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小春
小春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寫作，人生有限文字無限
人的出生是身不由己的毫無選擇地從娘胎裏走出，進入家庭，社會和時代；人的成長過程受家庭社會和時代的影響的同時，也在循序漸進地成長為一個獨特的自己。我出生在文革前，成長於文革中，生活在社會動蕩，精神和物質貧瘠，階級論和懷疑一切打到一切的環境中, 文革結束後，趕上國家經濟教育改革，考入大學受高等教育，再後來遠渡重洋到美國，經曆各種困苦，困惑，恐懼和焦慮，憑著“千萬千萬千萬別放棄”（溫斯頓·丘吉爾），一直努力學習活在當下。
六十年代初，母親是在渾身浮腫，營養缺乏的狀態下生下體弱多病的我，幼兒和童年最熟悉的是醫務室和兒童醫院，吃的中，西藥和飯量差不多，屁股上經常打的各種消炎針多到找不到一塊好肉，護士都不知道在哪裏下針，點滴是從頭上，胳膊上和腳上的血管輪著來，生病對我來說是一道家常便飯，我卻頑強地活了下來。
上幼兒園時中國開始文化革命運動，突然的我爸媽每天晚上變得小心翼翼地低聲交談，一個晚上我爸給我戴上一個紅袖章讓我到大院裏代表他和許多叔叔阿姨一起遊行，他說他發燒頭痛去不了，我高興地戴上那個有我半個胳膊大的紅袖章跟著大人在大院走圈，那是我爸工作的人民大學革命兩派中的一派，聽說我爸是被分配到這派的。
後來的歲月裏爸爸基本上是在家裏工作，煙抽的特凶，晚上媽媽回來兩個人總是避開我和哥哥輕聲地說著什麽。長大我知道媽媽由於頂著其父大右派的身份，爸爸頂著其父是國民黨將領跑到台灣的背景，每天商量應該在單位如何表現，膽戰心驚地活著。
那時我們住的人大宿舍大門口有許多報紙棚，每天有新大字報貼上去，不時地有人撒放傳單。晚上就著昏暗的燈光還有人在讀大字報，哥哥和一群同院小學生跑到廁所拿出一筐擦屁股紙邊喊“撒傳單了”邊往下撒，治保組發現了上來抓人，哥哥不幸被抓到，爸爸去領他回家，狠揍他一頓說：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我們家可擔待不起。
有一天晚飯時爸爸說有個叔叔由於受審查受不了，把頭撞到什麽機器上死了，媽媽突然對我和哥哥說：不管家裏出了什麽事，你們都要活下去，我聽得恐懼萬分地看著爸爸，想得到更多的解釋，爸爸說：媽媽爸爸應該不會有事的，你媽的意思是不管什麽情況你們都要活著，人活著就有希望。
後來小學時大院裏一個同學的媽媽上吊了，我跑回家告訴爸爸，他沉默許久說：記住你媽說過不管大人出了什麽事你們都要活下去。
我們住的小院裏有個二層樓，有一陣子爸爸總是提著飯盒送飯上去，一次我跟隨著他爬上狹窄的樓梯想探個究竟，結果被他發現後製止住我，輕聲對我耳語說：我們家有個遠親生病在上麵，你不能進去也不能告訴任何人，否則他會死的，嚇得我跑下樓。十幾年後一個胖胖的叔叔帶著許多禮物來感謝爸爸的救命之恩，他在那個激烈的年代在南方的一個城市由於家庭出身問題被鎮壓關起來，逃出來東躲西藏，爸爸救了他一條命。
一天在大院正門許多人圍了幾十人大聲高呼“打倒”的口號，我從大人的腿中間鑽過去，看到一位媽媽認識的阿姨站在方凳上，突然有人跳起來打了她兩個耳光，她從凳子上摔下來，我衝出人群跑回家向媽媽形容那個阿姨的樣子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媽媽輕聲地說：她是我的俄語教授，從海外回來的，說著她眼裏湧起了淚水。
我上小學時，學校隔三差五地組織憶苦思甜，每次有人在台上講他們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血淚故事，我的同學們（六歲，七歲）都哭得稀裏嘩啦的，我把頭藏在胳膊裏遮住沒有眼淚的雙眼，會後每人領一個奇怪味道的窩頭，深棕色，嚼在嘴裏充滿怪味並且難以下咽，我回家問爸爸那是什麽，他說應該是給動物吃的麩子做的，我問為什麽吃這個？他說讓你們了解以前窮人受的苦難，我問：那我們吃一次那個東西就行了嗎？我爸笑起來又嚴肅地說：在學校不要亂問這種問題，會惹麻煩的。
