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西南聯大是學界精英集聚的地方,向海外輸送了眾多學子。其中有四人,何炳林、焦瑞身、陸迪利、朱汝瑾為同窗好友,畢業後都曾留校當助教,先後又出國留學。50年代,兩人選擇了回國,兩人留在美國。
何炳林,1952獲印第安納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後,在愛荷華州一家糧食加工公司的研究室任高級工程師。
焦瑞身,1953年獲威斯康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在愛荷華大學研究與發展實驗室任研究員。
陸迪利,1947年獲牛津大學化學博士,之後來到美國,任馬裏蘭大學教授,辛辛那提美國工業化學公司研究員等職務。
朱汝瑾,194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任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和布魯克林工學院教授等職務。
四個好友都在美國安家落戶,何炳林、朱汝瑾是同妻子先後一起出國留學,陸迪利、焦瑞身也在美國成家立業,都在美國開始養育第二代。四個家庭的大人小孩,每年都會在芝加哥或紐約聚會,彼此情誼濃厚。(有記載說陸迪利出國前已成家,也有記載說他1951年在美國與Marie Lee李仁婉結婚。)
何炳林和焦瑞身都有回國的打算,但由於韓戰,學理工的留學生回國受到限製。陸迪利和朱汝瑾知道他們想回國後,就不斷給他們寫信、打電話,勸阻他們。到了1955年,回國禁令取消了,看他們沒有回心轉意的意思,陸迪利和朱汝瑾急了,二人親自到芝加哥,麵對麵跟何炳林和焦瑞身講道理(也有記載說隻陸迪利去了)。最後好朋友擁抱分手,一別就是30多年。
焦瑞身和妻子關穎謙帶著一個孩子,何炳林和妻子陳茹玉帶著兩個孩子先後回到中國。
解放後在美國有五千多留學生,一千二百人作出回國的決定,其他人決定不回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愛國”隻是給老海歸戴的花環,不是所有人回國的原因。何炳林和陳茹玉出國前已經有一個孩子,把孩子留在中國托家人照管,他們作回國決定時,這個孩子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何炳林和焦瑞身都是貧苦農民家庭出身,而陸迪利和朱汝瑾分別出身於官吏和書香家庭。家庭出身對當年留學生決定回不回國有什麽影響是個有意思的課題。
最終這四個人在兩個不同的國度都發揮了自己才能,隻是何炳林夫婦和焦瑞身夫婦遭受了10年文革的“洗禮”。焦瑞身的妻子關穎謙曾獲聖路易大學醫學社會學碩士,並攻讀生物化學。文革被隔離審查,關進監獄,逼她交待“特務活動”。抓不到把柄,最後放她回家,沒想到兒子一見到她,竟然叫她“特務”,讓她心碎。
孩子們心靈扭曲,失去教育機會,是老海歸們回國付出的另一個代價。這些孩子大多數通過自身努力和機遇,彌補了一些教育上的損失,不少人回到父母曾經留學的美國,攻讀學位。焦瑞身和關穎謙回到中國後,又生了一個兒子。在美國出生、叫媽媽“特務”的大兒子,回到美國讀了個博士。陸迪利又讚助他們的小兒子也來美國,並對他說,你學成以後我不允許你回國。
“海不歸”的孩子們個個都很有出息,朱汝瑾的兒子朱棣文最傑出,199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曾擔任奧巴馬的美國能源部長。設想,要是當年…
何炳林於2007年去世,享年89歲;
焦瑞身於2009年去世,享年91歲;
陸迪利於2007年去世,享年89歲;
朱汝瑾於2000年去世,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