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懸石
遊走在文字與繪畫之間討論文學、繪畫、理論
與 書 有 約
這個題目，應從《讀書》雜誌說起。大約十五年前，翻譯了英國藝術批評家彼德·福勒的《藝術與精神分析》，出版後一位朋友寫了篇書評，發表在《讀書》上(易丹《維納斯的斷臂與嬰兒心理》，《讀書》88年第8期)。後來向福勒講起這篇書評，並告訴他《讀書》雜誌在中國文化人中的影響，於是他讓我給他郵去一本《讀書》。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讀《讀書》，非常欣賞那些寫得平易而有見地的專業文章。
讀得多了，便試著用《讀書》的方式來寫作。可是有朋友說，《讀書》是“圈子”雜誌，局外人打不進去。於是我開始留心《讀書》的作者，果然見了不少響亮的名字。再一留心，又發現不盡然，一年中在《讀書》上發表兩篇以上文章的人並不多，多的卻是每期上的新名字，甚至有我過去的老同學，隻是沒自己。所以我同《讀書》的緣分，便仍然隻限於讀。
十多年前到加拿大，無《讀書》可讀，連象樣的中文書也沒有，自己又疏於動筆，中文寫作水平急劇下降，對漢語的駕馭也似乎把握不住。亡羊補牢，到處找可作寫作範本的中文書刊，結果再次發現了《讀書》。那時王蒙到蒙特利爾的麥祺爾大學講課，有人問起他國內正鬧哄哄的“反對崇高”問題，他不答，隻說他在《讀書》上寫過這問題，讓人自己去讀。麥祺爾大學圖書館訂有《讀書》，從此我又每期必讀，算是複習中文。其間讀到過不少好文章，如《數碼複製時代的知識分子命運》(作者嚴峰，《讀書》97年第1期)。這篇文章的作者看待計算機的態度，讀者可能會見仁見智，我佩服的卻是作者的語言和表達觀點的機智。這樣的文章總是先睹為快，可惜圖書館的《讀書》每期都晚到好幾個月。這一晚，竟叫人難以趕上國內的學術潮流，更追不上文化界的新名詞。後來，我從加拿大遷到美國明州，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見到一整套的《讀書》，從七九年創刊號至今，一期不少，隻是新雜誌也仍要晚到四五個月。後來從明州遷往新澤西，紐約的摩天大樓舉目可望，每次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便都飽讀《讀書》。某日飽餐了精神食糧後，去曼哈頓唐人街采購物質食糧，發現百老匯大街上的中文書店有售《讀書》，而且比圖書館的雜誌早到得多，大喜，從此開始買《讀書》。
買書便是我的書緣之一端。
過去在加拿大買的書，大多是從舊書店搜羅到的，新書太貴，當學生時囊中羞澀，隻買得起幾元一本的二手書。但舊書買得多了，也會嚐到甜頭，竟買到些準善本。一本《歐洲名家文選》，一百年前倫敦出版，毛邊紙印刷，手工裝訂，書頂鍍金，許多書頁還沒裁開，要價一元。據說，早年的毛邊書，都附有一把小裁刀，讀者裁一頁看一頁，沒裁開的當然屬處女星座。拿到書一翻開，見裏麵的插圖是石版線刻，手工著色，還有藝術家的親筆簽名和日期，是真正的古董書。我一陣心跳，扔下個一加元的金色鋼蹦，夾著書一溜小跑，跟做賊一樣，怕書店老板識破。
後來在報紙上讀到新聞，說有人在歐洲逛書市，在十多元就買到的舊書裏，竟發現了價值上萬元的倫勃朗銅版畫，引得那裏的書市生意爆紅。看來沒長眼的書商還是有的。但賣我《歐洲名家文選》的那個書商並不笨，他曾把一本沒人要的破書，賣給加拿大國立圖書館，書價四千元。
當然，我也與不少好書失之交臂。在蒙特利爾的麥琪爾大學旁，有個叫“ 詞語”的舊書店，門麵很小，卻是個好去處。我每天到學校，總從書店門口經過，便每天進去逛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麽好書隻賣一元。在那裏逛了幾年，一元一本的書買了一大堆，後來搬家離開蒙特利爾，賣的賣扔的扔送人的送人，所剩無幾。現在想來，最該剩下的兩本書，卻鬼使神差沒有買。一本是加拿大著名文學教授弗萊在五十年代寫的《可怕的對稱》，研究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歌。他的神話理論和原型研究方法，使他成為當時學術界的泰鬥。另一本是日本中世紀宮廷女官紫式部的古典小說《源氏物語》，這部小說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就象《紅樓夢》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但比《紅樓夢》早了好幾百年，而且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不知道當時為何沒買這兩本書，隻記得書在手裏掂了半天，最後還是放下了。現在想來，後悔得要命。雖然這兩本書能在圖書館借到，但放上書架據為己有，總是滿足占有欲，何況才一塊錢一本。