從幼兒園開始的初級教育就是上課端坐，舉手發言；老師講課從定義開始講，舉例證明定義，最後總結定義的正確性，一切隻要接受就好了。小學的課程都是階級鬥爭話題，語文課講的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剝削無產階級窮苦人民的故事；算數題計算著地主收租花天酒地，貧農交租貧困不堪；政治和曆史課是思想教育和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
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許多大串聯的年輕人來到我們大院，各家騰出房子讓他們住幾天，然後他們又熱鬧地離開了。
六十代末端，中國的大學關閉，初高中青年被要求上山下鄉，記得我家鄰居六口之家的大哥大姐準備啟程去內蒙古，那家大姐姐哭得像個淚人，我回家問我爸爸出了什麽事情，我爸陰著臉說：我可以養活你一輩子也不讓你去那些地方，我小小的年紀不明白他在說什麽。
沒多久輪到爸爸媽媽工作的大學被要求遷出北京，走上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的道路，由於出身問題，盡管我家小妹妹才出生一個月，全家也必須隨大學單位前往艱苦的南方小鎮，由於地方衛生和生活條件太差，為了保證小妹妹能活命，把她被留給一對看門的老鄉，從此大家天各一方。
活下去，是我兒時得到的朦朧卻是堅定的家教之一。
爸爸是他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下遷幹校先遣隊員，我母親把家當清理了帶著我和哥哥隨著下遷家屬登上綠皮硬座火車從北京奔向江西餘江縣，我們大約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白天我喜歡跑到車廂間的車門窗上看著無數的房屋，田野樹林和山丘瞬間被甩遠，晚上想睡覺卻忍受不了硬座，在媽媽身上翻來覆去找個舒服的位置…… 那是1968年的初夏。
在江西爸爸媽媽都去了遙遠的地方幹粗活，家裏沒有老人照顧的十歲以下的孩子都被送到幼兒園，按歲數分班，沒有電的夜晚，睡滿孩子的大房間裏，一隻小小的蠟燭發出暗暗的黃色光芒，聽說上廁所要自己拿著那個蠟燭走到漆黑的在記得我第一個晚上前半夜思念爸媽睡不著，後半夜院子裏的一個和豬圈毗鄰的茅坑，我嚇得憋尿不敢起來，心裏思念著不知在何方的爸媽。
幼兒園晚飯後大家在外麵的空地上玩，有幾個上小學的女孩吵架，一個對另一個說：你爸是右派地主，和壞分子一起幹活，大家立即孤立了那個壞分子家的孩子，那個女孩痛哭起來，後來她總是一人坐在角落裏。
有一天一個那個罵人很凶的女孩揪著我的袖子，讓我給她倒杯水，我歲數比她小但是個頭比她高，瞪著她不動，她舉起手要打我。正巧老師走過來大喝一聲製止她說：你爸是工宣隊的有什麽了不起的，少在這裏撒野，然後把她關了禁閉，從此她不再打攪我。
當時我們上的是鎮上的小學，老師們用濃重的江西地方話講課，我一句都聽不懂，找到一個懂普通話的老師訴說，她回答：你才小學一年級聽不懂沒事，你爸媽他們工作的大學都不上課了。我心想：那我們幹嘛要來學校呐？
午飯我們是趕回幼兒園吃，吃完被要求睡午覺，然後我們結伴到鎮中心或江邊亂逛。有一天鎮上特別擁擠吵鬧，一群人圍著一個上衣脫光被綁在柱子上的年輕人，有人在用繩子沾水抽他，一邊抽一邊喊：這是上海知青到這裏插隊，不好好幹活跑到鎮上偷東西。那人身上被打的血淋淋的，哭嚎著：我肚子太餓了才偷吃的，求你們饒了我啊……
