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 小故事（十九）

在這無數求助信中，有一封穿插著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桂瓊華於1955年向中國外交部寫信求助：“我的愛人劉永銘是1947年底去美的，在美國密蘇裏大學攻讀橋梁建築工程，於1949年春得碩士學位，旋因京滬解放，美國政府加以阻撓，使得家庭對其經濟斷絕接濟，未能繼續攻讀。五月要求回國，被美國政府認為是神經失常，送入密蘇裏醫院醫治。在醫治當中，我的愛人設法寄信回家，字裏行間毫無神經病患者的表現。隻說一切無自由，寄信不自由，與外界隔絕，無人去看他，切思早日脫離苦海，回到祖國的懷抱。根據以上情況，很顯然我的愛人劉永銘是因為要求回國甚切而遭到美國政府的迫害軟禁於醫院當中的。50年下半年以後，連這簡短設法寄出的信也沒有了。自此曾不斷寄信醫院詢問，隻間或由醫院回複說他病好了，可以出院，但一直沒讓他出院。1951年後連答複的信也沒有了。”

雖然信的內容有些蹊蹺，但仍引起當局重視。外交部收到桂瓊華的來信後，首先查詢了留學生名單，結果卻查無此人。通過紅十字會正式了解到，劉永銘確實在醫院治療。長話短說，劉永銘精神恍惚地於1956年2月回到北京，繼續接受治療。

《人民日報》不斷以大量篇幅報道劉永銘，從他在美國的境遇，留學生們的抗議，到他回國在香港再次受阻，妻子帶著女兒失望地在廣州守候，又獲特許赴香港，回到祖國與家人的團聚，到各地參觀，醫生給他做健康檢查和診斷，在北京受到的熱烈歡迎等等，詳盡之極，報道篇幅和次數不亞於華羅庚和錢學森。

美國政府承認此事，但堅持劉永銘精神不正常，在密蘇裏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另一方麵，香港方麵不發給他入境證，醫院方麵表示劉永銘出院後必須離境，不能在美國居住，因為沒有自理能力。到了1956年，香港才發給入境簽證，上船前劉永銘回答了記者的問題。

國內親人好友寫信“沒有回音”有可能是來往信件“丟失”。至少美國政府在監視這些信件的往來。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有機化學博士何炳林回憶說，“我的一個朋友事先和家人約好，在摺起來的地方作記號，因此常常可以發現美國當局拆閱我們的信件。我從可靠方麵得知，美國政府雇傭了一批中國人專門閱讀截獲的信件。”

一些留學生覺得光靠寫信了解國內情況不夠，但又不敢“回去看看”- 盡管周總理說“現在國外的留學生想回來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經回國的願意出去，也可以。”- 便與家人說好在香港見麵。1959年，潘宏道和妻子張銀蟾，施龍和妻子吳盈彬來到香港想與久別的親人見麵。張銀蟾的母親張複民經上海公安局多方調查，認為沒有政治問題，平常表現很好，可以放行，走以前對她進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告訴她應該怎麽爭取女兒女婿回國。

張複民見到了闊別十幾年的女兒。她回到上海後匯報說，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留學生在國外的地位也隨著提高，對待留學生也好多了。她反映說，留學生們對國內早開會晚開會很反感，而且聽說吃的東西也不夠，喝不到牛奶；對三反五反、反右、人民公社都有不正確的看法，還擔心工作會不稱心。

另一對夫婦很失望，他們的家屬沒有得到批準來香港。張複民轉達他們的問候，解釋說，你們的孩子正在讀高中，中斷學習不好，老太太行走不便，不能遠行，很希望你們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施龍很不滿意，對張複民說“人民政府給你的是活路，給我的是死路。”公安局對施龍的兩個孩子的鑒定是“思想意識不好”，所以沒有批準去香港見父親。

這兩對夫婦最終都沒有回去。

老海歸 小故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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