有本書倒是至今仍記得為何沒買，那是三十年代德國心理學家艾裏克·紐曼寫的藝術專著《亨利·摩爾的原型世界》。紐曼用心理學方法研究英國雕塑家摩爾的藝術原型，與《可怕的對稱》異曲同工，是二十世紀西方美術批評的名著。我以為那本書隻賣一塊，付錢時方知是六塊，猶豫了一陣，還是作罷，書店老板肯定在心裏咒我了。沒錯，六元錢已經便宜得一文不值，後來在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地逛舊書店，再沒見過那樣便宜的書。但是，當時之所以沒買，是因為那時掙的錢，少到不敢告人，六元已是大數字。
雖說隻敢在小書店買舊書，但大書店總是要逛、新書也總是要看的。蒙特利爾的書店，無論是賣英文書還是賣法文書的，通逛。市中心的聖－卡特琳大街上有好幾家大書店，離學校離家都不遠，便三天兩頭跑去飽眼福，稱window shopping。有次在“章節”書店看到剛出版的大部頭《今日藝術》，作者是英國當代著名美術史學家史密斯，裏麵有五百多幅彩圖，印刷裝幀很精美，書價自然不菲，整整一百加元。那部書讓人愛不釋手，我看了放下，放下又看，來來回回折騰了兩個星期，最後總算鼓起勇氣，一咬牙把書買了下來。回到家立刻給一個好朋友打電話報喜，告訴他買了那本書。這位朋友叫格裏克，在一所大學任教，曾送過我好幾部極昂貴的藝術書，如《法國奧賽美術館藏畫選》，有七百多幅彩色圖片。他知道我喜歡什麽書，懂得中國人關於高山流水的故事。
暑假的時候，格裏克和我喜歡早上跑步，然後到蒙特利爾鬧市區的“段落”書店喝咖啡吃早點，那裏是我們看書聊天會朋友的好地方，還可對周圍的人悄悄評頭品足，稱people watching。格裏克是個書迷，在他的慫恿下，我開始買新書。文學書二三十元一本，還買得起，藝術書動轍就是五六十元，買得多了雙手會發抖。在那裏買了幾部大畫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繪畫》，《法國印象派繪畫》和《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雖然心痛書款，但摩挲著精美的畫冊，的確是種安慰和滿足。
十多年前在國內讀的書，幾乎是清一色關於西方的書，到北美後漸漸開始讀關於中國的書，俗稱時空倒置、文化錯位。格裏克是個中國通，他對中國的了解，遠比我對西方的了解為多，談起中國的事，他總是滔滔不絕。我對中國曆史、中國哲學所知太少，對中國古代藝術也不甚了然。說實話，中國留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程度，真不敢讓人恭維，無論是學理工的還是學文的，這都相當普遍。在我而言，花錢買關於中國的英文書來讀，既是了解中國，也是了解西方人怎樣看中國。到後來，見了關於中國的書就蠢蠢欲買，如今到手的有《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和《敦煌壁畫》等，都是些大部頭。眼下籌劃著要買的是《三千年中國繪畫》和《中國現代美術》之類。
因為買畫冊太貴，不敢將其劃入每月的支出預算中，隻能用工資外的收入來買，這筆財源就是稿費。過去當學生時，曾在唐人街一家報社打工。那時的蒙特利爾有五六家中文報紙，都不給稿費。有位朋友給一家周報寫專欄，每周一整版，寫了一年，累得半死，連稿費的影子都沒見到。而且各中文報之間冤家仇深，有識之士乘機起哄，互寫徼文鬥得天昏地暗。我等膽小之輩，唯恐避之不及，哪裏敢去染指，隻好把稿件給了外地的報紙。先是給國內報紙的海外版，但從不見回音，直到有人在報上見了文章來問我，才明白那家報紙既沒給稿費，也不理睬作者。此後寫了文章就改投紐約的《世界日報》，編輯很熱情，又有稿費，於是買書就有了著落。有時看見一部好書，價錢近百元，心裏就想著該寫篇什麽文章了。還沒寫幾個字，先把書買了回來，厚厚的一大本放在電腦旁，沉甸甸的，既當寫作的動力，也是不得不寫的壓力。
