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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寫過一篇“對美中建交貢獻重大的老海歸”，介紹林達光的功績。文中講述林達光在北京對外廣播電台工作時，常和李敦白發生爭執。
李敦白是個有爭議的人物，1921年出生於美國一個猶太人家庭，40年代投靠中共。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後，斯大林指責李敦白是美國派來破壞革命的秘密特工，結果他從1949年到1955年被監禁了六年。盡管還極力吹捧中共，文革又被關了十年。
1955年出獄後，李敦白被分配到北京對外廣播電台，擔任英文顧問。在電台和李敦白有過節的老海歸不就是林達光一個人。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右派名額下來，上麵要求廣播事業局必須“揪出”一名右派分子。李敦白以後回憶道，“如果我積極參與這個運動，就可以保護自己不再被誤解。”雖然他認為廣播事業局沒有一個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標準，但他仍積極協助領導，將陳為熙和溫濟澤打成右派，並參加批鬥大會。李敦白承認，那是他第一次參與迫害一個人，而且是朋友，而他這樣做，完全是出於自私，因為他當時最大的焦慮是覺得自身難保。（林達光有特殊背景，不然也會被打成右派。）
被揪出的這兩名右派中，陳為熙是老海歸。陳為熙1928年出生於重慶，童年曾寄居在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家裏，同其子女一起生活了5年。抗戰勝利後，文幼章回到加拿大。陳為熙中學畢業，1947年也負笈加拿大讀書，在多倫多大學主修經濟。他上多倫多大學可能是受到文幼章的影響和幫助，因為文幼章也是多倫多大學畢業的。
陳為熙1951年學成回國，由於從小受到英語的熏陶，又留學加拿大，英語流利，被分配到北京對外廣播電台工作，負責審稿並主持英語廣播節目，用他自己的話說，“成績平平”。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黃驊縣勞改三年。1961年平反後回到廣播事業局，在中央電視台任英文編輯，仍屬於“監督勞動”。
在對外廣播電台工作時，陳為熙認識了擔任音樂編輯的江美用，二人一往情深。江美用是香港人，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廣播電台。陳為熙被打成右派後，江美用拒絕與陳為熙劃清界限，反而宣布要跟陳為熙結婚。陳為熙下放後，江美用在廣播電台也呆不下去了，後來去了二外教英文。
改革開放後陳為熙一家四口赴香港定居，陳為熙受聘為《大公報》英文周刊撰寫評論。從《大公報》退休後，又先後為《經濟導報》《明報》《中國日報》（香港英文版）擔任英文撰寫工作。他的英文幾乎比中文還好，日記、傳記全部是用英文。
晚年陳為熙落葉歸根，回到重慶，於2008年去世，享年80歲。
那位滿意了吧？
此篇的結尾是：doubt tangled with loyalty. Dogma, pride, common sense, disbelief, certainty, fear, altruism, self- interest, and self sacrifice all struggled within me, and held me frozen in their thrall.
傳記的結尾是：if there one thing my life has taught me , it is that one can change, one can learn, one can grow.
李敦白在上海時期，認識了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包括巴金，宋慶齡先生的秘書。經宋慶齡先生的秘書介紹，宋慶齡先生請李敦白先生吃飯，當場有陶行知先生作陪。宋慶齡先生介紹李敦白先生為聯合國組織的觀察員參與了一些美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談判。給當時共產黨印象深刻的是大別山的新四軍，國民黨和美軍的談判，那次在大別山地區，李敦白先生見到了李先念和王震等…，
以上的內容來自李敦白先生的自傳“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偶然李敦白夫婦，也是從大別山新四軍開始聊起的，因為我是武漢人。李敦白先生逝世前的幾年，他喜歡我送的信陽毛尖，令他想起年輕時的往事。
我和我先生，現在常常懷念李敦白先生，極為智慧，幽默。
博主開篇寫成“40年代投靠中共“，不妥。應該是二戰期間，他離開美軍，選擇了投奔延安。
如果想多了解李敦白先生，請看”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先生的自傳， 我隻有英文版，very honored 有先生的親筆簽名，因為我不知道中文版是否有刪減。李敦白先生的夫人寫的“苦盡甘來”的自傳，可能隻有英文版。
李敦白先生是一個卓越的智者，曆史學家，思想家。晚年仍然思想非常活躍，90多歲又完成了對自己在秦城監獄十年生活的心理分析著作，並且還在學習量子物理。在他老人家去世前一年，我們還乘過他老先生開著的Tesla 外岀。任何時候，他老人家總是在關注著世上的新的東西，從政治到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