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我的青春年少時（08）高考名落孫山之後

難忘我的青春年少時（08）高考名落孫山之後

1965年高考發錄取通知書時，華師一附中高三（2）班的團支部書記、武漢市三好學生標兵李培永，沒有考上大學的消息不脛而走。那時，真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啊！唯有遠走他鄉，到新疆去屯墾戌邊是最好的解脫！母校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知道我的想法之後，反複開導我，曉之以理，團支部書記應該服從組織分配；動之以情，說我曾經得過肺結核休學一年，身體不適合在寒冷的北方生活。媽媽也時刻在耳邊規勸，聽你們老師的話，去報到吧！將來就在武漢當老師也蠻好啊！當時，我們班有周文時、朱牧生、彭力平，一班有易中天等，一批同學已經身著軍裝乘坐專列到新疆去了。後來，他們都走了。我接到的武漢市教育局錄用通知書，要求於九月一日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省實師“）短訓班去報到。我不甘心啊！是遠走他鄉，還是去短訓班報到呢？長達一個月時間的糾結之後，還是聽老師和媽媽的話，到省實師短訓班去報到了。

一直在家不想去學校報到，我在糾結。

我的未來，向何處去呢？當年還不知道，量子力學中還有一個“測不準”原理。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如同一個“電子”在運動中，你要想觀摩它，必定會影響它，知道它現在的位置，還不能判斷它未來的位置。人生命運與其何其相似乃爾！我實在沒有能力預知自己未來的命運！

而且初戀女友已經遠走他鄉讀軍醫大學去了，雖然她離漢前來我家告別時，說了許多鼓勵我的話。但是，我預感兩人的將來是沒有結果的，本來就“門不當，戶不對”，她的父母都是廳級幹部，我的父親在“李家花園”被公私合營之後，就是一個國企的園林工人。她將來肯定在軍隊工作，我呢？連大學都上不了，就是一個隻有高中學曆的中學老師。不能設想！盡管我們都非常珍惜這段感情，她去軍醫大報到後不久，就照了一張身著軍裝的相片寄給我了，看著她那熟悉的麵容，我還是不敢設想未來。    

當時，新疆建設兵團正在武漢三鎮設有招兵點，聽說我們班的朱牧生、一班的易中天等同學已經報名，準備去新疆建設兵團。我名落孫山，無顏見江東父老，遠走他鄉屯墾戌邊是當時最佳的選擇。母校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知道我的想法之後，反複開導我，曉之以理，團支部書記應該服從組織分配；動之以情，說我曾經得過肺結核休學一年，身體不適合在寒冷的北方生活。媽媽也時刻在耳邊規勸，聽你們老師的話，去報到吧！將來就在武漢當老師也蠻好啊！

一個月後，盡管心情鬱悶，還是到短訓班去報到了，等待命運的安排吧。

我被分到語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教師，名叫黃娉琴。她身材高挑，年輕漂亮，一頭栗色短發，齊肩處微微向上卷曲，更顯精神。從見麵開始，她始終麵帶微笑，輕言細語，沒有一句因為我遲到一個多月而責備的話語，而是像大姐姐一樣關心我，是不是家裏有什麽困難，耽誤了報到的時間？然後，告訴我說，她是從印尼回國的華僑，雖然來武漢的時間不很長，但是，省實師離華師一附中這麽近，知道那個學校畢業的學生都非常優秀，而且你還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所以，她一直在等我來這個班當班長。

她說完後站起來，讓我拿著放在她辦公桌上的給我的課本，帶我到班上與同學們見麵。

記得那天上午第一節課前，我跟著黃老師走進教室，她請大家安靜下來後，回頭拉著我走上講台，說：“他叫李培永，以後，他就是你們的班長。請大家鼓掌歡迎！”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教室後麵唯一的一個空位置上，坐下來就開始上第一節課了。

