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語文教改（2453）進入高考備戰時，有條不紊抓重點

我的十年語文教改（2453）進入高考備戰時，有條不紊抓重點

1987年8月初，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閱讀》和《寫作》責任編輯周正逵和王連雲在上海會議期間，與該社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1987年語文高考命題人之一的莊文中專門研討了實驗班高三複習備考問題。大會最後一天上午，莊文中主任講今年的語文高考命題，特別強調命題緊扣教學大綱，通過命題推動教材改革。他特別提醒大家注意這幾年高考命題組的負責人章熊先生就是人教社分編型教材的特約編輯。章熊先生經常講，我們的高考語文命題，不能讓先行先試的教材改革實驗班的學生吃虧！

莊文中主任建議，現代文閱讀要抓好：（1）段的教學練習；（2）文學作品的鑒賞問題；（3）文化著作的研讀問題。文言文閱讀，注重理解和分析。作文要注重實用文的寫作，實用文包括應用文，如寫請帖、打電報等。

返回學校後，在開學第一次高三年級語文備課會上，傳達了上海會議上述主要內容，引起老師們的高度重視。我們從高三學年開始進入高考備戰時，就非常重視與教育部高考命題組保持高度一致。當時同組的嚴育開、甘曉星等老師還與我一起研討“文學作品的定向鑒賞“問題，指導學生在複習備考時重視這個新動向。

我們學校高三年級當時有七個理科班，一個文科班。是華師一附中建校以來高中畢業班最多的一屆。其中理科高三（4）班參加人教社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實驗班師生及家長最擔心三年高中學的是改革教材，能否應對關乎前途的高考呢。

人教社上海會議主持人周正逵先生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會前，在武漢主持召開十城市專職指導改革實驗的教研員和執教老師代表座談，聽取一線教師和教研員的意見後，基本確定了高三《文化讀本》的試教方針和高三備戰高考的方略。

我從1982年開始參加人教社分編型教材改革實驗，年年暑假與人教社的學者專家一起開會學習，不斷在實踐中領悟專家們倡導的教育教學新理念，運用專家們指導的新的教育教學方法，眼見我的學生們語文能力迅速提高，我堅信，隻要按照專家們說的去認真實踐，學生的高考成績一定比普通班學生的好。何況，我們實驗班學生初中畢業時，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參加1985年語文高考單科測試，成績超過了湖北省應屆高中畢業生的人平分數。

這次上海會議聽了周正逵、莊文這、王連雲三位專家關於備戰明年高考的講話之後，我信心倍增，基本確定了我們實驗班未來一年的備考計劃。

首先要高度重視有關88年有關高考的信息，特別注意來自高考命題人的各種信息。眾所周知，我們還在走向法製社會的路上，許多方麵人治大於法製，特別是高考命題這樣複雜的工作，命題人的理念、經曆、學識等等勢必在命題中有所反映。可以肯定的是，明年隻要還是章熊先生負責命題，已經形成定式的語文高考試卷四大塊的模式不會改變：第一是語文基礎知識；第二是現代文閱讀；第三是文言文閱讀；第四是作文，且必定是提供材料寫作文。另外，據莊文中主任講話推斷，他明年將繼續參加高考命題。即使另換一位人教社的語文室主任去參加命題，仍然會堅持命題一定要有利於語文教材改革。這個重要信息明示我們，最後一年，要在抓好《文化讀本》的文化著作研讀的同時，必須重視複習高二《文學讀本》的文學鑒賞基本訓練，必須指導學生掌握定向鑒賞的基本方法。

其次，章熊先生早年從清華大學中文係畢業後，長期在北大附中執教語文，其時，先生特別重視對學生進行語言和思維訓練（章熊先生著《語言和思維的訓練》）。我領會章熊先生的意思，結合錢學森先生編著的《關於思維科學》，我認為對中學生進行思維訓練，抓好“整體思維”、“相似思維”和“辯證思維”三種思維方式應該夠用了。

