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說，有翻譯，有隨筆，想起什麽寫點兒什麽。
老爸走了一個月了。
疫情前的時候，老爸動筆寫了一些回憶的文章。但疫情一來，他身體每況愈下，也沒有精力寫長篇，隻有一些片段留了下來。他曾經給我們講過一些自己經曆的故事，等有時間了我再記錄下來。今天發這篇他最早寫的，就作為紀念吧。
1、我的貧民家庭
在貧窮的北京南城，離虎坊橋不遠，有一條南北向的胡同，叫潘家河沿。它南通南橫街，北通北堂子胡同，而北堂子胡同東口是粉坊琉璃街，西口是果子巷。這兩條胡同的北麵出口，都是虎坊橋大街以西的騾馬市大街。自清末以來，已經成為北京南城的繁華地帶。騾馬市大街上有許多店鋪，有百貨店、南貨店、綢布莊、中藥鋪、棺材鋪、西醫診所，還有南城有名的大飯莊賓宴春，其位置在騾馬市大街靠近虎坊橋的路南，斜對麵是梁家園胡同。我對賓宴春記得比較清楚，是因為那裏經常有喜慶儀式，有吹喇叭抬轎子的熱鬧好看，更可以看到我的爸爸，他經常出現在抬轎子的人群中。我的童年就是在這個貧民地區度過的。
我的父親左錫昆，自幼出身貧寒。據他自己說，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是清末民初負責點路燈的工人。那時電燈還不普及，路燈都是煤油燈。我的祖父每天的工作就是扛個小梯 子，提個油壺，往路燈裏加油，晚上把燈點著，天亮把燈吹滅。這樣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呢？祖父沒有活多久，當我父親九歲時，我的祖父貧病交加撒手人寰，丟下我父親兄弟三個，即比我父親大三歲的大伯和小三歲的叔叔。我父親從來沒有向我提起過母親，即我的祖母。我記憶中更沒有祖母的影 子。但我的童年卻是我的舅爺，也就是我祖母的弟弟陪伴的。正因為在生我那年我的舅爺六十歲，所 以我的小名叫六十，可見舅爺與我關係之密切。舅爺姓名我不清楚，但他是慈樣溫和的孤寡老人，視我為親孫子，這點我還是有印象的，因為他總是把我扛在肩上到處玩。可惜，我的這位親人也不長壽，我五歲那年他也去世了。
父親的大哥亦即我的伯 父叫什 麽，父親沒有說過，反正是錫字輩的。大約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 期，也就是軍閥混戰最嚴重的時候，我的這 個大伯父被奉軍招去當了兵，從此渺 無音信，極有可能當了張作霖的炮灰。我的叔叔叫左錫斌，不到十歲就被我父 親送到隆 福寺一 家飯館當學徒，以便有碗飯吃。當時父親兄弟幾個日子過得太艱難了。父親十歲左右就拉洋車，一個人拉不動，我的叔叔就在後麵推著。冬天到了，寒風刺骨，父親兄 弟幾個的日子更加難熬。記得解放後有一次過年時，家裏吃餃子。父親動情地問我：“你知道我們小時候過年吃什麽？人家是剁肉餡、剁白菜包餃 子，我們哥仨剁蘿皮，攙和上棒子麵（玉米麵）熬粥。小子，如今可不能不知足啊！”
我的生母姓姚，名字無人知曉，興許我父親知道，但按過去的習慣，人們可能隻知道她叫左姚氏。她是北京南城西便門裏窮苦人家出身。在我的模模糊糊的印象裏，她是個圓 臉、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的年輕女 人。相貌應該還是可以的，可惜因小時出天花，臉上留下了一 些淺麻子。可 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她才嫁給我的窮爸 爸。媽 媽對我如 何，我已無記憶，因為就在我三歲那年，她因為生我弟弟時得了產後風，很快就去世了。據我父親說，我的弟弟因無人撫 養，還不到一個月，就送給了人家。據說這家人住宣武 門外，是開棺材鋪的。我小時候真想到宣武門外找找這家棺材鋪，但父親說，當時與人 家講好的，今後絕不去找，否則人家不收養我弟 弟。我父親是很講信義的人，不僅自己從未找過，也不許我和我的叔叔去找。這一 直是我的一個心病。當我長大一些，獨立意 識較強後，我也到宣武門外大街去找過，但那個地方已經完全變樣了，起碼棺材鋪早就沒 有了。因為解放後不久，大約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前後吧，北 京市大力推行火葬，棺材鋪也就不得不關張了。據我叔叔後來說，我父親曾在天橋附近見到過收養我弟弟的這個人 家，但沒有去認我的弟弟。他就是這 樣一 個說到做到的人。
