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隨筆(119)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人教社三次親聆張誌公先生講語文教學改革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邀請我參加實驗教材《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第一冊的修訂工作,同時還邀請了北京著名語文教師張必琨和江蘇著名特級教師朱泳燚。該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說,這是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請三位中學老師參加教材修訂工作。我們三人當時都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左起朱泳燚、張必錕、王連雲、李培永)
1986年10月8日晚上,上海《語文學習》編輯部的範守綱老師突然飛到北京人教社招待所來了。他與張必琨和朱泳燚也是老朋友,我們四個老朋友歡聚一堂。
範老師來北京的任務是采訪葉聖陶先生和張誌公先生。張誌公先生就在人教社上班,第二天,範老師帶我一起去張誌公先生辦公室時,誌公先生非常熱情,見麵握手後就拿煙,一邊點煙一邊說:“醫生、親人都勸我戒煙,還有朋友告訴我,說吃糖可以戒煙。沒有想到,煙沒有戒掉,吃糖又有癮了。這不,原來隻要煙、酒、茶,現在還要加上糖果。"語言學大師就是這樣平易近人,親切自然。
範老師真是一個采訪高手,他在與誌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覺把他要問的問題都談到了。我們在聊天時,誌公先生還講了一件趣事。他說,有一年,他陪呂叔湘先生參加北京市中學語文教學研討會時,叔湘先生拿著會議議程單,指著一位發言人的名字問:“誌公啊,這位老師的名字怎麽讀呀?”誌公先生一看,忙說:“不認識。”呂叔相先生是我國語言學界的泰鬥,張誌公先生也是大語言學家,兩位大師在大庭廣眾之中,都非常坦然地說自己不認識那個字,並當場請教主持會議的老師。這種大家風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感動了在場的所有老師。
1986年10月15日,是我人生永遠難忘的一天。
範老師曾多次采訪過葉老,而且常有書信往來。我曾經在範老師家,手捧葉老的墨寶,仔細閱讀,強記要點。記下了1983年1月25日葉老給範守綱的回信要點:
·作文就是說話,作文是用筆說話;
·說話的內容和要求;
·作文命題很重要;
·作文評改方法要改革;
·“講深講透”與“精批細改”一樣,學生吃虧。
葉老在信中所講的,都是當時語文教學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先生再次明確闡述他的教育理念。自從1982年,我執教人教社語文分編型實驗教材以來,《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是我每天必讀的著作。葉老的教育理念是:“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於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怎麽叫用不著‘講’用不著‘教’?學生入了門,上了路了,他們能在繁複的事物之間自己探索,獨立實踐,解決問題了,豈不是就用不著給‘講’給‘教’了?這是多麽好的境界啊!”學習葉老的教育思想,結合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改革教學法,著力培養學生“自能讀書”“自能作文”能力。
1986年金秋十月,我與範老師的老朋友朱泳燚都在北京參加人教社初中《作文·漢語》的修訂工作,朱老師早年寫《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專著時,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於是,範老師約朱老師和我一起去拜見葉老。他們兩位是葉老家的常客,我是第一次走進葉老當年住的四合院。當朱老師按響門鈴後,隻見開門的是葉至善先生,他是葉聖陶老先生的兒子,那年也有七十多歲了,長相酷似葉老,滿頭白發,連眉毛都全白了。
至善先生一看範守綱和朱泳燚,就說:“很不巧,葉老住院了。”範老師連忙說:“沒事,沒事。我們就是來看望他老人家的,您去醫院時,代我們問候老人家,我們就不去醫院打擾了。”
範老師介紹我認識至善先生,先生一邊說:“年輕真好!”一邊請我們進了客廳。我從走進葉老住了一輩子的四合院,到客廳坐下,仿佛在夢中。
我們在客廳聊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事,談話非常自然。談到語文教材選文和修訂時,討論也非常熱烈。
一下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臨別時,至善先生一定要送我們出門,走到院子中,我們四人照了一張合影才依依惜別。
(1986年10月15日,左起朱泳燚、葉至善、範守綱、李培永)
