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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自由”一詞具有濃厚的曆史色彩,通常是指大陸人投奔台灣(有時也廣義為投奔西方世界)。早在50年代韓戰結束後,一萬多誌願軍戰俘拒絕回大陸而去了台灣,於是便有了“投奔自由”的說法,從而又衍生出“反共義士”一詞。到了60年代,解放軍空軍駕機“投奔自由”共16人,“反共義士”名聲大噪,成為英雄,受到台灣政府的大力獎勵和宣傳。中共外交官也開始叛逃,但隻有董濟平 “投奔自由”到台灣。乘船偷渡的普通百姓層出不窮,還出現過劫機事件。改革開放後,國門大開,知識份子有機會出國了,結果也有少數人“投奔自由”。下麵簡單介紹幾位。
李天慧,湖北人,1940年出生,大提琴家,沈陽音樂學院畢業,天津音樂學院任教。父親曾任國民黨外交官,被打成右派入獄,在獄中死亡。姐姐解放前留學美國,1955年回國,因受不了政治運動,導致精神分裂。1981年李天慧作為交換學者赴美,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第二年舍棄大陸的丈夫和女兒,“投奔自由”,1984年與解放軍空軍“反共義士”孫天勤結婚。
李根道,1939年出生於上海,跟李政道是同父異母兄弟。196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數學係,任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80年獲西德宏博獎學金,攜妻赴德作學術研究。1982年與妻子“投奔自由”,兩個兒子留在大陸,在台中逢甲大學任教授。1987年因人事和黨政問題,李根道被解雇,引起台灣學術界憤怒。長期失業後,夫妻二人移居美國德州。
徐家鸞,江西南昌人,1946年畢業於廣西大學,曾任科大物理係副教授。早年親共,1949年響應共產黨號召,放棄出國留學,到了文革反而成了“企圖叛國”的罪名,被定為反革命。1980年赴美進修不歸,“投奔自由”,在台大任教並任中國民主統一黨副主席。
丁勝懋,1944年出生於上海,父親是資本家。1962年考入科大,主修激光理論。文革被批鬥,有過輕生的想法。1978年考取西德交換學者獎學金,在漢諾威大學研究應用物理學。1981年,“通過熱心華僑和留學生協助投奔自由”,在清華大學從事精密儀器研究。
薑友陸,1936年出生於北京,1959年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以後擔任計量科學院工程師。1980年被派到法國參加國際度量衡會議,看台灣報紙關於“中共留學生投奔自由”的文章,被告發。中共使館企圖綁架他回國,於是決定破釜沉舟,申請政治庇護。以後由台灣特工策反秘密赴台,最後還是定居巴黎。妻子和女兒仍在大陸。
陸懋宏,1933年出生於鎮江,1962年複旦大學畢業,從事光學研究。1980年以交換學者身份赴亞利桑那光學中心進行研究。1982年回國,利用在台北桃園機場過境的機會,舍棄妻兒,“投奔自由”。經吳大猷介紹,在交通大學任教。
王品義,雲南騰衝人,貴陽師範學院體育係畢業,任雲南體操協會副主席、雲南體操隊教練等職。因出身不好,曆次運動都遭批判。1981年拋棄妻兒,“投奔自由”。在台灣繼續任體操教練,1982年曾代表所有“反共義士”在雙十國慶上講話。
學生去台灣的情況有些不同,比如周令飛,魯迅的孫子,自費留學日本,與台灣女生戀愛。1982年二人飛抵台北,準備結婚定居。周令飛表示,此舉純粹是為了愛情,沒有任何政治意向,台灣媒體仍冠之為“自由鬥士”。還有楊思永,父母解放前赴台,1981年公派留學不歸,赴台與父母團圓。當然以後還有吾爾開希等人。
改革開放前“投奔自由”的知識份子人數不少,大都是先偷渡香港,然後赴台,比如經濟學家陳乃超、回教長老高浩然、武漢醫學院學生劉娟翔、唐山科學院研究員關卓唐、南京科學院技術員陳榜良等。工程師黃容生是利用援助尼泊爾修建公路的機會跑掉的。另外有許多文藝界、報界、體育界人士。王朝天算不上知識份子,文革期間隻是個東北中學紅衛兵,借大串聯的機會偷渡到香港,而後“投奔自由”,被賞一千元新台幣。
“投奔自由”已經進入曆史史冊,多數“反共義士”晚年都過得並不得意。大陸對這些知識份子“反共義士”似乎還網開一麵(除了吾爾開希),允許他們回大陸(李天慧回去演出過,周令飛回上海工作)。
以後大陸知識份子境遇改善了,大概也沒有人去動這個心思了。照理說,生活水平提高了,普通老百姓也不會再有人“投奔自由”了。誰又會想到,近幾年遊泳、乘船偷渡者不斷。直到今年8月,還有一位年輕人遊泳10個半小時,在馬祖上岸,聲稱要“投奔自由”,卻被以“偷渡客”抓捕,判刑2個月,刑滿遣送回大陸。
兩岸關係沒有進展,“反共義士”淪為“偷渡客”卻反映出變化。“投奔”是相互的,台灣人投奔大陸也大有人在,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大約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歐美日本的就改稱為”離隊“了。
不是外交官的”什麽進出口公司等等“的駐外人員,離隊的太多,使領館就見慣不驚,參觀考察團的人,離隊的也不少, 八十年代後期, 在紐約總領館見一考察團領導氣急敗壞地報告”我們團有個人叛逃了“,領館人員理都不太理他,最後要他寫個情況報告完事,等他走後,領館人員一句”大驚小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