當天下午第二節課後，黃老師讓全體班幹部和團支部委員到她的辦公室開會。黃老師說：“現在我們班42個人已經全部到齊了，以後班幹部例會就由李培永同學負責了，團支部書記邢成秀負責開展團的活動，你們兩個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邊的一位女同學就是邢成秀，她微笑著、羞答答地頷首說：“好！”

當時，我是一個很不稱職的班長，積鬱在心中的那股難咽之氣久久不散，難言之苦，無處訴說。於是，就沉溺於棋牌之中。哪怕課間十分鍾也要抓緊時間打幾盤撲克。以至於，班主任黃老師隻要走進教室，看到我還在與同學打牌，總是微笑著說：“李培永啊！你又在打牌呀！”

黃老師沒有上我們班任何一門功課，隻當班主任，因為她是生物老師，就像大學的學生輔導員一樣，但是她非常負責，而且非常有耐心，從來沒有在班上對大家說一句，哪怕稍微重一點的話。她非常理解我們這批名落孫山的“高材生”，不論是與學生個別談話，還是開班會講話，總是輕言細語，娓娓道來，開導大家對自己的未來要充滿信心。每天早晚自習，每一個課間十分鍾，她都要親臨教室，或巡視，或找同學個別談話。

誠然，大家對黃老師非常敬重，但是，不少同學對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欲求學上進而不能的難堪境遇，鬱鬱寡歡。盡管學校食堂每個月13.5元的夥食，餐餐都有魚有肉。不少同學還是隔三差五就三五成群，到外麵的餐館去聚餐，喝酒抽煙，宣泄一番。但是，這些曾經的優秀學生，還沒有沉淪，每次去外麵吃飯，都要趕在晚自習之前回學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學，還要回宿舍非常認真地刷牙洗口，深怕被黃老師發現了。我當時雖然心情與大家一樣，也與他們一起去外麵吃飯，但是，我從來不抽煙喝酒。我回學校就直接去教室，如果時間還早的話，再跟同學打打撲克。

幾乎每次去教室晚自習，都看到黃老師在教室。有一次我從外麵吃飯回來，她在我旁邊坐下談班級工作安排之前，問我：“是不是同學們對學校食堂夥食有意見啊？”我說沒有意見啊！問題是夥食太好了，每餐都有肉，而且那麽多肥肉，不僅女生吃不下，男生也吃不消啊!是不是可以換個味口呢？多一點瘦肉，少一點肥肉，有時可以不要肉，炒雞蛋也可以呀！我們正說著，喝了酒的幾個同學陸續從後門進來，從我們旁邊走過時，一股酒味飄來，黃老師微笑著問我：“你沒有喝酒吧？”

可見，黃老師是知道有同學去外麵喝酒了，但是善解人意的她，從來不在班上公開批評喝酒的同學。是不是找那些同學個別談話了，我不知道，但是，她這樣尊重學生的態度給大家印象非常好。也為我們後來走上教師崗位時時事事要尊重學生，樹立了好榜樣。

學校根據武漢市教育局的要求，為我們將來能夠走上中學語文教學的講台，開設了許多與語文教學相關的課程。這些課程也確實是中學語文老師必學的，但是，當時我們這些人還沉浸在難以自拔的苦悶之中，哪有心思學習那些東西呀！還記得我們很多男生，課間打牌，上課看小說，下午放學三五成群外出遊逛，晚餐時，幾個氣味相投的去小餐館借酒澆愁。我們不想學什麽《文學概論》，也不想聽那些枯燥無味的說教，後來好多課都沒有一點印象了。隻有教我們《古代文學》的羅書慎老師，讓我們永遠都忘不了，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她講《觸龍說趙太後》，她上那節課時的語言、表情、動作至今曆曆在目。