晚上,我們一行三人再去拜訪張誌公先生,誌公先生侃侃而談兩個多小時,集中圍繞當時《語文學習》讀者的三個“興奮點”,縱橫捭闔,闡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
語文教育的封閉性問題;
語文教育的辯證思維;
語文教師要學一點專業理論。
回到人教社的招待所,我們三人感觸頗深,都覺得今天收獲太大了,但又覺得誌公先生意猶未盡。範老師說:“不要緊,我出門時,已經跟誌公先生說好了,明天早上去先生的辦公室,請先生繼續講,我帶錄音機去錄下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我們準時到了誌公先生的辦公室。先生又足足講了兩個半小時。一起去聆聽先生講話的,還有人教社中語室主任張厚感編審、特約編審顧振彪、《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等。
【附錄】張誌公先生講話的錄音(錄音未經張誌公先生審閱):
語文教學改革需要著重探討的幾個問題:
最近,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公布了幾項重大決定,《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九年義務教育法》、成立教材審定委員會等等。“七五“計劃要完成的任務已經非常明確了,我們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跨世紀的人才。
香港今年中考出了一道作文題:《龜兔第二次賽跑》。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什麽稀奇,效率就是生命的現代化氣息更濃厚一些!我們得加快速度,美國兔子、日本兔子、小小香港的兔子都不睡覺,我們得有緊迫感,但是又不能性急。在研究一些具體問題時,在一定的時候要研究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怎麽解決?恐怕要進行一些探討,我們的改革才有科學性、理論性、迫切性。
有些同誌說,我教了三十多年書了,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意見很多,但開藥方的不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也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從興辦科舉以來,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從學製到教材,大部分是引進的,引進太晚了。如果在彼得大帝和明治皇室那個年代引進,我們現在的情況可能會好一些。人類從原始社會至今,既互相競爭,又互相學習,才推進了人類的發展。引進不錯,很重要,引進太晚了。可是有幾項不能引進,頭一門是語文,隻有靠我們自己。可是引進西學到現在,時間不過七八十年,時間還很短,長期以來沒有給必須的條件和研究問題的時間。現在有條件了,我以為有三個根本問題要進行研究。
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有幾條:一個是存在決定意識;再一條就是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矛盾是永恒的,統一是相對的;還有一條,事物是發展變化的,不要用靜止的眼光看問題;最後一條就是具體矛盾具體分析、具體研究、具體處理、具體解決。
我們是不是按辯證唯物主義辦事呢?常常是對立而不統一,這個磨轉轉回回推了好多年,是不是現在很有一點忽視理論指導了?有一點像胡適的“少談點主義,多談點問題”。我們的主義聽夠了,如果算賬的話,主義算在“四人幫”頭上。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強有力的武器,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現在按這個來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不多。
我們的古人很有點辯證法。孔老夫子就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辭達而已”、“言而無文,行而不遠”、“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以後又變為“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是為道服務的。
先生與學生之間,孔夫子並不提倡“我怎麽說,你怎麽聽”。有一次他與子貢談詩,“稚也,子可與吾言詩也”,他喜歡這樣的學生。他又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我到新疆講學時,寫了“後生可愛,來者必勝於今”。“師不必賢於弟子”,老師樣樣比學生強,那可不見得,無非是先學後學罷了。韓愈、朱熹都有這樣的思想。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老北大用這十個字作校訓。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
再往外說,早期的資產階級,盧梭“自由、平等、博愛”(涉及宗教政策的,不一定要用!)