爸爸媽媽從工地回到鎮上我們臨時的家大休幾天是我最開心的時候，那是當地居民宅院裏的一間房，整個宅子有著大木門和高高的門檻，晚上大廳裏點著油燈，房東是個瘦高的老太太，坐在高高的竹椅上抽著水袋煙發出呼嚕的響聲。我悄悄地問爸爸：她是不是老地主婆啊？語文書上經常這樣形容的。爸爸大笑起來說：不知道耶，至少現在她就是個老婆婆。
隔壁鄰居有一個閣樓上養著許多鴿子，我跟著那家的大姐姐上去看，路過灶台看到裏麵悶的米飯，中間埋著一塊很大的鹹菜，大姐姐裝一碗飯吃幾口，拿起鹹菜在嘴裏砸吧幾下又取出來放回鍋裏，說是下次再吃。爸爸說他們太貧窮了，我問：是不是被地主剝削的？爸爸說：我打聽一下再告訴你啊。後來我也忘記這茬了。
半年後由於媽媽所屬的中國科技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製度協調問題，我和哥哥必須隨媽媽去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占了合肥師範學院在郊區的校園，比起人大在江西餘江縣的條件好多了，這裏有大學食堂，科大附小附中都是北京來的優秀老師教課，我在江西拉下的課程很快補習趕上。
科大後門有一條同往小鎮七裏站的土路，記得一些破舊的農民土房子門大敞，裏麵可見的家具有木頭桌子長條板凳，還有掛著黑漆漆蚊帳的床和破棉絮，有時可以看到房子主人捧著個大碗蹲在門口麵無表情的吃飯。
科大校園外有兩個池塘養著魚，蓮蓬和藕，最初科大食堂去撈魚采藕的員工被當地農民輪著鐵鍬暴打，邊打邊喊：知識分子要接受農民再教育，頭破血流的科大員工跑回學校，被科大機械廠的頭頭知道了，帶領一群手持棍棒和鐵錘的工人，高喊著：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把老農們打的落花流水，從此池塘的一切歸科大所有。
校園裏經常有農民牽著黃牛到處找草和綠樹葉吃，下課後我見到他們，詢問是否能幫放牛，農民高興地說：和農民打成一片啊，隨你遛，最好把牛放到大豆角地去。我聽話地牽著牛走向隔著一條大水溝的豆角地，牛一個健步跨過大水溝，衝進豆角地裏海吃起來，我跟著跨卻不幸掉到充滿淤泥的臭溝裏，然後聽到有人在大罵著驅趕牛，嚇得我爬上溝帶著渾身臭泥跑走。
我們住在一個曾經是師範學院學生樓的筒子樓，十幾家共用一個廁所和洗漱間，燒飯在樓道或者幾家共用的一個做廚房的房間，那時安徽許多貧窮地區的人到處討飯，他們有時會走上我們的樓道挨家敲門，我們多少分給他們一點食品。還有許多附近的農民到樓裏的廁所掏糞肥，如果遇到廁所被衝洗的很幹淨，他們會站在樓裏大罵：你們這些吃糞長大的城裏人壞死啦。
我的一個同學家裏是朝鮮族人，一次他媽媽穿著傳統的朝鮮服裝去七裏站的電影院看電影，被當地警察以裏通外國罪抓起來，最後科大保安部派人說明情況後給領回來。
那時媽媽每周有幾次晚上政治學習，她下班快快地吃了晚飯，就帶著我去她工作的圖書館和她同事們的孩子一起做作業，找圖書看，或者密集的圖書架間玩捉迷藏，我們經常會跑到會議室外麵，看到裏麵我們的家長麵前都有一本打開的同樣的紅皮書，他們念念，談談兩三個小時。
在合肥生活了四年，人民大學得到中央批準遷回北京卻解散了，員工們被分配到其他大學，而科大卻永遠地留在了安徽合肥。哥哥隨爸爸先行回到北京，1972年我回到北京，回到兒時的學校，見到兒時的同學和朋友，由於外地和北京學校有差距，便辛苦地補習趕上，記得那時最喜歡作文課，可以把在江西和安徽的生活經驗揉進文字裏，寫得生動活潑並且得到好成績，許多北京同學的作文比較充滿政治大局的語言我總也學不來。
那個年代我們經常在半夜三更被人民大學治保組敲門叫醒，說是為了北京的治安抽查戶口，爸爸立即拿出全家的戶口本，治保組人把家裏人挨個對著戶口名字和臉認證，一次從包頭來的舅舅晚上到我家還沒來得及申報臨時戶口，趕上抽查，解釋了好久，第二天一大早趕緊去辦理手續。
