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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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是對母親以及感謝母親對社會的影響的慶祝。美國對母親節的慶祝活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1908年一位叫安娜賈維斯的婦女在在西弗吉尼亞州格拉夫頓的聖安德魯衛理公會教堂為她的母親安-賈維斯舉行紀念儀式，安娜的母親在美國內戰期間積極照顧傷兵，並且參與推動和平運動，並創建了母親節工作俱樂部來解決公共健康問題。安娜賈維斯希望通過繼續她開始的工作來紀念她的母親，並且為了紀念所有的母親而留出一天的時間，因為她相信一位母親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更多的人”。
美國的國會沒有通過認可“母親節”為聯邦法定節日，”1912年，安娜賈維斯將“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和“母親節”這兩個詞注冊為商標，並創立了母親節國際協會。[15]她特別指出， “母親的” （Mother’s Day）應該 “是一個單一的占有欲，每個家庭都要尊重自己的母親，而不是紀念世界上所有母親的複數所有物.”(網絡摘錄)
今年美國的 “母親節是”星期日，5月12日 ！在網絡上查到中國的母親節也是同樣時間，記憶中從出生到1987年我離開中國，不曾有過慶祝 “母親節”，如今聽說商業慶祝活動會提前提醒大家，不管是行銷以噱頭還是誠心慶祝，都是一種進步，讓做母親在這天得到獨特的敬意和家人的特別祝福。
慚愧地說，直到我做了母親，我才切身體會到做母親的意義是沒有止境的，經常要犧牲自己的願望和需要來滿足孩子的需要；承擔著生養，教育和培養孩子的責任，對於職業婦女，更是肩負多重重擔，母親是女人經曆的最艱辛卻是最有收獲的工作。
回味一下我自己的母親，她今年該過八十九歲生日了，受高等教育，畢業於俄語學院（後來和其它大學外語係合並成為北京外國語學院），中蘇友好時代做過蘇聯專家的隨從翻譯，也有過翻譯作品發表；後來由於政治動蕩受家庭牽連，轉入大學圖書館工作，在全新的領域刻苦工作並且取得圖書館學專項證書，退休時是圖書館管理職位和副研究員。作為母親她養育了哥哥，妹妹和我我三個個子女，她是那種為了孩子毫不猶豫地隨時犧牲自己。有時我想母親這輩子個人最大的願望是什麽？她從來沒有提及，猜想或許像許多的母親一樣，隻求兒女健康成材和幸福。
母親1930年出生在浙江麗水市的遂昌縣一個由母愛為主，加上長輩大家族包圍嗬護的家庭環境，她出生時父親已經在上海另有家庭，雖然對她母親和家庭的經濟資助從未間斷，但是自幼她眼中的父親就是那張高高掛在牆上的父親的照片。她的母親每每聊起孩子們的父親時，隻有好話沒有怨言，並且囑咐孩子們要愛父親和敬重他，要求孩子們簡樸，誠實，自尊和努力。
母親的童年是快樂的，在花園套著花園的大宅跑前跑後的捉迷藏，爬樹，或者抱著父親寄來的洋娃娃串門到上房的爺爺家，經常的跑到街上餛飩鋪的閨蜜家吃麵條餛飩。到了上學的歲數，和幾個朋友每天翻山去隔壁大的鎮上的學堂念書，風雨無阻。
母親讀小學時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全國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內心充滿了敬仰。 十六歲時因為家鄉的教育相對落後，母親得到父親安排，離開家鄉去上海求學，第一次見到父親並且和他生活在一起。