再次，高三備考期間，對學生進行“模擬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必須目的明確，講究計劃性和科學性。尤其不能抓到一份所謂“內部試題”，隨時讓學生去“模擬考”。

開學時，我將上海會議的情況向語文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詳細匯報後，他非常重視，專門組織高三備課組研究備考計劃，特別強調研究文學作品鑒賞問題。9月3日晚上在辦公室與同組的嚴育開老師研討“定向鑒賞“問題；9月4日下午，與嚴育開一同去省教育學院《課堂內外》編輯部開會，討論”定向鑒賞“問題，決定按一級標題分頭去擬二級標題，一周後交稿。       

上海會議之後，不僅是我們學校重視高三備考的相關信息，聲教研室也非常重視有關高考的最新信息。

（1985年暑假我在章熊先生家親聆謦欬）

【附錄】章熊先生激勵我不斷前行

 第一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洛陽。

  1983年暑假，人教社在洛陽召開的全國重點中學語文實驗教材試教會議。赴會第一天，在湖北省教研室張良謨老師的帶領下，去劉國正和張定遠先生下榻的酒店客房拜見兩位專家。在那裏遇到了人教社特約編輯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章熊先生鼓勵我說：“趁年輕，努力吧！”

  第二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蘭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蘭州召開試教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大會組織全體與會專家、學者、編輯和老師們參觀劉家峽水電站，泛舟大壩上麵的劉家峽水庫，我剛好與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在一條遊船上，當遊船在碧波蕩漾的水麵上迎著和風細雨前行時，兩位先生站在船頭引吭高歌。大家都聽到他們是在用俄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兩位那充滿激情的歌聲，不僅感染了他們的同齡人，更讓我們晚輩看到了他們是那麽多才多藝！後來接觸多了，才知道章熊先生1951年畢業於清華中文係、張必錕先生1952年畢業於北大中文係，在校都是高材生和文藝骨幹，畢業後都在北京中學工作多年，不僅有深厚的專業功底和非凡的教學藝術，而且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感恩語文教材改革實驗，讓我有機會零距離受教於前輩大師。我在大會發言後，章先生鼓勵我：“你這兩年做得不錯！初中實驗還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青島。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島召開實驗教材初中試教總結大會。我向大會提交了我們實驗班學生參加當年語文高考單科測試的成績。武漢市中考6月28日結束，7月7日，湖北省教研室組織我班學生參加語文高考單科測試。省教研室張良謨和譚愛旭兩位老師負責監考，試卷交華中師大高考語文閱卷老師閱卷評分。然後與湖北省應屆高中畢業生高考成績進行了比較。實驗班學生測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章熊先生看了之後，非常興奮地在大會上對大家說，我們現在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套實驗教材了。華中師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師執教的實驗班學生，在沒有複習的情況下，參加高考語文測試，人均分比高考考生語文成績還高一點。後來，他還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分析學生試卷後說：

 “這些數字表明，這些學生的語文能力已經達到了今年高考學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這三題的相比數字，可以說他們已超過了平均水平。再從總分情況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一人，分布比較平均，可見這批學生中沒有出類拔萃的“尖子”。那麽，可不可以說，我國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較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引導得法，其中相當一部分可以提前達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這些學生的基礎打得比較紮實。高考屬於選拔考試，·它不同於結業考試，為了擴大區分度，每屆試題中都要有一些難題，對一個初中生來說，答不出這些難題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題的第五小題來看，這道題要求學生在一定語言環境中根據上下文判斷概念的特殊意義，是比較難的，這些學生的成績卻大大超過一般高中畢業生，可見他們受過較好的閱讀訓練。此外，從前麵談過的總分分布情況來看，也可以看出學生的基本功情況。

  最後還想說一點，我和一些同誌都有這樣的看法：語文高考不需要特別複習，尤其不要搞題海戰術；考生上場，憑的應該是平時培養起來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誌的學生臨場表現，證實了我們的想法。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應變能力，應該說，它是李培永同誌訓練的成果。”    