那個年代許多物品是按人口分配票據或者瓶購貨本購買的，好像糧票，布票，肉票。為了增加些油水，爸爸總是挑大肥肉和肉皮買，和便宜的胡蘿卜紅燒一起。院裏有個教授的兒子在一家菜市場賣肉，大家都爭取在他上班時去買肉，他見到院裏的老鄰居從不打招呼，在肉台上也是麵無表情，但是會悄悄地手一斜多割一點，鄰居們心存感激。
那個年代冬季家庭按購貨本定量出售的白薯，過春節的花生瓜子是我最大的盼望，每次爸爸都囑咐要節省地吃，但是我不斷創造提前吃光的新紀錄。
那個年代學校裏花很多時間搞思想教育，參與政治運動（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評法批儒…）, 或者是學工學農。慶幸的是爸爸有一定的世界史和世界領袖藏書任我隨便翻閱，人大宿舍院裏教授們的孩子們互相傳閱世界名著，有時拿到一本書我前半夜必須讀完，後半夜哥哥讀完，早晨就還回去。 爸爸每次把供大學教師看的內部電影票 （關於拿破侖，羅馬之戰類的）讓給我看，媽媽也會把圖書館的新書借出來幾十本給我和哥哥讀。所以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我們讀了不少書。
終於到了文革結束的那一年恢複高考的政策下來了，一定要考上大學是父母殷切的期望，怕一錯過便失去唯一的機會。
1978年哥哥從農村插隊的地方考入西安交大，1979年我以高中畢業的身份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成為新三界的一員。
政治經濟學是我大學專業，“是研究一個社會生產、資本、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經濟關係和經濟規律的學科”，一上來麵對眾多宏觀的，理論的概念和大詞匯令我迷糊，一知半解，考試多借助於死記硬背，提不起興趣，花了大量時間在圖書館閱讀世界各界發明創造家的傳記和故事，記不住人物，時間，卻很享受他們活躍的思想和打破框框著手實驗，創造，最終發明了許多造福人類的產品，雖然我沒有成為經濟學家和發明創造者，但是我學習到的思維方式對我闖蕩世界，接受不同文化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
八十年代鄧麗君的歌曲悄悄地卻如同洪水般傳入大陸，那美妙的歌聲劃過革命鋼鐵般心，喚醒人民溫柔的心底，我的老黨員爸爸一邊囑咐我們不要把聲音開的太大，一邊在一旁悄悄地聆聽著。
後來校園裏大喇叭廣播台灣校園歌曲，卻不容許播放鄧麗君的歌，聽說因為她經常慰問台灣士兵演唱。1984年香港歌星溪秀蘭在北京首都體育館為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進行募捐義演，全部收入用於殘疾人福利事業，我參與了整個演唱會的組織工作，審批演唱歌曲時，所有鄧麗君的歌曲全部被刪掉，鄧麗君是大陸台下的巨星。
大陸十年文革停辦大學，使得我們這批新三界大學生特別吃香，國家各大部位，省市單位和大學把畢業的大學生一搶而空，我去了分校教書，成為那年學校最年輕的教師。當我站在講台上大講價值和剩餘價值，無產階級做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麵對各種年歲的學生盲目的眼神，我不知道如何讓他們在知識上得到滿足，特別是許多廠長，經理回爐學生。
