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17）天涯何處無芳草，人間最美是清歡

我的農墾中學十年（2417）天涯何處無芳草，人間最美是清歡

 1989年暑假，我應邀到海南省農墾總局教研室去講學。一天課後，教研室吳多雄主任帶我們出去參觀海口市市容，順便去看看在農墾總局附近的海瑞墓。當時我坐在麵包車副駕駛位子上。當車停在秀英街十字路口等紅燈時，突然發現一位正在我們車前麵的斑馬線上走著的女士，很像我們當年的紅衛兵學友張菊香同學，於是，我朝著女士叫了一聲：“張菊香！”那位女士轉過頭來，果然是她！

 等車開過路口停下之後，我立即下車去與站在路邊的她見麵。我們都非常驚歎，居然十多年後在遠離武漢的海口市的馬路上巧遇！互致問候留下聯係方式就各人去忙各人的事情了。

我們離開海口之前，張菊香同學特地來農墾總局第四招待所敘舊。

張菊香當年就讀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幼師43班，我在語文（2）班，“文革”開始之後，本來八杆子打不著的我們，相聚在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我負責起草的大批判文章，有時是什麽通知、號外之類的，她們一幫幼師的同學負責抄寫成大字報，並張貼到大字報欄。有時工作忙起來了，到了吃飯時間，她們就去學生食堂把飯菜打回來。一群正值激情青春的少男少女，幾乎朝夕相處在一起，為了“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戰鬥”，其樂融融！似乎都不曾有過“少男鍾情，少女懷春”之事。那時也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掃蕩了“腐朽的資產階級”情調吧。反正應該是情竇初開的都未適時而開！等到後來各奔東西，錯過了“這一村”，就失去聯係了。

往事並不如煙。

1967年武漢爆發震撼世界的“七二零“事件之後，造反派翻身做了主人，各單位都對原保守組織的頭頭發出了”通緝令“。我們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造反派通緝學校紅衛兵負責人夏國林和李培永。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們在一位紅衛兵的父親熱情關照下，連夜乘坐鄖陽軍分區的吉普車奔赴鄂西北山區的鄖陽軍分區司令員那裏避亂。從此就與”鐵杆紅衛兵“張菊香等失聯了。等事件過後，我們回到學校等待分配時，學校已經是無政府狀態。學校不大，但是武漢太大了啊！通訊又那麽落後，誰知道誰在哪裏？

我簡敘自己怎麽有機會來到海南講學的緣由之後，就聽她說這十幾年來的並不那麽短暫的人生故事。

她說，你們短訓班結業分配結束後不久，幼師班也開始畢業分配了。當時大多數同學都分配到小學。她也分配到離父母家不遠的惠濟路小學工作。後來經同學介紹認識了現在的老公，就結婚生子，一兒一女，有兩個孩子。孩子他爸是海南人，華師大畢業後分配到武漢一所中學教書。1988年海南建省，他堅決要調回老家來，於是就舉家南下到海口來 了。真沒有想到我們能在他鄉異地巧遇。她看了看我們幸福的一家四口，笑著說，真是緣分啊！連忙補充一句，應該是有緣無份啊！

沒有想到，一別十多年，她還是那麽開朗！

更沒有想到，第二年，我們一家也跨過瓊州海峽來到海口！她當時在港務局子弟小學教書，離我們農墾中學隻有三四站地。從此，我們兩家經常往來，雖在他鄉，卻是同鄉，倍感親切！

常來常往，一來二去與賴校長相識相熟之後，她介紹一位台商與賴校長談投資，賴校長當時想調她來農墾中學校辦企業作引進外資的工作。我記得雙方談了好幾個月，先後洽談了幾個項目，均無結果。我一向對做生意沒有一點興趣，偶爾參與一下飯局，僅僅吃喝而已，絕不參與其事。她最後還是在那個小學退休，享受幸福生活。

沒想到，2018年我們從紐約回到武漢，在這次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當年紅衛兵聚會之前，組織者說不知道幼師43班的張菊香現在在哪裏，我告訴他們張菊香在海口，我可以聯係她，隻要她回武漢了，肯定會來參加聚會的。一打電話，她真的就在武漢！

世界真奇妙，許多事情就是那麽巧！

2024年我們在海口”滿福隆“喝早茶。

 【附錄】當年紅衛兵相聚洪湖餐館

文革十年，對於我們這些已經進入70後的一代人來說，是永遠難以磨滅的一段記憶。

這次回國不久，當年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文革委員會”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國林打電話，問我在哪裏？我告訴他，在武漢。於是他組織了一幫當年的“紅衛兵”相聚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館。