 章熊先生在青島會後約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談。

  我向章熊先生詳細匯報了三年來教改實驗的情況後，他充分肯定我總結的“三敢三愛”，即《敢想·多想·會想》、《敢問·多問·會問》、《敢說·多說·會說》；《愛聽·多聽·會聽》、《愛讀·多讀·會讀》、《愛寫·多寫·會寫》。並由此談到葉聖陶和呂叔湘兩位語文教育老前輩關於語文教學的“序”。

  章先生說：

  葉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語文教學要尋找“序”，這一點語文教育界都知道，並且引發各種各樣的思考。葉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講過，也引發我的思考。

   “序”的根本在於教材編寫。

  第一，葉老的觀念是相當超前的。長期以來我們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為教學的依據，葉老把它打破了！觀諸世界教材觀念的發展，由“課（lesson）”而“單元（unit）”，由“課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這是教育理念的進步。在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在堅冰剛剛化凍這些理念還沒有進入中國之前，葉老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見解。

  第二，這是立足點和視角的根本變化。長期以來我們都把“文質兼美”作為選材的唯一標準。要貫徹葉老的思想，就要以學生為主體，就要研究學生的認知規律，就要以此為基礎尋求新的線索，開辟新的途徑。

  談到葉老所呼喚的“序”，就會聯想到呂先生提出的“科學化”。兩位老人意氣相投，私交甚篤，兩種提法此呼彼應。雖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達的是相同的焦慮，是為語文教學效率不高而產生的焦慮，是對我們這些第一線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閱讀》的特邀編輯，這套教材的編寫貫徹了葉老和呂老的語文教學理念。整套教材，縱向有序列，橫向有層次。

   章先生是語文特級教師、北大附中副校長，從1984年開始參加全國高考語文命題工作，不僅對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進行探索，而且推出“現代文閱讀”測試題。

  他說：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題，就推出了“現代文閱讀”欄目。一時全國嘩然，“超綱”的攻擊聲四起。

  後來，章先生在一篇談高考命題“現代文閱讀”時，寫道：

 不過現在習慣了，而且較那時有所發展，從獲取信息性閱讀擴展到文學性閱讀（由於文學性閱讀的多解性，如何命題有些地方還要進一步研究）。現在我要談的是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請。人們都以為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不是，我不能貪天之功，應該還曆史的真相，把功勞還給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試題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其實細心的人從這本書裏卻永遠找不到相應的章節，那是朱德熙先生從全書中挑選了一些段落組合而成的，天衣無縫。更有甚者，譯文裏每一個句子都經過朱德熙先生親手厘定。我至今記憶猶新，真正領略了什麽是學者風範！當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個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廳裏，朱先生找來了原本和譯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辭典；原文與譯文一句一句比對，有覺得不夠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確定。不僅如此，最後的定稿也是朱先生親手抄寫，由我帶到命題組的。正因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這個石破天驚的項目才得以順利通過，否則以我當時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種局麵了。

  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從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題工作至今未變，“現代文閱讀”一直是必考的一項。這也是章先生對語文教育教學的重大貢獻之一。

  臨分別時，章先生再三囑咐我，一定要再堅持三年完成高中實驗任務。還贈送一本他翻譯的美國教材《提高寫作技能》，一本他寫的《語言和思維的訓練》。又送我一枚他親手篆刻的“培永藏書”印章。

 還記得，我調到海南以後，大約1992年吧，教育部決定進行高考改革試點，海南、雲南、湖南三省由國家高考命題組另出一套試卷，簡稱“三南試卷”。遠在海南的中學校長和畢業班的老師們不知所措。我們農墾中學的賴瑞光校長帶著我直奔北京章先生家。

 章先生在談“三南試卷”時，特別強調這一次高考的命題原則，用當時鄧小平說的話，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學校後，要求高三的老師夯實基礎，降低備考複習測試題難度。果然奏效。

 感謝章先生不吝賜教！

 感謝章熊先生一直激勵我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