一次課後乘公共汽車，一個五十幾歲的銀行經理從座位上起身說：陳老師您請坐。我忙擺手拒絕，他說：向您請教一個銀行經濟改革的問題…… 我聽得頭皮炸起來，推說等我研究一下回複他，當然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初夏，我一個哈佛求學的朋友帶著一隊美國教授到中國各大學院訪問，日程安排中出現某個下午有兩個小時的空檔，問我能否到我們分校和老師們座談一下，麵對我校中青年教師，耶魯大學經濟學主任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對西方經濟學了解的程度，幾個同事侃侃而談，教授頻頻點頭，然後提問：一個方案被十個人投票決定，在五個人反對，四個人支持，一個人中立的情況下，請預測結果是什麽，在場所有人回答此方案無法通過，我回答：有可能通過。教授巡視一圈之後說隻有我的答案是正確的。散會後教授請我朋友叫住我問：你為什麽回答有可能？我說已經有四個同意的，爭取中立人同意，就沒有辦法否定了。他笑了，說今天所有在場的人談的都是別人的知識，比如某個學派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見解，你卻不顧所有人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結論很好，希望你考慮到美國來讀書，你有機會發揮你自己。
或許是由於受到教授的鼓勵，我著手申請美國學校，拿到好幾個錄取通知書，缺的是財政擔保書，有個在大陸得到我幫助的美籍華人答應給我作保，我興奮地跑去簽證，結果被領事告知我的擔保有問題，我不服氣又去一次，這次是副領事，他指著擔保書說：你看看，你的保人寫的是不給你作保，除非你需要。我瞪著眼回答：他說的沒錯啊，我是個自力更生的人，不需要他的錢啊。副領事鬼使神差的一邊搖頭一邊蓋章給了我簽證，我的保人得知後讚歎地說：真佩服你的勇氣，接著送給我一張赴美機票。
我的父母都沒有能力多想，我就和他們揮手告別離開了中國。
1987年能到美國留學的大陸學生為公派和自費生總數合起來比起現在少之又少，馬路上看到的華裔多為台灣人。一個清晨我在洛杉磯過馬路，迎麵來了一個白人老先生，他說： “早晨好，毛澤東（good morning Mao Zedong）”, 我吃驚而愉快地回答 “早晨好，裏根（morning Reagan）” 我們走到馬路中間的黃線，他伸出大手和我握了一下，然後揮揮手我們繼續各走各的路。
由於英語障礙，我先上語言學校，一個百來十人的學校大陸來的不到10%，我的班隻有我一個大陸生，剩下的來自台灣，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有一節國際文化課，老師讓大家各自介紹自己生活的國家，個人喜好，我說我喜歡看美國電影，比如：教父，維克多-維多利亞…… 一個韓國男生站起來大喊：你說謊，你們大陸看不到這樣的美國電影，你們沒有電器甚至連飯都吃不飽……
老師厲聲製止住他，問我大陸是否公開放映這些電影嗎？我說：沒有，我是借到錄影帶看的。老師對那個男生說：你必須向她道歉。並且麵向全班說：對於不了解的東西，不要隨意用自己的一知半解去下結論，更不能隨意給人扣帽子。我想起一句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第二天那個男生走過來向我鄭重道歉，他說他在報紙上看到大陸落後貧窮，便認為我亂說，他父親嚴厲批評了他，他請求我原諒，我們握手言和。
那時候許多大陸自費留學生如果能拿到獎學金和在校協助教授工作，可以保證基本生活要求，如果沒有這種機會的學生除了上課就是到處尋找打工的機會，由於受到工卡的限製，隻能找餐館，住家保姆，小旅店夜班等工作（不見得合法）。有個在大陸五金進出口公司工作過的同學，在一個環境很差的小旅店值夜班，上午我們課間還一起聊天，晚上他被闖進店的非裔搶劫犯一槍打死；一個在大陸唱女高音的小歌星，為一個老人開車，上高速公路時被一輛大貨車撞飛死去；有個北京廣播學院畢業的女孩做住家保姆，老主人大小便失禁，她一邊清理糞便一邊流淚；進餐館打工的經曆了走進去昂首挺胸，到識時務為俊傑的過程，收起大陸人民當家做主的意識，為了求生和掙老板的薪水，低頭接受老板的要求，生意忙時員工各就其位工作，閑時幫助掃廁所，摘菜，做雜活。那時我在一個台灣人開的餐館打半工，一次我連續發高燒一周，每天咬牙去上班，病好後老板說：其實你如果向我請假我會批準並且照樣付錢給你，但是你沒有那樣做，我很讚賞你。
