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看過許多老海歸的傳記、回憶文章、紀實報道、內部材料，自己擇取一些內容，收集撰寫成短篇博文分享。有一天看到一篇懷念文章，寫的太真切感人，入木三分，自己撰寫後會黯然失色，所以全文轉載如下，作者譚鬆：
獲悉張學遠教授去世的消息時，我遠在外地，一算時間，追悼會都開過一周了，我頓時被巨大的悲哀所籠罩，立在窗前，久久一動不動。
在他眾多的學生中，也許我是最渴望趕去最後見他一麵，也是最渴望在他追悼會上為其亡靈說幾句話的人。
我一生中，遇到和結識過不少教授、專家、學者、作家，然而，真正讓我帶著宗教般的崇敬，抬起眼虔誠凝視的，隻有極少幾位。張學遠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19年前，我在達縣師專英語係讀書。一天，上課鈴響後，一位年近60的“老農”走上講台。他著一身大巴山農民走親戚時穿的新藍布衫，腳蹬一雙農村婦女納的土布鞋，握著教材的雙手粗糙而蒼老，瘦削的臉上布滿皺紋。一眼望去，活脫脫一副大巴山老農進了城的形象。不過，細細打量，發現那老光眼鏡後閃閃發亮的雙眸，射出的絕對是睿智之光！你一旦與那雙眼睛對視，便會感到，此翁絕非大巴山裏尋常老農。
他略顯局促地給我們上了課，然後默然退出了教室。隨後，有關領導給我們打招呼：因為英語教師奇缺，臨時找這位還戴著“右派”與“特嫌”帽子的人來代課，大家不要同他談英語學習之外的問題。
我很快了解了他的身世。張教授解放前留學美國，曾獲經濟學碩士和新聞學碩士。“新中國”成立時他不顧一切地返回祖國，先任上海複旦大學副教授，後任遼寧省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兼“特嫌”(因為從“美帝國主義”那兒回來)，全家因此被下放到大巴山農村勞動改造。張教授從事養豬和務農整整二十年。他的妻子——一位大學研究生，因此精神失常，他的女兒，從此被剝奪了上初中的權利……
我被一種激情所推動，不顧一切地去找他。
他棲身在一間土平房裏，全部行李是放在一個土布袋裏的一副碗筷和幾件衣服。當他掏出碗筷去打飯時，我依稀聯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
我向他表示我的關心和問候，他默不做聲地看著我，眼含戒備。我徑自滔滔不絕地大談“英語學習之外”的東西，從我的家世談到他的不幸。也許是我年青真摯的麵孔裏毫無“階級鬥爭”的陰險，也許是我“右派”父親與他同屬“一個戰壕的戰友”，談到深處，情至心底，我突然看見那鏡片後有淚光晶晶閃爍，接著，一串淚水奪眶而出。
那一瞬間，兩顆心碰撞在一起，從此我與張教授的情感超越了師生，也跨越了年齡的差異。
隨著交往的增多和交談的深入，我驚歎地發現，那皺紋密布的額頭後麵，是一座巨大的知識寶藏，政治、經濟、文學、曆史、英文，層層疊疊蘊含無窮！我常常一邊癡癡地傾聽那閃耀著智慧和思想之光的聲音，一邊扼腕長歎——在大巴山貧瘠的黃土之中，竟埋藏著如此光彩奪目的明珠!
當然，這隻是我“自作多情”的認為。當時，在大大小小的官員和昏昏庸庸的眾生眼中，張學遠教授遠不如一個巴山老農。因為他是一個“右派”、一個“壞人”、一個“階級異己份子。”也正因為如此，他在農村幾十年的遭遇，遠比一個文盲、半文盲的貧窮山民更為淒苦。
我不想贅述那太多的真實而慘烈的故事，因為這類故事在“共和國”的土地上發生得太多。我讚歎的是張學遠教授居然支撐過來了。那被工作隊一惡棍打得頭昏了半年的大腦也還沒有報廢，使其能在英語教師奇缺時給國家作點貢獻。
然而，那充盈著智慧之光的雙眸總使我痛苦不堪!