2、我父親的一生
前麵我已經多次提到我的父親。現在我要專門談談父親的為人。因為家裏窮，父親沒有讀過書，從小就不得不為養家度日而辛勞。還沒有成家時，我叔叔就是父親的負 擔。父親一直關照叔叔，從送叔叔學徒開始，直到叔叔學成後到口外謀生，父親對他關懷備至。所以，叔叔與我父親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此外，父親的孤苦伶仃的舅 舅，也就是我的舅 爺，也是父親養老送終的。
父親從小就沒有穩定的工作。一是當時社會一直處於戰亂之中，沒有發展經濟的客觀環 境；二是本身沒有文化；再就是家庭負擔。他學過泥瓦匠，學過做飯，但都沒有學出 徒。這不是因為他笨或是懶，而是各種事牽扯著他。另外，他本人天性又不愛受人約 束，總想自己幹一番事 業。就這樣，大約在我四五歲時，父親租賃經營了— 家茶館，地 點在虎坊橋南麵的北堂子胡同。這 條胡同東口通粉房琉璃街，西口通果子巷，而粉房琉璃街和果子巷又與騾馬市大街相連，騾馬市大街的東頭就是虎坊橋。這些胡同其實都很短，離得都很近。這在當時的北京南城就算是比較繁華的地帶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我的舅爺去世，父親續弦娶了我的後母左劉氏。我們的家也從潘家河 沿64號搬到北堂子胡同4號，就在茶館的對麵。
我記得茶館的名稱叫裕泰恒，但與人藝話劇《茶館》中的老裕泰無關。
這是一個很簡陋的茶館，有幾個大條桌，每個條桌兩側擺著長 凳。早晨供應茶水。來喝茶的都 是當地普通居民，有的是賣苦力的，有的是閑得無事的微有些錢的遺老或無業遊民。賣苦力的往往從家裏帶些窩頭、鹹菜，到這裏叫壺“高末”（最便宜的花茶末），吃完早點就幹活去了。而那些遺老們則把鳥籠子掛在茶館屋簷下，從粉房琉璃街口的早點鋪裏買些燒餅果子，在這裏邊吃邊聊，到接近中午才各自離去。所以，早晨茶館裏還是滿熱鬧的。中午和晚上就主要供應麵條了。我記得比較好的是打鹵麵、炸醬麵，次的就是芝麻醬麵和花椒油麵。每樣麵都要配之以麵碼，根據時令的不同，夏秋季麵碼用黃瓜絲、芹菜末，冬春季用白菜絲，還有一年四季不可少的豆芽菜、煮青豆、煮黃豆、大蒜瓣，春天還必須有青蒜末。麵條是我父親一把一把抻出來的。煮好的麵條澆上澆頭，放上麵碼，再澆上米 醋，這麵條甭提多麽誘人了，又經濟又實惠。所以中午和晚上食客還是挺多的。到了晚上，又恢複供應茶水，同時茶館又變成了書場，請評書藝人來說書。我記得，我在茶館裏聽過的評書有《說嶽全傳》、《包公案》、《水 滸傳》，但對我吸引力最大的是《七俠五義》和《濟公傳》，因為《七俠五義》是武打的，《濟公傳》詼諧逗樂。說這兩部書時，我每晚都早早吃完飯，坐在書案前較矮的小凳上等著開場。說書藝人每當說到最關鍵時刻，總是說：“要知後事如何？”接著用驚堂木一拍桌子，說道：“且聽下回分解”。這時，我就站起來拿個小柳條編的笸籮，到各個桌子去斂錢。我爸爸媽媽的任務是聽客沏茶續水。晚上等書場結束了，我把裝在我口袋裏的錢倒在書案上，由說書藝人與我父親分成。這段日子還算過得去。但這也就是抗戰勝利後的兩三年，經濟情況較好。隨著內戰的發展，人民解放軍越來越逼近北京城，北京人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了。我爸爸經營的茶館兼麵館生意日漸蕭條，到1948年初，就不得不讓給別人經營了。我父親又開始賣苦力的生涯。
