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改行

50年代回國的老海歸中，許多學文科，回國後才發現，他們的專業派不上用場，隻好改行教英文。心理學被打成“偽科學”，隻有少數大學的教育係設有心理學專業。1951年，中國科學院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了一個心理研究所，但是規模很小。有21名老海歸學心理學，隻有三人有幸被分配到心理所。

詹鍈回國就碰到了這個問題。他1948年告別妻子赴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1953年回國。中央人事部把他介紹到科學院，得到的答複是，“我們與心理所商討結果認為，詹鍈先生不適合在我院工作，現將材料退回，請查收。” 中央人事部又把他推薦到高教部，答複一樣，“茲退還由美國回國的留學生詹鍈的材料，在高等院校內此類心理學師資尚有多餘，無法安插，特此轉告。”

除了心理學不受重用外，詹鍈碰釘子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學心理學是改行，他出國前酷愛中國古典文學，西南聯大中文係畢業後，在多所大學任國文教員，並從事古文研究，發表過大量關於李白的文章。二是他曾任國軍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的秘書，雖然中央人事部已確認，他隻是為了賺取自費留學費用，但畢竟成為曆史汙點。

最終，天津師範學院願意接受他為教育係教師，從事心理學教學。好景不長，心理學被取消後，他被調到中文係。這一下反倒是塞翁失馬，他可以重操舊業，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同時花大量時間繼續研究李白的詩詞，還擔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李白研究會會長。他算少數幸運的老海歸，第二次改行後回到本行，如魚得水，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頗有造就，發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書籍。

出國五年瀟灑一趟，也不冤枉花掉的一把銀子，隻可惜委屈了他那心理學博士學位。在他發表的著作中，倒是有一篇談到語言學和心理學，就算是對得起他的博士學位。

詹鍈文革期間遭批鬥，住牛棚，被抄家。妻子先他而去，孩子們都定居海外。他的生活條件非常簡陋，鬥室一間，臥房就是書房，床上常常鋪滿書籍紙張。他的身體健康也很糟糕，住院期間都是他的研究生陪護。最終心髒病和膽囊炎奪走了他的生命，他一個人孤苦伶仃，後事全部由他的同事和學生操辦。

詹鍈1998年於天津逝世，享年82歲。

 

[Tina_芬蘭]

回國的老海歸中，不僅學心理學的找不到對口工作，學經濟學的也一樣。黎祿生1947年先獲劍橋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49年再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沒工作給他，最後在人大做外語教師。

[chufang]

她在複旦教俄語一直教到1959年。1960年上海工學院成立，她去那裏才開始教英語。

*************************************************************************

我可能上過你母親的英語課，也去過你家裏吃過餛飩，著名的金華餛飩。可能也見到過你。

[帕格尼尼]

回複 '黎川' 的評論 : 請看悄悄話

[黎川]

當年學教育心理學回國的，大多改行。我媽1951年夏從紐約雪城大學歸國，去上海留學生辦事處報到，被告知必須去在蘇州附近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進行思想改造，才能分配工作。半年後思想改造完畢，留學生辦事處告訴她不能教杜威教育心理學，分配她去震旦大學教英語。剛到震旦，趕上全國院係調整，又被送到複旦外語係。當時複旦外語係英語專業人很多（浙江大學外語係也來了），我媽年紀資厲最小，被分配到俄語專業組。
我媽聖瑪麗女中（張愛玲母校）六年，聖約翰大學四年，美國雪城大學兩年多，用的都是英語，期間還學了四年法語為外語（中文不算外語），但是一個俄文字母都不識。至於她是怎麽學俄語的，可以另外寫一篇長文。
在複旦教俄語使我媽逃過了反右運動 — 俄語組沒有一個右派分子，而英語組右派分子一大幫，我媽聖約翰的英文老師潘世茲教授也是。她在中學、大學、留學時都是合唱團成員，也修過好幾門聲樂課。在複旦每年的春節、國慶等聯歡會上，她代表外語係用俄文獨唱俄語歌曲，如 ”祖國頌“，”列寧山“，”莫斯科-北京“等。那時對蘇聯有不同看法就是右派分子，我媽唱俄文歌曲卻成了標兵。試想一下她在英語組，在那些場合唱英語歌曲，當右派分子在數難逃。
她在複旦教俄語一直教到1959年。1960年上海工學院成立，她去那裏才開始教英語。

[markyang]

麵對時代的動蕩，最好的選擇就是先找個安全的地方觀望一下再決定，多少人在建國後做出了後悔終生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