那時媽媽每次寫信來都問：你有飯吃嗎？能吃飽嗎？會不會餓死啊？我安慰她：吃飯不是問題，在美國餓死的不多，大家努力奮鬥的是完成學業，得到身份，找到工作，買車買房子，建立家庭和穩定的生活。
大部分腳踏實地的自費留學生艱苦奮鬥拿到學位，找到公司辦理居留身份，安心地紮根美國創建自己的新家園，
九十年代初我回大陸探親，那時中國百業待興，服務業質量不敢恭維的地方太多，我返美歸程飛機鄰座是一位美國老太太，她和旅行團在中國旅遊半個月，我向她訴說對大陸種種不滿意，她微笑地說：我們離開美國時以為要去一個破爛的國度，沒想到看到很多笑臉和文化古跡，品嚐了各種美食佳肴，至於服務方麵的欠缺不奇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路程，何況中國這麽大的國家，慢慢來吧。我聽了挺感動的，一個外國人中國充滿寬容和希望，是我想不到的。
在美國生活的三十幾年，我從一個留學生到美國永久居民，進而成為美國公民，是一個投入，接受，篩選和參與不同美國文化熔爐的過程。
“美國獨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這種信仰深深植根於美國文化的價值觀中。美國人認為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對公開表示敬意如鞠躬感到不舒服，“平等”的信念使美國人在對待他人的行為中非常隨意，輕鬆親切地直呼其名。記得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家台灣駐美國分公司工作，公司裏有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台灣人和我這個大陸人，大家見到總裁彼得陳都直呼彼得，隻有台灣員工稱呼彼得“陳總”，有個白人同事問我為什麽不稱“陳總”？一個台灣員工插嘴說：“她是大陸人，可以和你們一樣稱呼，我們隨時會被調回台灣，直呼彼得會被認為不尊重權威.”
後來我又在一個台灣人創立的公司工作，這裏大家都直接叫總裁的名字查理，因為這是美國公司。再以後我進入美國的十人，百人和萬人公司，大家都彼此直接稱呼名字。
美國人在與他人打交道時傾向於重視，坦誠和開放，在發生衝突和分歧時最好當事者直接交流，以便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在美國大公司是極力提倡的。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在家聽父母的，在學校聽老師的，工作時聽領導的，這種聽話包括有問題時要上報給這些權威，由他們仲裁。在美國自己努力解決問題是基本能力，如果甩手把問題上交老板時，會被問到：你有沒有和對方直接談談？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我可以幫助你做些什麽嗎？久而久之成為能力薄弱的一個特征而無法得到信任和新的機會。
美國人喜歡用一句古老的諺語：要求寬恕比獲得許可更容易，和中國人的先斬後奏有相似的意思，這在美國公司非常實用，該做的事情就去做，萬一做出問題趕緊道歉，得到原諒的機會超過凡事請教被厭煩的狀況。
美國人對自由性和獨立性的培養自小開始，代代相傳，小小的年紀自己穿衣服，吃飯，摔倒了爬起來；許多家庭要求孩子從小用不同的方式幫助家長：倒垃圾，洗車，遛狗，送報紙，我的一個美國朋友的兒子大學二年級決定退學成為專職作家，為了支付自己的房租和日常生活開銷，他在商店當收銀員，我同事心裏非常擔心和惦念兒子的生活狀況，給他的銀行賬戶轉去一些美元，兒子打電話說：感謝媽媽的愛心，但是請千萬不要再轉錢給我，我可以養活自己的。我的朋友感到她觸及兒子的自尊和獨立性，道歉並且再不自作主張送錢了。