是我們共和國太缺乏喂豬的農民了，以至要將一位經濟學專家送去喂二十年豬，還是我們大大小小的權貴(哦，不，應當叫“公仆”)太容不得“主人”具有一點主人的意識與思想，非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當時，達縣地區擁有十餘個縣，數百萬民眾，大大小小的書記、局長、處長、主任等不計其數，但該地區卻隻有一個教授，一個獲有兩個碩士學位，在經濟上頗有研究和造詣的專家學者。
我常想，中國為什麽仍舊這樣窮，仍舊這樣落後，仍舊這樣愚昧，其中究意是什麽原因?
將一個才學超群的教授發配養豬二十年，是不是其中一個“很小、很小”的原因?
1978年，我去四川外語學院讀書，張教授送我去車站。剛下了雨，土路上泥濘不堪，張教授的土布鞋被泥水浸濕，一步步咯吱咯吱作響。他不時彎下身子，去提起被泥粘掉的布鞋。我驀地覺得一陣心酸——一個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經濟上貧困如此的學者，他還能保持多少人的尊嚴？當如張學遠這樣的知識分子被那愚昧而凶殘的“專政者”一巴掌打在瞼上，一悶棍敲在頭上時，他受傷的豈隻是肉體，流淌的豈隻是鮮血?
老舍“自絕於人民”前，獨自在太平湖邊整整坐了一天。多年來，我一直想知道，那一天中他想了些什麽?他若將他投湖前的思想和痛苦寫下來，會不會讓我們在讀了屈原的《離騷》之後又讀到一篇千古流傳的文字?
到四川外語學院後的大半年裏，那“咯吱咯吱”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際回響。但二十出頭的我，無法去想透那造成“咯吱咯吱”的社會難題，我僅將自己的一點節餘，給張教授買了一雙解放牌膠鞋，並渴望他能早日獲得“解放”。
從川外畢業回到達師專時，張教授的“右派”冤案終於平反，“特嫌”問題雖然又拖一年，但終於證明是子虛烏有。學校也正式將他從農村調入了外語係。
花甲之年的張教授青春煥發，每天挑燈伏案，教書、寫作、翻譯，急不可待地想將失去的光陰補回來，也熱切地渴望將多年所學奉獻於世。不久，一部幾十萬字的經濟管理理論著作被他翻譯出來，並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緊接著。他又譯了好幾部著作並撰寫了大量論文和文章。不過，此時我感受最深的，還不是他淵博的學識，而是他偉岸的人品和崇高的人格。
我未能參加他的追悼會，不知悼詞上如何致詞。如果未有“正直”、“無私”、“高尚”的讚頌，那定是不公；若有，則我堅信那絕非一般悼詞中的溢美之詞。
我在高校裏呆了十幾年，同無數知識分子打過交道，發現眼下能在學品與人品上兩全的知識分子實在太少。而張教授，則是讓我“帶著宗教般的崇敬，抬眼虔誠凝視”的學者。相處多年，我從未見他在權勢麵前違心地奉迎，更沒有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上下奔走。他本是學經濟的，但他似乎並不懂得“互惠互利”的功利原則。在他剩下不多的有效工作時間裏，他不求回報地為別人作了多少“嫁衣裳”。譬如，為了扶持新人，培養新秀，他可以將自己辛苦積累的資料、多年的學習筆記、甚至研究成果奉獻出來，任他人去撰寫發表。在知識分子中，能做到這一點的，恕我孤陋寡聞，我僅見張教授一人。
在張教授無私的幫助和鼓勵下，達縣師專出現了全川最年青的英語副教授，湧出了一大批考上不同重點院校的研究生。
