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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海歸在反右運動中都向黨表衷心,吳汝康(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博士)和周明鎮(普林斯頓大學動物學博士)表示,“下決心做左派,爭取在五年內成為又紅又專更紅更專的科學工作者,在2月份內訂出自我改造計劃,爭取早日達到又紅又專的目標;並建議全國科學家一致行動起來,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
1956年回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化學碩士郭慕孫在一次“高級知識分子整風會”上深刻檢查了自己的錯誤思想,表示大家都在大步躍進,而自己在爬行,思想很右,有反動成分,是很重的包袱。給自己製定了一個五年紅專規劃,包括脫產學習和勞動時間。
政治運動可以扭曲人們的心靈,可以讓人善惡不分,親人朋友反目為仇。為了保護自己,喪失理智,做出不可告人的勾當。老海歸們也非聖人,也有人如此。梁曉天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化學博士,曾起草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公開信要求回國,在反右運動中,寫檢舉信揭發另一個老海歸史久鏞。他在信中寫道,“史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國際法的,史對新政府很不滿,誣蔑黨和黨的領袖如劉少奇、周恩來等同誌想再逃出國境,覺得回國是下錯棋了,對新中國一切都加以諷刺。在美國上學時,腰纏八九千美金,胡亂花一氣,不知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史誣蔑黨和領袖,說他們專製,用高壓手段,使一般年輕幹部不敢說話,而且排擠有本領的人…”
史久鏞,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碩士,1954年回國,中央政府人事部對他的調查結論是“在美國求學期間曾在瑞士商汽巴化學公司工作,在紐約教會做打字員,以供求學及生活費用。根據先現有的材料看,其父史悠芳現為上海瑞士商汽巴化學公司高級職員,妹妹在北京上學。我們認為該同學尚可做學校一般行政工作、英文翻譯、圖書館的一般工作(西文編輯等)以及百貨公司或書店的一般職員等。”從這段評語看,史久鏞並非花錢如流水的花花公子,反右期間也沒有被打成右派。他1994年被選為中國第一個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任院長。
或許,是出於高度警惕性,從內心迸發出的責任感驅使去告發以前的同學。1956年,天津大學教授莊濤聲看了天津日報報道張其師回國的消息,馬上寫了這樣的告發信:“張其師是我1948-1949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學習時的同學。據我所知,張其師畢業於偽中央大學建築係,三青團員,他與陳果夫的關係很密切,大概是陳的幹兒子,他是靠陳的關係而去的美國。此人在美國時作風很不正派,平時行動也很神秘。為了提高警惕,希望組織能對此人引起特別的注意。”
或許,是自我保護,自我表現。衛道煦是國軍將領衛立煌次子,1952年由美國留學回國。衛道煦回國住北京留學生招待所,吳學成也一同住在招待所。衛道煦多次向招待所所長打報告,稱吳學成為“卑微自私自利的壞分子”,“他說他是美國碩士,可是據張是我和陳兆興說,根本是假的,”“欺騙自己的愛人,犯了重婚罪,”“在回國的船上破壞愛國舉動,”“在紐約考試不及格與教授打架,”“他口口聲聲吹他如何艱苦奮鬥回國,可事實證明是他愛人逼他回國的…” 當時衛立煌在香港,台灣和大陸都在爭取他。衛道煦這樣迫不及待地表現自己也許是想給父親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