凱洛夫的“量力性原則”,讚可夫的“高難度原則”。我感到又是一個對立統一原則。
這裏都有一個“度”的問題,在一定“度”的範圍內,有個對立統一問題。
多與少,有個度,太少了也有難度,千字文,少,但難!多,不見得難,也有個度,過多了,就難。都有一個度。興趣也是如此,有些東西,一違反辯證法就不行。
有些大事之所以朝令夕改,恐怕就是因為辯證法太少了一點。
改革首先要從思想方法上下大功夫,拿這個武器去解決具體問題。
我們長期以來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政策是重農、輕工、抑商。重農不動腦子;一搞工,人就要動腦子;重商,人就要到處跑,這就不利於封建統治。我參觀博物館,有一個感受,藝術發展很明顯,而農具基本上無變化。封閉型就產生於這樣一個社會基礎。
其特點是什麽呢?姑且說一說,教育觀就是培養官僚。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這就有問題了,把學生看成毫無獨立性的笨蛋,這是錯誤的,落後的!
教學內容,讀名篇經典,目的是為聖賢立言,將來不許有別的說法。讀名著以便於模仿,以至於抄襲。
教學方法呢?一是灌注,第二就是強製與懲罰,所以“師道尊嚴”要批評。還有利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食色,性也”兩者最重要的,書中都有。總之,一灌注之,二強製懲罰之,三利誘之,鼓勵死記硬背,模仿抄襲。“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死記硬背的方法容易,獨立思考很難!
孤立,作文就是作文,與別的沒有關係,以至發展為最沒落的八股文。
同義反複,總的結果是凝固的,非發展的,不往前走了!
這個勢力大,一直影響到今天的語文教學。其反映是各種不同樣式的考試,考試以後當官,總之為謀私利的目的。內容還是古今名著,積極因素是傳道,傳沒傳還不一定。更重要的是考試的安全係數高。應付考試的需要,老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考試而學,這倒是合作得很好的。不考的就不教,從來就不考“說”。雖然也有對策,對策仍舊是做文章,完全忽視口頭語言的學習和訓練。口頭語言要求準確、敏捷、得體。敏捷的思維能力,準確的表達能力,還有適應客觀環境得體地表達,這種語言能力不鍛煉,怎麽行?
作文訓練,最早的題目:上海的早晨,黃浦江的早晨,記一個我最敬佩的老師。作文到底怎麽辦,轉來轉去,轉不出來。總的來說,目的在於考試,不是為了應用,曆來如此,不會應用。始終沒有拿“學以致用”來作為目的。口頭要說什麽,筆下要寫什麽,目的不明確。
知識與能力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知道磷與粗糙麵摩擦就著火,但是,擦火柴的能力,與有無這個知識毫無關係。所謂安全火柴,不是指安全不起火,而是指無毒。
另一種知識可就不同了。外國白酒是說的蒸發度,中國白酒是指含酒精的度。兩者不一樣,如不具備這種知識就不行。這種知識和能力,或者在前,或者在後,也不一樣。有的知識是即可化為能力的,有的知識要多少天、多少年才能化為能力。
李政道楊振寧的宇稱不守恒定理,就不能立刻轉化為能力。
總之,知識與能力之間的關係,沒有公式可用,隻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行。凱洛夫的“鞏固性”原則,後來發展到當堂可鞏固。有的學科、有的課堂教學內容可以做到當堂鞏固,有的上二十堂課也不能解決問題。
教育理論包括內容非常廣,有點還非常薄弱,甚至是空白點。比如教學論、心理學、心理發展,社會學問題,語言學,特別是到了信息社會,信息革命時代,沒有理論語言學的建立是不行的。教育心理學,心理語言學等,如果對此的多樣性,互相滲透性不了解,有的還是空白點。沒有這些東西,教育不能有突破性的改革。為此,特別是第一條,必須提倡真正的科學的科學研究。要調查客觀實際,分析、運用,研究問題,幺幺數據,單純憑經驗不行,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抽樣的“樣”很重要。不作分析的抽樣沒有用。必須有數據,數據也不能忽視經驗,但片麵考經驗辦事不行,也得搞辯證法。
總之,三項工作非得下功夫不可,再與其它具體問題結合起來,那麽就可以探索一條改革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