父親賣苦力幹得最多的，是拉排子車（一種專拉大件物品的平板兩輪車），其次是當轎夫和杠夫。轎夫就是抬轎子的。那時結婚都要用花轎接新娘。轎夫都穿藍色或綠色的長衫，頭戴類似老式銅臉盆那樣的帽子，一手叉腰，肩上抬轎杆，另一 隻手要甩起 來，而且八個轎夫動作要一致，轎子才能平穩。杠夫就是為死人出殯抬棺材的。舊日京城內，窮人出殯一般是八抬杠或十六杠。稍微有錢的用三十二杠。特別有錢的達官貴人或商賈出殯用六十四杠。而特別窮的也有隻用四個人抬的，叫“一根釘”，或用 “送人車”（即小平板車）拉到墳地的。從事轎夫或杠夫的工作一般比較自在，隻要與杠房（出租花轎或抬死人的杠的商號）保持聯係，隻要是熟人，就幾乎每天都有活幹。這種工作幾乎都是幹半天就完事了。因為結婚的幾乎都在城內，出殯的也在近郊，還有相當一部分墳地在城裏，如現在的陶然亭或龍潭湖一帶。有關北京的風俗習慣，我在以後的章節還要詳細敘述。我在這裏隻想說，我的父親習慣比較不受約束的生活。因此，父親的出身應該定為城市貧 民。但是，他自幼心氣很高，沒有沾染城市貧民常有的流氓習氣，而是受旗人影響，身上保持了不少北京人重禮節、講義氣的特點。這也與他經 過多年辛勞有一點積蓄有關。比如論講義氣，父親是很典型的。那時，北京街頭一到冬天總有因饑寒交迫而死在街頭的窮人，俗名“倒臥”。一看到稍微認識的窮朋友病臥在街頭，父親總是大發惻隱之心，想辦法周濟一下。記得有一次父親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看到過去曾經常到父親開的茶 館喝茶的一個人，因年老貧 病而臥倒在街 頭，父親毫不猶豫地就把身上穿的剛剛由母親翻新的大棉襖給了這個人。可是這並沒能救這個人的命，第二天他還是凍死在街頭了。為此，母親（後母）與父親大吵一架。
直到多少年後，母親還經常耿耿於懷提起這件事，說父親是不顧家的人。每到這時，父親總是一 聲不響，偶爾說一 句“誰都有個有災有病的時 候，積德行善日後有好報應”。父親是不信佛的，但家裏有個小佛 龕，裏麵供的是灶王爺，每年陰曆臘月二十三都要祭灶，我也感興趣，因為祭灶的糖瓜和蜜供（一種甜點 心）到最後都會歸我享用。父親是文盲，但他說話、辦事總能抓住要點，所以在街坊四鄰當中他的威信還是滿高的。我記得，凡是街坊四鄰有吵架的，總是把父親叫去評理。要有動手打架的，那就更要我父親勸解了，因為他身高力大，一般人被他抓住手 腕，就甭想掙開。每當想起爸爸那高大雄岸的形像，我總是有一種自豪感。
但是，父親也有不好的習慣 – 他太愛喝酒了，以致於還不到六 十歲就患腦溢血，半身不遂了。盡管後來經中醫治療，恢複得還不錯，但他又急於上班掙錢，一累，就又複發了。父親雖然飲 酒，但我的印象裏他從來沒有喝醉過，隻有一次，大約是一 九五六年夏天，他們一批搬運工成立了合作社，他被選為隊長。因為有了自己的組 織，在合作社成立大會那天，他回到家裏，買了好幾種下酒菜，讓母親和我也跟著吃菜。這一次他喝多了，總是不停地笑，還不時地把他們合作社全體成員的合 影從牆上摘下來，反複地看，一邊看，一邊嗝嗝地樂。我和母親一 看，知道他喝多了。幸好，他吃完飯天還沒有黑就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陽老高。三年困難時期，他掙的錢也不算少，但都讓我母親到處給他找酒喝，哪怕同仁堂的藥酒，他也每頓四兩，照喝不誤。我帶他到一 位老中醫那裏去看病時，問大夫為什 麽他的病總反複，大 夫形像地說，他的血管就象老化了的自行車胎，補了這兒，那兒又撒氣，不可能好。真象這位大夫說的，他六八年五月第一次患病，以後每況愈下，七零年秋天摔了一跤，把髖骨摔斷，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直到七三年十二月三日去 世。因為他所在當單位是合作社性質的，不可能為他治 病。我剛剛參加工作，而且很快就要有小寶寶了，所以我也沒錢為他動手術。每當我想起這事，總覺得對不起我的可憐的老爸 爸。這都是因為窮啊！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臨辭世前，見到了自己的兩個親孫女。記得有時我們把兩個孩子抱到他麵前，他雖然抱不動孩子，也說不出來，但孩子叫他爺爺時，他連連點頭，用那隻還能動的左手握住孩子的小手，久久舍不得放開。我深知，他對孫女的愛是至深的，因為他早就盼望自己的隔輩人出生呢。他要是能動，一定會經常把自己的孫女捧在手上，扛在肩上。