那天，來參加聚會的有幼師部的馬蘭緒、塗桂珍、張菊香、周燕雲；短訓班的張思鬥、魏人民；還有高中部的李魯峰、柯凡清等共十人。這也是當年“實師紅衛兵”的中堅。其中有幾個同學，還是在當時震撼世界的武漢“720事件”後，緊跟夏國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鄖陽避風的“鐵杆”。

當年風華正茂的我們，現在圍坐在一起，盡管歲月已經在各人臉上刻下的皺紋，是古稀之年的標記，但是一談起那激情燃燒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候，那些難以忘懷的小事、趣事，曆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我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分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2）班培訓一年。短訓班本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當年5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學校三部分都必須有學生代表參加，大概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可能我是“矮子裏麵的將軍”，盡管我那“不宜錄取”的檔案還在檔案室，仍然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代表，被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主任委員是夏國林，主持全麵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

文革期間各學校開展“運動”過程大同小異，而且，我們這個學校當時也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許多事情都已經忘記了，但是當我和夏國林談起“金條事件”時，都還記憶猶新。

“文革”初期，紅衛兵“掃四舊”。收繳、還有被“文化大革命”氣勢所迫，主動上交的金銀首飾等，都由“文化革命委員會”登記保管。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誰都沒有見過金條的，一次，收到了十幾塊金條，於是都爭相一睹。原來，其色黃燦燦，其形如當時中小學生用的長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後，負責保管的同學收拾時，發現少了一條。這可不是小事。在場的五六個人折騰了一晚上，最後，終於在一個破舊的藤靠背椅竹子扶手裏麵找到了。也許就是在大家搶著看稀奇物的時候，不經意掉一條到那個破竹洞裏了。虛驚一場之後如釋負重。

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和學校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當年12月，“文化革命委員會”又讓我帶一批紅衛兵去北京，當時大約有二三百人。那時不僅沒有現在的各種銀行卡，也沒有大額的人民幣，票麵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約一周的開銷滿滿裝了一書包，而肩負保護並攜帶這筆“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實的大個子魏人民同學，他每天晚上都是抱著錢睡覺的，白天，不論到哪裏，他時刻都把書包斜掛在前麵，用雙手護著。我這個帶隊的非常感謝他為大家全身心服務的精神，更感謝他保證了我們大家錢財的安全。而他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再相聚，談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們那麽信任我，我當然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呀！

他和張思鬥是語文（4班）的，因為這次去北京“大串聯”，我們相識相知，後來，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漢“720”事件之後，跟著我和夏國林一起，離開武漢到鄂西北山區去避風。

張思鬥還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參加1967年8月1日橫渡長江而幸免於難的。那次橫渡長江由於組織工作嚴重失誤，造成許多人溺亡，僅我們省實驗師範學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學遇難。

他一談起那次死裏逃生，就噓唏不已。他說：“那天，早上9點的太陽就很厲害了，等著下水的編隊前呼後擁，人群躁動。後麵也不知道前麵是什麽情況，都跟著往江邊湧動。大約9點過了，有人發令，前邊的人蜂擁而下，就像下餃子，人人希望下水涼快。還沒有輪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從水中撈起抬走，擠著啦？踩著啦？來不及多想就被後麵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覺被人拉住了，回頭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奮力向江中遊，幾乎所有的編隊都散了，我遊到江中才鬆了一口氣！真是死裏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點是平湖門與漢陽門之間，大橋下麵的第一個口子。”

我說，第二天我們幾個同宿舍的同學站在橋頭堡那裏，看著武警的戰士們在小船上，拿著長長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來一串年輕人的屍體，下麵一個抱著上麵一個的腿腳，串起來就像那“糖葫蘆”。真是令人寒心啊！
       參加聚會的幾位女生，都是當年幼師部（43）班的，都是堅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的“鐵杆”。

最有意思的是張菊香，在學校時，她總是滿麵笑容的開朗性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離開學校之後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應邀到海南農墾總局講學結束後，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請我們參觀海口市市容 。當我們乘坐的中巴車行駛到秀英港一個路口時，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見正在人行橫道上過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們當年的紅衛兵戰友張菊香。我大喊一聲 ：“張菊香”。她一回頭，真的是她！車上所有朋友為之驚歎！原來海南建省後，她隨夫君調回她老公的故鄉----海口市，在港務局子弟小學當老師。我調到海口以後就經常聚一聚，我2005年退休後又有好多年不見了。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漢探親，我們又在洪湖餐館相聚甚歡。

我們歡聚一堂，把酒言歡，遙想當年，正值青春年少時，意氣風發，滿以為趕上了一個多麽偉大的時代，可以“揮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場噩夢！醒來，你是誰還是誰，如果後來我們不努力奮鬥，今天這聚會就沒有這麽快樂了！

最後，大家舉杯祝願幸福晚年保重身體！希望來年再聚都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