想想我自己養孩子的經驗，在他們兒時基本上是中國式的包辦照顧，對他們在學習上的高要求超過鼓勵發展他們的興趣，逼他們彈鋼琴，畫畫和其他課程，幾乎沒有思考太多他們個人的喜好，當他們成長到反叛年紀時，堅決拒絕被強迫安排，我也逐漸進入和接受美國文化和 價值觀，學習了解孩子們的世界，少講不講空洞的大道理，接受他們個人發展和獨立自主的要求。記得他們小時候我很喜歡給他們樹立某些榜樣，告訴他們某某人做的如何好，他們大些時候告訴我那是最糟糕的嚴重打擊他們自尊心的行為，學校的老師也從不比較孩子們，因為每個孩子擁有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比較會忽略該改進的部分，打擊發揮特長的效應，某種程度上講，孩子們帶我深入美國社會和文化。
美國夢是一種信念，是一種通過犧牲，冒險和努力工作而實現平等，自由，富有，法製，保障，安全和發展；美國是個將世界各種族移民文化，曆史包袱和價值觀融合在一個熔爐裏錘煉，不同的元素與一個共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與否和融合的程度實在是個人的選擇和努力。
三十年前像我這種來到美國的大陸華人，最初的奮鬥的目標是學業，買車，綠卡，工作，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那時大家湊到一起除了鄉情的交流都便是這類信息的互動，大部分人舍不得花錢去電影院，戲院，雖然找機會到各地旅行，享受大自然，但是和美國文化的深入接觸還是有限的。
接著成家育子，順著孩子們的觸角接觸許多孩子們的朋友家庭，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接觸到各個種族家庭，擴大文化了解和深入，和孩子們的交流如果以中國家長式，居高臨下的態度是萬萬行不通的，我們戰戰兢兢地學習做新移民，第一代家長，向社會學習也向孩子們學習。
在三十年裏經曆美國經濟繁榮，衰落和大危機，工作家庭的變遷，自己走向成熟。接著突然間大陸就變得那麽富有，湧進美國大批有錢人，現金買豪宅和其他享受品，留學的孩子們有家庭經濟上的鼎力相助，我曾懷疑美國的價值觀實現出現了捷徑嗎？不會的，完成文化熔爐交融的過程雖然沒有統一的時間，卻一定會有個過程的。
有一句很有意義的話說：“身心健康的秘訣是：不要沉浸在對過去的哀悼，對未來的恐懼和擔心，或者預期未來麻煩，而是要明智認真地生活在當下。”
我的一個七十幾歲的美國朋友，其父已去世二十幾年了，但是他一說起他父親待他不仁的事情就義憤填膺，列如：他剛工作時有一輛自己的汽車，其父堅持要送他那輛自己的老車，逼他賣掉他的車，結果兩個月後其父打電話給他索回那輛車，然後將那輛車送給自己的女朋友，害他幾個月靠步行和乘公車上班。他每次提及這件事都氣的發抖，可見語言擁有的功能包括把不同時間段發生的事情變成現實，引起人的情緒起伏。
微信發達的時代，許多對未來的恐懼，擔心和預期未來麻煩的消息四處流竄，引起人們的恐慌和沉重的心理負擔，我遇見一位優秀的心理輔導師告誡大家，遠離這種信息和熱衷轉播信息的人，相信正式的信息渠道，理智地判斷和接受事實性的信息， 對那些我們無法掌控和預防的狀況，既來之則安之吧。
其實活在當挺簡單的：把物質生活簡單化；對任何不如意的狀況裏找出積極的因素；保持幽默和歡笑；盡可能地原諒過去的傷害；把夢想和實際行動結合在一起，付之於行動和努力；不要杞人憂天，讓滿世界的壞消息攪亂自己的心緒，即便是天災人禍好像地震，洪水和火災…既來之則安之則對應，有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