按照市教育局的計劃，短訓班應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但五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學校三部分都要有學生代表參加，大概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我可能是“矮子裏麵挑將軍”，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代表，挑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主任委員是高中部的學生代表夏國林，他主持全麵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和學校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我被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下的“觀禮台”上，有機會比較近距離地長時間地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時那興奮和狂熱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12月，我又帶領我們學校部分“紅衛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從這一次開始，毛主席檢閱活動的方式與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排列成方陣從天安門廣場由西向東走過天安門城樓，接受毛主席檢閱。這一次是紅衛兵排列在東西長安街的兩邊，毛主席乘坐敞蓬吉普車，吉普車緩緩通過東西長安街，毛主席站在車上檢閱。毛主席檢閱活動結束後，我們還到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去參觀他們寫的大字報。

後來回到學校，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開始走出學校，到社會上去“掃蕩一切牛鬼蛇神”，抄家、鞭打 “牛鬼蛇神”。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基本上都在學校“搞運動”，像北京高校那樣，在校內建起了大字報專欄，供師生張貼大字報。我這個宣傳委員負責起草有關學校運動發展的指導性文章，一般都是學校黨總支書記主持會議研究好了之後，再由我根據會議紀要整理成文，經書記首肯之後再抄寫張貼。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學校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陣線分明。每個單位的運動與整個社會的運動發展密切相關。我在那一段時間始終堅守在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辦公室，既沒有外出參加“掃蕩“活動，也沒有回到語文二班與同班同學一起搞運動。隻與夏國林主任等少數”鐵杆“紅衛兵堅守在學校。                   

其間，“大串聯”時，我和幾個同學南下廣州，東到上海，等我們在外地轉了一圈回到學校時，學校裏“紅衛兵”和“武漢二司”（武漢紅衛兵第二司令部之簡稱）已經鬥得不可開交，我和夏國林作為學校紅衛兵的負責人，已被“武漢二司”通緝，於是，我們倆還有幾個高中部的高幹子弟，決定離開武漢到鄂西北山區去避避風。        

我們在研究離開武漢後到哪裏去的時候，高中部的一位高幹子弟說，他父親的一位戰友是鄖陽軍分區的負責人，隻要他爸爸給他的那位戰友打一個電話，我們就可以到那裏去。我們立即找來地圖，找到鄖陽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見，到鄖陽去。

第三天吧，我們乘坐鄖陽軍分區的兩輛北京吉普車離開武漢，日夜兼程趕赴鄖陽。

當時的鄖陽縣城依山傍水，民風樸實。我們住的軍分區招待所在縣城邊的山腰上，地勢較高，鄖陽地區專署和縣政府在縣城中心,整個縣城不大，半天時間就逛完了。

我們住下不久，軍分區那位首長來招待所接見我們，囑咐我們不要亂跑，不要亂說，在這裏好好休息。其實，哪能休息，當時全中國哪裏沒有兩派在鬥？

後來，我們發現鄖陽中學就在軍分區招待所旁邊，鄖陽中學的學生也象武漢的學校一樣，兩派鬥得不亦樂乎。我們去學校找到軍分區支持的那一派學生的頭兒，他叫阮長華。我們和阮長華他們一起，參加當地的“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有一派學生要批鬥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王文波，我們立即請王文波書記與我們一起住在軍分區招待所，就憑我們是大武漢來的，他們就不敢來找王文波書記了。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後來，“造反派”開始衝擊解放軍領導機關，搶奪解放軍的槍支。鄖陽軍分區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軍分區的槍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學生搶走了的時候，阮長華帶領一批學生先下手把軍分區的槍搬到學校來了。我們幾個武漢去的同學都沒有參加“行動”。當時，地委機關有一位小車司機，平時與我們關係比較好，他把搶來的一支手槍送給我，我把它帶回武漢了。於是，後來在政府清查時，我就成了一個“帶槍的人”。我如實匯報當時的情況，那些負責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最後，派人到鄖陽去調查，事實證明我說的是真的。對我的審查才告一段落。

 