母親和父親相處的階段是愉快，虔誠和小心翼翼地，帶著無限的敬畏，聽從父親對她從生活到學習的安排，她的父親要求她努力進取，獨立生活，國家和單位組織的要求高於一切，母親真是如此認真執行了一輩子。
母親1954年結婚，1957年反右鬥爭高潮時生了我哥，1961年國家自然災害時期我出生，1968年我的小妹妹在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時出生，也不知道母親的身心狀況在這些階段是怎樣的，猜想她經曆了她父親成為大右派而精神上誠惶誠恐，單位裏各種運動使她心驚膽戰，懷孕也照樣在缺乏營養和辛苦環境下生活工作工作，忍受一次次痛苦的分娩把我們帶到人世間。每當母親談及她的過去，很少聽到她對自己經曆的苦難有所抱怨，更多是歎息和抱歉當年資源有限，養育孩子的經驗貧乏，全身心投入工作和運動，無法給孩子足夠的關懷和照顧。
我出生時很瘦小，母親生我第二天出院，回家放下我感覺沒了音息大喊一聲: “孩子死了”，姥姥慌張地把手放在我的鼻子下，終於感覺到氣息，拍著胸口說“睡著了”，母親才放了心。我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和疾病做鬥爭的過程，我稍微受涼就會發燒，母親說是因為她懷孕時沒有足夠的營養，那時北京兒童醫院住院處和急診室的護士，大夫都認識我，每次母親抱著我跑進去，她們就說：“又來啦。”
那時我家住在北京東城張自忠路的人大宿舍，而母親工作在石景山地區的中國科技大學，每天早晨不到五點起床，匆忙出門前後換三趟車，路程近二，三個小時才到單位，晚上大約七，八點才到家，披星戴月的還一路買著家裏需要吃的蔬菜和水果，左斜右跨兩個包，手上再提個網兜，鄰居說她像全副武裝的女兵，想象不出她是曾經的高幹子女。家裏隻有一個煤爐，經常滅掉，全家夥食基本靠人大宿舍食堂，母親回來吃溫在煤爐上的剩飯菜，趕上爐子滅火了，她就放上熱開水湊合著吃。
我經常在半夜開始發燒，母親起床給我用涼水毛巾敷頭退熱，有時候削個蘋果，我記得她小心翼翼地一圈圈削著蘋果皮，然後仔細地把皮一點不剩的吃光，再喂給我一片片的蘋果肉，我問她皮好吃嗎，她笑眯眯地說：“皮是大人吃的。”
我稍大點被送去全托幼兒園，很多時間因為生病被送去隔離室，周末回家如果周日夜裏發燒，就會在家裏住多一天，我雖然燒的稀裏糊塗的，還是開心可以在家，母親眉頭緊皺的把我留個鄰居阿姨照顧，因為父親工作也非常忙。
記得一個周六我在幼兒園午睡，被老師叫醒，看到母親在窗外站著，說她提早下班來接我，平時我們都是周六下午四點多乘校車，回到家就已經是晚飯時間了。那次母親問我要不要去天安門玩，我開心的快喘不出氣地拚命點頭，記得我們換乘了好幾次車才到了天安門，那是個好天氣，我跑跑跳跳的一路歡喜，真是難得那天我沒有發燒。
兒時許多的節日都是母親帶著我在急診室打點滴度過的，有幾次回家時正是天上大放煙火，母親把我抱到人大宿舍門口的大獅子上仰天看著百花爭豔，姹紫嫣紅的煙火，在星鬥閃爍的黑夜裏大放光彩，母親也就此鬆快一下她腰酸腿疼的身子，嫻靜片刻。
除了愛發燒，我的牙齒和眼睛也不好，當年為了在北一牙科掛號，母親聽說必須早晨兩點去排隊，而公共汽車五點才有，母親就頭一晚坐在醫院門口一夜等號，但是矯正號一年才有五個，排了一夜也沒有拿到，懊惱無奈。 看眼睛是在協和醫院，有兩次我們排隊四個小時都沒有拿到號，母親去找眼科主任痛哭著求情，終於拿到一個號。
那年月人們工作六天，周日休息好難得，母親躺在床上給我和哥哥講她小時候的故事，記得她的鄰居是個打毒蛇蛇的專業戶，蛇皮賣給樂器店，蛇膽賣給中藥房，她的父親（章乃器）有一陣子患眼疾，她母親買了許多蛇膽裝在瓶裏寄給遠在上海的他，最後治好了眼病。母親還叫我們用俄文數數（阿金，達瓦，特立，曲德利，壩基……），數到十我們就起床了。
母親不擅長做家務和燒飯，卻喜歡計劃和實踐，有一次做紅燒鴨子沒有清理屁股，成品臭烘烘的，我堅決不吃。 她做餃子是個巨大工程,從和麵，剁餡到包好用去大半天，最後全家吃的是菜肉麵片湯，我們為了對付饑腸轆轆，毫無怨言地把一碗不知叫什麽的食品灌進胃裏。
