助熬好的雞湯和流食，到醫院慢慢地喂外公服下。包頭的舅舅得知外公的病況也趕到到北京，和母親倒班輪流照顧和陪伴。
我幾次陪著母親去看外公，在昏暗慘淡的日光燈下，充滿著潮氣的一張病床上，躺著疲憊痛苦的外公，最初他還勉強地點點頭，後來就隻有慘白的臉上緊閉的雙目，自始至終他沒有吐露任何怨言，正如境外報紙對他評價的那樣， “中國骨頭最硬的知識分子” 安靜地讓生命走到最後。
1977年5月13日，我的外公章乃器結束了他在人世間八十年的歲月，與世長辭。他一直都保持著特有的優雅和風度，他曾經的輝煌雖然被載入史冊，卻由於從政治的巔峰跌入低穀，隻能以一介草民的卑微身份離開人世。我母親和舅舅像當年送走他們的母親一樣，為外公穿衣服，辦理喪葬手續，成為外公子女中唯一的兩位送了外公最後一程。
在後來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外公的骨灰經曆了三次安葬手續，第一次安葬在百姓墓地，第二次從百姓公墓轉到英雄人物紀念堂，最後終於轉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部長級），全部是通過母親的努力和經過繁瑣的手續辦妥的。最後一次辦理轉移骨灰手續時，母親緊緊地擁抱著外公的骨灰盒和遺像，心裏默念著：“母親，我把嗲嗲送還給你，讓你們像在王家庭院那樣有著青梅竹馬的恩愛，做永遠的夫妻！”
姥姥， 胡婆婆，楊 婆婆都嫁錯人了。
共產黨的忽悠能力真是無人能及。當年幫共黨建立政權的人，都是聽了共黨的蠱惑，上錯了船。
“外遇：王立文，國民黨特務。
外遇：蔣燕，原新四軍幹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外遇：孫采蘋（1911年—2016年）上海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育有一子（章立凡）”
謝謝分享你家的故事，真實的曆史應該讓後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