那時，參加搶槍的學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槍支。當時，有一位從鄖陽中學畢業考到武漢華中農學院，又回到家鄉造反的同學，名叫吳文學，有一次，我們一起乘吉普車從鄖陽到房山縣去，當車開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時，吳文學要司機停車，他要下車打槍玩。他拿出手槍，我們幾個人圍著看他擺弄，當時，我正好站在他對麵看，他的槍口正對著我，看著看著，我突然想起華師一附中郎君詩校長在一次民兵訓練時的講話，他說：“長槍朝天，短槍朝地，槍口對人，三天禁閉”，我趕忙轉到吳文學的背後，剛站定，“砰”的一聲，子彈射到他對麵的山石上，我在驚嚇之餘，慶幸自己躲過一次滅頂之災，從心裏感謝我的老校長！感謝他教給我的那段順口溜，救了我一命！

1967年，整個紅衛兵運動隨著各級奪權，開始進入高層政治鬥爭，絕大多數群眾也樂得逍遙自在。我們回到學校，每天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於是在宿舍打牌下棋，等待分配。剛好，遇到張繼誌老師願意教我下圍棋，於是跟著張老師學下圍棋，直到分配工作，才依依不舍離開了張老師，離開了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

【附錄】幸遇恩師學下圍棋

我們實驗師範學校側門出去左轉三四百米，就是武漢軍區大院。1967年6月中旬，軍區大院傳出消息，年初參與奪省市政府權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都被武漢軍區給抓起來了。遠在鄂西北的我們得知這個信息之後，懇請軍分區司令員派車送我們回武漢，他非常高興地答應，第二天就送我們回學校了。

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發展，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我們學校“造反派”與“革委會”、“鋼二司和紅衛兵，兩派鬥得疲憊不堪之後，偃旗息鼓，相安無事。加之我們短訓班學生早已過了原定一年的分配工作時間，大家也厭倦了互鬥，學校局麵趨於平靜。有不少學生回家了，很多同學住在學校，每個月享受13.5元的夥食費，在學生食堂一日三餐，飽食之後，或外出閑逛，或在宿舍看書學習，或下棋打牌，各得其所。

當時，學校幼師部練琴房裏麵的鋼琴，早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就搬到倉庫保存起來了，空了許久的練琴房就被一些膽大的學生占為自己的單間宿舍了，整個社會都是無政府狀態，學校總務處的管理員對此也是睜隻眼閉隻眼。於是，那些小小的練琴房，就成了愛情的“先知先覺”者的“談情房”。那小小的房間，空間不大，但可以放一張單人床，兩把椅子。剛好容得下兩人相擁相親、談情說愛。

我實在沒有想到，有一天中餐之前，在食堂門口。一位老師指名找我談話。

 老師：“我是張繼誌老師，以前教幼師的語文。你不認識我，但是，我知道你。我想問問，你會下圍棋嗎？”

   “張老師，我不會下。”

   “想學嗎？”

   “想啊！”

   “那好，你今天晚飯後七點鍾吧，到這個琴房的第三間來，我教你。”張老師指著食堂大門對麵的一排幼師學生的練琴房間說。

  “謝謝老師！我一定準時來拜您為師！”

現在也記不清那一排練琴房到底有多少間了，隻記得那一排房子，麵向食堂大門一邊和它的背麵一邊全是一間間小房間，隻能放一架鋼琴和一張學生座椅。真不知道張老師是怎麽“搶”到一間做他的“練棋房”的。

晚上七點，我準時到琴房第三間，張老師已經坐在那裏了。房間裏麵隻有一張課桌和兩把椅子，一副圍棋放在桌上。那裏也隻能放下這幾樣東西，我們也隻要這些就足夠了。

我與張老師第一次見麵，應該說了許多關於圍棋方麵的話，但是，現在都忘記了，隻記得他跟我約法三章。

第一，從今天開始，沒有什麽特殊原因，每天晚上七點開始下棋；

第二，每天晚上下三盤，如果你連贏三盤，就升一級；

第三，三思而後行，落子不悔。

張老師詳細講解圍棋基本規則、死活問題之後，就開始實戰訓練。從讓十三子開始。

每下完一盤，張老師都要複盤，仔細講解哪一顆子下得比較合理，哪一顆子是不講“理“的。以後每一次都要結合實戰具體情況，講定式，說棋理，順口就說出許多圍棋術語，如“金角銀邊草肚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等等，讓人終生難忘。