我妹妹1968年出生時，北京的各大高校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遷到地方艱苦的地方，父親的中國人民大學的目的地是江西餘江一帶，母親的中國科技大學是安徽合肥，由於父母均屬於出身不好的一類，雖然小妹妹才出生，也不敢要求留在北京，但是害怕幹校環境條件太差，養不活她，就找了人大門口看門的職工老兩口寄養妹妹，記得全家推著妹妹的小車去那個職工家，見到他們居住的一間平房，一個雙人床占大半個屋子，有個桌子，兩把椅子，幾個木箱，我們隻能站在門外看著那個狹小的環境，把妹妹留下後，我們默默離開，我七歲的心空蕩蕩的，母親留著眼淚獨自走，回想當年的她，一定是心如刀絞般的痛苦。
不久父親打前站先去了江西，母親每天照樣頂著星星出門，踏著月光進門，我和哥哥胸前掛著家門的鑰匙自己上下學，去人大食堂買飯吃，母親回家煮一碗掛麵，放點醬油和醋快快吃完，就檢查我的作業，不記得她有沒有過問哥哥的作業。
後來聽說母親要調入人大，全家就開始準備隨人大下遷，每家發了木頭做箱子，母親哪裏會做木匠活呐，望著一堆木頭急的掉眼淚，找不到願意伸手幫助我們的人，而啟程的日期眼看就要到了，母親去請求我們的姨夫幫助，說來悲哀喲，姨夫是協和畢業的外科醫生，因為右派身份被發配到北京郊區一個公社做了全能醫生，包治人畜疾病，捎帶做各種農活，幫我們打造箱子真是小菜一碟，有著姨夫一雙操刀治病的手，半天就把我們需要的幾個箱子裝好了。
下放到了江西，我和哥哥就和父母分開了，他們去做修路工程，每天揮汗如雨地幹著沉重的粗活，我被送到人大幼兒園辦的集體管理所，哥哥被交給一個父親同事的家人照顧，妹妹在北京寄養，一家五口人四分五裂，我和哥哥每個月見到父母一次。 幾個月後，母親調入人大的手續一直無法辦妥，並且被科大停了薪水，我們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母親隻得服從組織回歸科大，我和哥哥便隨母親去了安徽合肥，雖然全家繼續四分五裂，但是畢竟我和哥哥可以和母親生活在一起，隻有小妹妹還一直孤獨地在北京被寄養。
在安徽的四年是和母親接觸最緊密的時候，母親對哥哥不大管，可能因為哥哥從小喜歡無線電，買零件做半導體收音機，人很安靜，對我就跟蹤追擊，除了每天檢查作業還要求寫日記，並且一遍遍地寫直到通過她的審查，我經常感覺痛苦，直到後來我的作文經常拿到優秀分數，我才對母親心存感激。
那時父親的假期要跑到北京看望妹妹後再跑到安徽看望我們，我們很期待父親的到來，他會帶來許多北京的糖果和點心，帶來小妹妹的照片，全家圍在一起邊吃邊看邊聊，母親不斷地問妹妹的情況，她那時才兩歲，漂亮的像洋娃娃，可惜她出生一個月就和家人分離，而且離我們那麽遙遠，不知道父母的心上是不是都是分離的疤痕。
大約1972年，聽說下遷的中國人民大學被批準回北京，母親和父親商量送哥哥回人大的江西幹校，以便他能隨隨父親先行返程北京，果然半年不到他們就回去北京了。
周轉在幹校之間，我在江西地方學校學習耽誤了學業， 雖然後來去了科大附小，但是已經和北京學校的進度脫節不少。不久，父親寫信給母親要求我為回北京做準備，為了補習功課和北京教程拉平，母親專門請了語文和數學老師給我開小灶，那時的人都很單純，沒有想到索取服務費，母親從節儉的生活費裏擠出錢，買些水果點心送給老師們以示感謝。
1973年父親要我回北京，母親好想親自送我回北京，但是請不了假，也沒有足夠的錢買兩個人的火車票，在科大四處打聽找到兩個去北京出差的叔叔，托付他們帶我走。那天母親送我到火車站，一直囑咐我路上要聽話，當火車啟動離開站台，看見母親孤單的邊揮手邊流淚離我越來越遠直到消失。
本來以為母親不久也會回到北京，不曾想中國科技大學被要求在安徽合肥長期落戶，母親雖然戶口在北京，卻是右派家屬的身份，北京沒有任何單位接收她，她在那裏孤零零的一呆就是十年，隻有寒暑假到北京探親我們。