讀而後寫，便是我的書緣之又一端。
寫作並不全是功利的，更多的是因為寫作之樂，所以也給國內的某些刊物寫稿，基本限於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文章多刊於北京的《世界美術》和南京的《江蘇畫刊》。如果僅論稿費，一篇藝術理論，兩三百元人民幣，完全抵擋不了研究和寫作所花的時間，若想憑中文寫作而在海外吃飯，恐怕早就餓死異鄉了。然而，南北二京的老朋友看得起我那些不關國計民生的文章，肯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便是對我寫作的承認，也是與我分享寫作之樂。
若給不認識的編輯寫稿，會時有苦衷。你不遠萬裏，一稿郵去，卻永無回音，隻好懷疑是不是運郵件的飛機一頭栽進了太平洋，讓人不知該否改郵他刊。一改，會成一稿兩投，自己馬上就裏外不是人，仿佛欺世盜名，騙取人民幣。有年回國，在北京剛下飛機，朋友便告知，說在西安的某刊物上見了我的某篇文章，搞得我神經緊張，趕緊去查是何刊何文，以免兩投之嫌。算我多情，那家雜誌至今也沒同我聯係，既無稿費，也無樣刊。對這情況，有高人指點說，郵稿時附一寫好海外地址的回郵信封。我試了，不靈。高人又指點說，讓家人從國內寄些大麵值的郵票來，投稿時在回郵信封上貼足郵票。這招我沒敢試，怕太挖苦人。實際上，自從有了電子郵件，已無國內國外之別，隻要編輯敲一行字，說聲拙稿用或不用就行了，哪還需信封和郵票。
這年頭編輯們獨忙，不理睬文字垃圾，無可厚非。但要采用某人稿件，恐應打個招呼才是，而稿子已刊出卻仍不理作者，一個忙字就說不過去了。尤其身在海外，若編輯不睬，又怎知稿子的命運，到頭來背個一稿兩投的黑鍋，讀者還以為是小人圖財。
我在《讀書》上統共就寫過一篇《浮世繪》，不料有讀者動筆呼應，讓我受寵若驚。先是旅居日本的唐梵寫有短文《關於浮世繪》(《讀書》2000年第九期)，指出拙文的兩個問題。一是將日本畫家安藤廣重誤為安東廣重，蓋因我的譯名來自英文,而日語中藤與東發音相同，我在寫文章時並無日文材料作參考，隻隱約記得廣重的畫上有安東這一簽名，不知是否我記錯了。另一問題是我將廣重的著名組畫《東海道五十三次》誤為《東海道五十三次之內》，這當然是由於我不知道日語中的“之內”意即“之一”。過了半年，北京的董炳月又在《讀書》上發表了洋洋灑灑的長文《異鄉的浮世繪》(2001年第3期)，就我的話題而有新的發揮，尤其是他補充的關於法國雕塑家羅丹與浮世繪的故事，著實精彩。在浮世繪的話題上，我其實是門外漢，隻因初學日語，想了解日本文化，手裏又沒有這方麵的中文書，隻好讀英文書，結果為浮世繪所迷，一讀便不可收，幾個月裏竟買下一大堆關於浮世繪的史著和畫冊。自然，讀得多了手就癢，也顧不得外行不外行，寫好了就給《讀書》。寫文章總是為了給人讀的，若讀者讀了後水麵上連個泡也沒有，當是作者的莫大悲哀，若有讀者指出文章的錯處，則是作者的大幸。我的福分在於，雖給《讀書》投下的是粒小石子，總激起了一兩聲回應，我該感謝編輯和二位讀者。
寫作雖不能糊口，但有了稿費卻可以買書。除了新書，舊書仍然買，而且還介紹朋友去買。幾年前，國內學術界才子葉舒憲來北美訪問，第一站是蒙特利爾，我帶他去逛“詞語”，他見書如命，說這兒的書比國內圖書館的書還多，一下子買了一大箱，樂壞了書店老板，以後我去買書時總給我折扣。葉舒憲的第二站是紐約，去了一個星期，回蒙特利爾時又提回一大箱書，這時我覺得他有點可憐了，莫非他帶回中國的就是幾箱硬梆梆的書。過了一兩年，他從國內給我郵來他寫的北美遊記，其中講到在“詞語”買舊書的事，看來他還是個念舊的人。果然，他把我寫的一本書，介紹給上海一家出版社，書出版後，還替我鼓吹。
葉舒憲一身儒雅之氣，另一位朋友易丹則一派新潮。這也是學術界一位才子，他每次來北美，對舊書店都不屑一逛，隻揀時髦的東西看，遊山玩水，好吃好喝，然後就埋頭寫作，而且快得驚人，還沒回國，二十多萬字的書已寫好，回國沒幾天就出版，一時還成了暢銷書，據說用稿費買得一輛明晃晃的Volkswagen,讓人跌破眼鏡。這位仁兄第二次到蒙特利爾，仍住在我家，吃喝玩樂照舊，埋頭寫作也照舊。在蒙特利爾瘋玩了兩星期，其間更瘋寫了兩篇文章，一篇講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及魁北克的法語英語之爭，三個月後就發表在《讀書》雜誌上(易丹《加拿大製造》，《讀書》99年第9期。)，真是快人快手。