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由於父親的遠見卓識，我才有可能從一個城市最底層家庭出身的窮孩子，成長為大學生、外交官。父親真是“鬥大的字不識半升”，為此他也吃盡了苦頭。因為，如果他稍有文化，憑他的心智，他是不會一輩子幹苦力的。他對造成大批窮人的社會原因開始是理解不深的，隻是深深地認為，他以及家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沒有文化。由此，他下定決心讓我學文化，即使我將來不能幹成什麽大事業，起碼到店鋪當個學徒也是好的。因此，早在我七、八歲時，他就送我到潘家河沿南頭一家私塾讀書。雖是私塾，但上的課程已經不完全是四書五經了，而是新的國文和算術。教書的是位老學究，國文課裏還攙 和了《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舊文 化。教學方式也與正式學校不一樣，而是象私塾，他靠牆而坐，學生圍了他半圈，因為他的教室是方型的，學生又不多，所以隻能是這種形式。這就造成許多可笑的事發生。他一麵講課，學生一麵在下麵做小動作，或是睡覺。一旦他發現，他手頭有一根很長的藤教鞭，會猛地敲向淘氣或睡覺的學 生。再不解恨，就把學生叫到跟前，拿出戒尺，即一把比普通量布用的竹尺略寬的竹 板，一 手揪住學生手指，一手用戒尺狠狠地打學生手心三下。我也挨過打，深知這滋味不好受，當時隻覺得手心又癢又麻，下來一看，則是又紅又腫又痛，好幾天才恢複知覺。幸好我在這所私塾裏時間不長，因為學費太貴，交一袋白麵（45斤），才讀三個月。48年入夏我被迫輟學，又成了滿街跑的野孩 子。但是，同院裏有的小夥伴仍然讀書，他們做作業時我經常湊過去與他們一 起複習，所以，盡管我沒有上學，可我認識的字已經相當多了。四九年初解放，夏天，我又進了粉房琉璃街小學，這也是私立學校。父親隻繳了半年學費，到放寒假，我又輟學了。50年2月，虎坊橋西邊的梁家園小學招二年級插班生。那是一所老資格的公立學校，學費不高，老師又好。我父親母親讓我試試考一下。結果我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以第一名的資格成為這所好學校的插班學生。從此，我就一天不差地讀完了小學和中學，順利地考入外交學院，成為我們左家幾代人裏唯 一的大學 生。在讀 的過程中也有過困難的時刻，主要還是因為父親沒有穩定的工作，因此遇到交學費、買書本時，總會有些難處。但父親母親總是想辦法解決。父親說，家裏即使炒菜不擱油，頓頓窩頭鹹菜，也要供你念書，就看你有沒有出息了。這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 海裏，督促我不敢放鬆學業。所以，我在整個上學的十幾年裏，各科成績都不錯，在班裏總是名列前 茅。從我讀書的經曆中，我悟出一個道理：有錢人家的孩 子不一定成為人才，而窮人的孩子往往有出息。但這又不是絕對的。隻有家長有決心培養你的孩子，孩子才可能學出來。有的人家比較窮，父親母親希望孩子早點掙錢養家，這肯定對孩子產生負麵影響。而我的父親母親卻盡力支持我讀書。記得初中畢業時，到處有招工的。當時豐台機務段到我們學校招火車司爐，將來肯定是當火車司機，這是我所向往的職業。我征詢父親的意見，他堅決反對，認為這工作仍然沒有脫離賣苦力的圈。隻要把書讀好，將來什麽好工作找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