那時母親寒假來北京探親三個星期，暑假時間比較長些。每次知道她回家的日子我都很興奮，放學就往家跑，記得兒時，夏季白天時間長，每次在戶外和小朋友玩，看到母親回來的身影我就跑過去，母親常會從口袋或者書包裏拿出糖果，我拿了就跑回去玩。 成為青少年了，見到母親有著靦腆的興奮，接過她遞過來的新衣服，才笑成一張花臉。
成長中的我們身心都在在改變，長成青年的哥哥繼續他自己的無線電熱愛活動，和誰都說不上幾句話，五歲的妹妹幼小時見過父親多幾次，跟他比較親近。我是比較自由散漫，經常被老師告狀說上課愛和同學說話，父親開了家長會回來皺著眉頭說：“上課就好好上，說什麽廢話？” 除此之外父親基本上采取鬆散的放養方式，他自己除了教課就是讀書，也隨便我在他的幾個書架上隨便抽出書讀。
母親似乎對自己長年不能在身旁陪伴我們成長深感內疚和焦慮，對父親的教育方式不屑苟同，回到家就忙著檢查我的學習成績，如果我拿到95分，她總是問為什麽不是100分。周末早晨八點鍾她買好早餐，然後催促大家起床，念叨著：“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我隻有咬牙起床用餐，然後開始寫作業和讀書。母親不顧是探親假期，跑到科學院圖書館借來各類書給我們讀，慢慢的隻要母親回來家裏就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我是個比較好奇的人，一次讀的小說談到有人想逃到外國，我問父親他們怎麽逃可能出去，母親聽了大吃一驚說：“你想叛逃？你找死呀，全家都會被你搞死”。父親連忙說：“她小孩子喜歡問問題是好事，哪裏有那麽容易的事，國家疆域遼闊，許多沙漠，森林，高山峻嶺的，走不遠就餓死，累死，被動物吃了”。母親可能是被各種運動搞得膽戰心驚，哪裏容得一絲不良思想，越來的我都不敢在她麵前多說什麽，有一個暑假結束，母親要回科大，讓我和父親一起去火車站送她，我拒絕了。父親回來說：“你應該去送母親的，她難過得一路流眼淚。”我內心難過，但是嘴上帶著哭腔說：“我不要聽她一路教訓我。”
我高中期間，母親經過各種周折終於調回回北京，全家有歡聚的幸福感，但是不久我們就對她的那種嚴肅，緊張，聽訓和執行的教育方式開始了各種抵抗，而傳統的中國家教是不能和父母頂撞的，經管有自己的看法和道理，卻說不清道不白，甚至被訓斥，鬱悶中隻有努力學習，考上大學。完成學業後得分配的穩定，看到認識的朋友一個個出國留學，我也折騰了幾下就到了美國求學，工作和生活下來。
直到我養育了兩個孩子，我才逐漸意識到，我的母親真是一位有鋼鐵般堅強意誌和忘我精神的人。記得有個暑假，母親從玉泉路的科大研究生院提回四十本書給我們作為暑假的課外讀物，平日裏乘地鐵轉汽車也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我們在城裏的家，那天她提著這麽沉重的書，，雙手倒著走走停停兩個多小時才到家。看著她通紅的手上被繩子勒的一道道痕跡，我問她痛不痛？ 她回答說沒事。
我大兒子一歲時帶他冬天去北京，肮髒的空氣和寒冷的天氣把他給搞成肺炎，送進醫院住院，母親堅決要求陪住，為了讓我兒子睡好覺，她整夜坐在床上抱著拍著他，讓我回家休息。在母親的眼裏，我永遠是她想保護的孩子。
母親到美國探親，趕上我的小兒子出生，有一天她早晨起床感覺天暈地轉，卻不讓我請假照顧她，說她躺躺就行了，並且讓我把老二放在她的床上由她照顧，囑咐我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要影響工作。母親的執著和責任心從沒改變過。
後來她患了癌症，在北京做化療，別的病友有私家車或者稱出租還連哭帶嚎的，那時她快七十歲了，不麻煩任何人，強忍著嘔吐和渾身無力的難受，獨自程公共汽車回家，回到家倒頭到床上昏睡，不告訴任何人她的身體痛苦。