第一天晚上三盤棋下完都快轉鍾了。張老師一定要我陪他去學校門口的餐館宵夜。我們邊走邊聊，聊的還是圍棋。張老師當時大約五十歲左右吧，中等身高，身材偏瘦，手指纖長皮膚白潤，臉上總是掛著微笑，說話輕言細語，不急不忙，娓娓道來。

從第一次跟張老師在琴房學棋到年底分配工作後離校，差不多一年時間。幾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那個小餐館看到，一老一少師生二人宵夜時還“棋”不離口。我在張老師的精心指導下，棋力漸長，和張老師分別時已經開始下分先棋了。從讓先十三子，到分先對弈，不知耗費了張老師多少心血，而張老師卻樂此不疲！我每升一級，他都要在宵夜時特別犒賞。難忘師恩！

更難忘的是，張老師得知我被分配到水廠路中學之後，特地從武昌趕到漢口，帶我去拜訪他的老朋友、圍棋高手湯之望先生。湯先生就住在我們水廠路中學旁邊的張公堤內的一棟公寓裏，當張老師領著我走到湯公家時，隻見湯公開門迎客說：“張老師總是準點，真不愧是當了一輩子老師的！”

張老師笑著說：“湯公客氣了！”然後向他介紹我的情況。湯公握著我的手說：“既然是張老師的學生，現在又是鄰居，歡迎以後常來。我先跟老朋友切磋一盤再慢慢聊吧。”於是我們隨著湯公移步到他的書房。

湯公書房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書桌上除了文房四寶外，就是一副雲子和日製木質棋盤。湯公對我說：“小李老師，我和張老師這盤棋早已約定，你先看看棋，或看看書，請自便。”說完，兩位便開始手談，隻聽雲子落盤聲，不聞閑言碎語。再看兩位老師，都是那麽聚精會神，我端坐一邊觀棋不語。一邊看，一邊想，如果是我，這一顆子會下在哪裏好呢？

看著想著，突然想到圍棋棋子無論黑白，放在棋盒裏全都一樣，不分彼此，不論貴賤。棋手取子從來不看，可謂閉著眼瞎抓，抓著哪個是哪個。哦！這裏不能用“抓”，“抓”太粗魯了。記得張老師教我下圍棋的第一天，就強調並示範“持子”的姿勢。一般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中指在上，食指在下，輕輕到棋盒裏夾起一顆棋子，輕輕放在棋盤上，經過思考後決定的那個地方。切記不要用手指把棋盒中的棋子翻動出聲，更不要把棋子拍到棋盤上去，而是用中指輕輕地把那顆夾著的棋子，悄無聲息地推到棋盤上。欣賞兩位老師持子的動作，不僅僅是一種美的享受，更讓人體悟到紋枰對坐，實在是人品的中華文明的熏陶！

當然，一旦把那顆子放到棋盤上了，那可就不能再移動了。這是下棋的鐵律，叫做“落子不悔”。傳說，棋聖聶衛平小時候，有一次跟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下棋，陳老總不小心掉一顆子到棋盤上，想去把那顆子拿起來，時年六七歲的聶衛平，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馬上站起來，一雙小手抓住陳老總說：“落子不悔！落子不悔！”

誠然，棋子落在棋盤上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就有高下、貴賤之分了！於是，就有“勝負手”之說，即縱觀全局，那顆子決定了那盤棋的命運，也是俗話說的“一著不慎全盤皆輸”的那一顆子。又有一說，“人生如棋”是不是在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本來與他人都差不多的，就看決定你一生的“勝負手”，是不是抓準了、抓住了。那麽，我的未來呢？決定我人生的勝負手在哪裏呢？

期待，並尋找我人生的“勝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