易丹多才多藝，寫過中國藝術史、歐洲文學史，還寫過小說戲劇和電視，甚至寫過關於電腦網絡的書。十多年他前發表的中篇小說《璞琳》，其描寫頗有表現力，讓我佩服了很久。裏麵寫他八十年代初剛到美國留學時，有次在密西根湖邊看到一群野鴨子，低低地貼著地麵向遠方飛去，寫得意境悠遠。九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天，我去伊利湖邊，途徑一個孤零零的鄉村小教堂，剛在教堂門口的台階上坐下，一群野鴨子就撲撲騰騰地從雪地上飛起，在灰色的天空下，貼著湖岸低低地飛向遠方的地平線，竟把我帶進了小說描寫的境界。
現在好些人寫作，要麽佯裝幽默，要麽矯情萬種，其文章我越讀越害怕。作者們故作不經意的樣子，用語調侃，甚至裝瘋賣傻。相比之下，誰若一本正經地寫，就成了大傻瓜。隻有我等蠢人，才寫得認認真真，就象魯鎮那個嘮嘮叨叨沒完沒了地拚命給人講茴香豆的茴字有多少種寫法的身穿髒乎乎的黑長袍又總是站著喝酒的孔乙己。
其實，我喜歡讀畫家寫的文章，他們不做作。有次去紐約，住在陳丹青家，他拿出一大迭打印稿給我看，那是他很快就要出版的文集《紐約鎖記》。我讀了一宿，沒料到畫家的文章寫得如此之好，了解陳丹青的人，定會品出其中妙處。陳丹青寫文章，徐徐道來，象流水一樣自然，該說的話都說了，卻又象什麽也沒說，老到得滴水不漏，又實在又空靈，幾乎無可挑剔（除了用括號太多而外，－－恕我胡言）。他的文章，顯然是字斟句酌過的，嚴密而毫無斧鑿之痕。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忍不住說，你的文章是那樣水到渠成，看不出遣詞造句的痕跡，就跟沒修改過一樣自然。他楞了一下，笑笑說，還是修改過的。看來，文章寫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一定是歸真返璞，匠心不露。後來聽別的朋友講，陳丹青還真下了一番功夫，拜師學習中文寫作，難怪他寫文章是那樣天衣無縫。
我在國內的朋友中有些是詩人，他們的詩，我讀不懂，蓋因我對詩天生懼怕之故。上中學時還寫點詩，一進大學，校園裏滿是詩人，當時人們說，你往天上隨便扔塊石子，落下來定會砸到某個詩人頭上。在那麽多詩人的校園裏呆了四年，自信心喪失殆盡，不僅自愧不如，也被詩人們神神鬼鬼的言行舉止嚇壞了，便發誓不寫詩。在蒙特利爾時，唐人街的詩人詞人多如過江之鯽，當地的中文報，一家比一家發表的舊體詩詞多，於是也敬而遠之，躲為上計。
從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到美國明尼蘇達州任教，剛開學，係主任問我寫不寫詩，我嚇了一跳，忙聲辯不寫，而且也不懂詩。後來得知，這位係主任是詩人，但好在不裝神弄鬼，也無怪言異行。於是讀他的詩，能讀懂，自信心才漸漸恢複。
在明州時先是住在鄉下，向一戶養牛的農民租了一層樓。房東養了九隻貓，貓兒們對我占了它們的地盤很不滿意，總是伺機報複，最惡毒的手段就是跳上我的書架減輕自己的負擔。它們沒能用濕臭趕走我，就重新劃分領地。頭幾天是群貓大戰，半夜裏打得鬼哭狼嚎，象是前幾年那唱紅了百老匯的著名歌劇。隨後它們休戰妥協，以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方式劃地為界，我的書又被淹了一次。一年後我從鄉下遷進明尼阿波利斯，住在密西西比河邊，收拾書時才發現，那部一加元買來的《歐洲名家文選》，已被群貓用液體和氣味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其它被汙染的書我都扔掉了，這本舍不得，就放在陽台上接受陽光的洗禮。
每次搬遷，我的書都損失非淺，好在寫作尚能繼續。這不，這篇文章一完成，或許就能去買些書回來作補償。
二OOO年夏，明尼蘇達，初稿
二OO二年春，紐約上州，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