我常想我的母親是不是個鐵人呐？為什麽從來不抱怨命運和環境？她說抱怨有什麽用呢，不如解決問題來的實際。 我想或許 她的內心有盞明亮的生命之燈，隨時鼓勵和支持她戰勝懦弱和險惡。
母親不僅有著倔強剛毅的性格，還保持一顆天真好奇的童心，喜愛探索，充滿活力，記得一次帶她和孩子們去遊樂園，她看得到曲曲彎彎的超長過天車，拉著孩子們的手說一起去坐，工作人員看她白發蒼蒼，提示她如果心髒有問題是不能坐的，她揮揮手大搖大擺地和孩子們做了一個充滿尖刺激的過天車。
母親喜歡試吃各國食品，了解各種文化，參加各種旅行，特別喜歡看新聞，報紙和電視，對於那些哀歎孤獨，悲觀失望的人她無法理解，總說自己的時間不夠用，如今她腿腳不利索，走路慢悠悠的，卻不減低她對世界各地新聞和事件的關心，生活得興趣盎然。
青春期（13歲-19歲）是每個人經曆的自相矛盾的時期，這個年代的青少年渴望被接受，卻要測試和挑戰權利；以為知道一切但缺乏經驗；希望所向無敵卻又沒有安全感，我成長的時代父母權威至高無上，我的父母雖然沒有棍棒教育，但和孩子的交流和理解是欠缺的，母親對於我們兄妹們的成績好壞非常追究，而這一套用在我的孩子們身上是不行的。
我家老二高中時有兩門成績很差，我要求和老師談話，學校規定作為當事人的我兒子必須在場，不容許家長在孩子背後和老師私下會麵。我問老師：我兒子是不是班裏最差的學生，老師回答：“我們從不比較學生，每個人有自己的學習進程和興趣，你兒子有許多優點和長處，這兩門課程需要多努力一點就好了。”我兒子拍著我的肩膀說：“看，我說你不信，現在你放心了吧？”我母親知道了很不滿意老師的說法，我則加在兩種不同教育理念中為難。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從孩子們的身上學到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記得兒子們上中學時給他們開了銀行賬戶，固定放一定的金額，有時候看到他們亂花錢，就要詢問和說幾句，他們對我查看他們的賬戶很不滿意，大談尊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的權利。我問：“這錢是誰的？如果我付賬單我當然要看你買的是什麽。你想證明自己獨立的標誌之一是經濟獨立。” 他們聽了表示理解。
孩子們的朋友中有些不僅家庭經濟狀況富有，並且對孩子非常寵愛縱容，那些孩子買高檔衣服，皮鞋，花錢如流水，我的兒子們回來說也做同樣要求，我要求他們回答我幾個問題：是自己的確需要還是和他人比較的結果？ 如果拿自己掙的錢會不會買？老大從九歲就開始夏季打工，初中時暑假勤工儉學能掙了一千五百美元，他拿出一半的收入購買電腦部件，自己做了第一台電腦，就此喜歡上電腦科技，後來完成軟件工程師的學業，成為一名軟件工程師。
後來老二的青春叛逆期表現明顯，情緒波動，拒絕合作，令我煩惱無比。老大耐心地開導我說青春期的反叛思想和行為是身心發展的正常反應，正確的引導，理解和幫助是很重要的，否則有些人在該成熟的年長時期表現出青春反叛行為，有著不成熟的心態和行為那才比較糟糕。老大和我有著非常密切的交流，他經常自豪地告訴他的朋友，我和我母親什麽都可以說。
當老二提出要去別的城市讀大學和選擇他熱愛的專業，我們都支持他，我囑咐他無論走多遠，遇到什麽情況，家人都會是他最有力的支柱。我慶幸他願意為自己的獨立打基礎，相信他會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時代在不停地演變和進步，母親養育孩子的過程和條件也隨著時代進步而改善，但是十月懷胎的辛苦和分娩的陣痛還是那麽原始和令人震撼， “母親節”的到來隻是對我們的一個提醒，不要忘記自己辛勤和奉獻的母親，世界因為母親的存在才使生命更加完美。
問老鄉好，妳母親是浙江麗水的，我母親是浙江溫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