晚年的張教授還渴望再出幾部著作，多培養一些人，可惜，他的健康狀況屢屢將他擊倒在病榻。張教授最美好的年華，最健壯的身體，已在大巴山的養豬業中耗磨盡了。此刻，縱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隻能長歎“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了。
我調離達師專時去向他告辭，他送我到門外，晶亮的鏡片後麵，倏地又見淚光閃爍！那一刻，我體驗到一種浸透心靈的情感——仿佛大巴山中蒼老慈父，在秋風中黯然揮手，不舍他的兒子負囊遠行。
最後一次見麵是1995年9月在重慶大學文軍教授處(文軍也是張教授在達師專的學生，現任北京航空大學英語係主任)。張教授正要乘車回達縣，我和夫人趕去匆匆見了一麵。我因來不及給他買東西，便在車啟動握手道別時，塞給他一些錢。他十分不安地望了我一眼，車便開了。
沒料到那一次握別竟成了永訣，那不安的一眼成了最後的凝望。
我為未能在他臨終前見他一麵而感傷萬分；為未能在他那飽受屈辱和刨傷的心髒停止跳動前給予一點真情的撫慰而懊悔不已。我匆忙發去一封唁電，又寄上一點錢。後來，他大女兒來信說，這筆錢將用來為父親修一個墳墓，墓址就在大巴山他喂了二十年豬的地方。
想到我終於為亡靈做了一點事，心裏得到一點寬慰，但那“墳墓”一詞轉眼又將我拖入絕望的深淵。
張教授永遠不會再目光爍爍地在我麵前娓娓講述了，悲涼的墳墓掩埋了一切!
雖然人一生下來，便要一步步走向墳墓，但為什麽一個民族的精英走得這樣屈辱，這樣悲涼？！古往今來，有多少悲涼學人的墳墓，透射出曆史和社會的悲涼？從嵇康到李贄，從關漢卿到老舍……
餘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描寫一位留美教邏輯學的學者淪落鄉間，被打成“右派”，最後淒涼而死的文字。臨終前，教授口授碑文，其中有一句“願中華如我遭遇者，僅我一人。”
“僅我一人”，畢竟是“一廂情願”，曆史的真實是“層出不窮”。 ’
在張教授去世後，每一個了解其身世的人都唏噓他的不幸。唏噓之後便是遺忘，該掙錢的繼續拚命掙錢，追求功名官位的繼續上下求索。幹嘛要把悲哀沉甸甸地掛在心頭，讓活人受累?
然而，曆史的悲劇如嗜血的猛獸蟄伏在各個角落，隨時準備撲向善於遺忘的大眾和酷愛“樂感文化”的民族。在張學遠教授悲涼的墳墓之後，還會出現李學遠、王學遠、趙學遠教授的悲涼。因為產生這種悲涼的土壤遠未消除，現在它仍然被人牢牢地堅持著，不允觸動。哪一天又一個“偉人”步入龍庭，一陣神聖的咒語，扇起歇斯底裏的瘋狂，千萬個民族精英又變作“牛鬼蛇神”，被送入“豬場”、“牛棚”和屠場。
否則，為什麽不允許建立“文革”博物館、“反右”紀念堂？為什麽新的一代對剛剛過去的一幕幕慘烈悲劇渾然不知？
麵對那一座座悲涼的，還將繼續疊壘的冤屈墳墓，我感到個體的無力和深深的絕望……
渺小如我，能做點什麽呢？我知道我將遠赴大巴山，佇立在張教授的墓前，默默捧一掬黃土，灑一杯老酒，沉寂中靈魂借呼嘯的山風與我的師長對話……
香煙嫋嫋升起，經幡獵獵招魂，他那飽蘊著智慧的大腦已化作青煙升騰，不複存在；他偉岸的人格在天地間行走，與山川永存。
懷念您，張學遠教授!
張學遠，四川宣漢人，1945年考取公費留美，獲密蘇裏和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和經濟兩個碩士（有說一個碩士一個學士），1950年回國。1997年去世，享年82歲。
她若真是留洋回來的，估計當年也是大戶人家出身，二三十年代風華絕代的一批人物，回國肯定是一腔熱忱，但熟料後半生如此淒涼，凋零在異鄉，再也無人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