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海歸給毛澤東的信

葉渚沛不算典型的老海歸。他1902年出生於菲律賓，父親是愛國華商，曾支持過孫中山革命。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冶金化學碩士學位，1933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金屬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在美期間加入美國共產黨。回國後，任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化學專員，因幫助共產黨抗日，遭國名黨白眼，1945年再次出國，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任職。

1950年偕美國妻子和子女回國，因不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長時間置閑，“在冰箱裏凍了6年”。他開玩笑說，要在他的墓碑上寫“這裏躺著葉渚沛，因無聊而死”。1958年任冶金所所長。文革遭迫害，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的中文底子不夠好，所以信是用英文寫的，由子女翻譯成中文並到國務院遞交。原信很長，擇選部分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就在剛解放的時候，我在困難的情況下回到了祖國，希望把我的一點知識和經驗貢獻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作為一個愛國者和現代重工業技術的專業人員，對蘇聯專家提出的許多錯誤的和有害於我們的冶金建設的建議，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公開的給予反對，我知道這是冒險的，但我對黨有無限的信任，所以1953年，當我被稱為“反蘇分子”時，我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黨組織對我個人的曆史作深入的調查。

18年後的現在我又第二次給您寫信，請求調查我的情況，並感謝您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使我認識到以前的錯誤。我更加感謝黨的是，領導科學院的解放軍明確告訴我，黨會給我合適的工作，使我能夠繼續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對我來說，合適的工作就是參加能夠為祖國和人民獻出我小小力量的“化冶”過程的研究工作。

……

研究過程問題需要有綜合性科學的觀點，而我的專長正表現在這方麵。我堅信對祖國發展著的科學技術，自己能夠做一些有價值的貢獻。您是我們的偉大領導和導師，您能夠明白一個年近70，隻剩不多幾年工作時間的人，對浪費最後的生命感到的痛苦。為祖國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剝奪我在自己專業內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導研究的機會，我就等於是活著的死人。

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簡單敘述20年來我的科學工作和鬥爭，而我最終想要了解的是我們的研究所多年來的工作方向是否正確，我所是否對國家有存在的必要。我寫的大部分事情很容易得到二位以前直接領導我的老幹部的證明，一位是科學院前副秘書長秦力生同誌，一位是前技術科學部負責人趙飛克同誌，他們現在都在科學院。

……

由於年齡比較大，我強烈希望能在我的晚年繼續對黨和人民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多年來我一直想發展一些新生產技術，特別是不必用電力而用超高溫炭熱能生產電石和鋁金屬。我認為這些新技術不論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適合於我國。根據我對生產技術長期發展的研究，超高溫生產技術可能在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被采用。從我目前初步完成的理論研究來看，這項研究是完全行得通的。

……

可惜葉渚沛此時已經患癌症，因為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惡化，搶救無效，於1971年去世，享年70歲，被方毅譽為“人民科學家”。

[黎川]

葉渚沛先生文革前來過我家幾次，我媽讓我叫他葉伯，不是上海人常說的葉伯伯。長大了後才知道葉先生的姓用的是華僑拚寫法Yap，叫他葉伯亦是尊稱。葉先生和我父母親都說英文，我小時候根本聽不懂。1954年我父親和葉先生在北京飯店開會，恰好西藏代表團也住在那裏。在飯店看到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喇嘛坐在大廳看英文書，葉先生和我父親用英文說那個年輕喇嘛大概是班禪喇嘛。那個年輕喇嘛聽見了，抬起頭來對葉先生說 “Nonsense. I am Dalai Lama”。我父親大吃一驚，說科學院的人都尊稱葉先生為葉伯，達賴喇嘛卻對陌生人說 “Nonsense “，不可思議。
文革期間，全國都學毛太祖的老三篇。講到白求恩，我父親說葉先生告訴過他，當年白求恩來中國，身無分文，既無醫療器械，又無醫藥材料。後來白求恩去延安的全套醫療器械和藥品，都是葉先生替他在重慶籌款並且資助，從香港和海外購買的。
五十年代初科學院開始了脫衣服洗澡，講清楚，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北京搞得非常過火，發起人人揭發檢舉，上海好得多。我父親說他當年總是要葉先生千萬不要咬別人，告誡他說你咬的人越多，自己陷得越深，麻煩愈多。1987年我在美國遇到化工冶金研究所副所長陳家鏞院士，他告訴我說在文革期間，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葉吃了不少苦頭。他中文不好，寫的交代材料都是用英文寫的，然後由陳家鏞翻譯成中文，再上交給組織。

[Melee]

太天真了

[voiceofme]

白在美國學習工作了。

[華府采菊人]

四十年代他在重慶綦江縣三江鎮的中央冶煉廠當廠長，

[大號螞蟻]

悔不當初

[東方明月-]

對獨裁者來說，權力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是廢話。獨裁者都是權力鬥爭的天才，其他事上，連傻子都比他們聰明。

和毛澤東談這些問題，比對牛彈琴還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