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談邂逅(3) 一生教語文的張必琨先生
張必錕先生是1952年北大中文係畢業的高材生,一生在北京教中學語文,全國著名的資深語文教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被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特聘為編輯,編寫人教版初中《閱讀》文言文部分和高中《文言讀本》。
1983年8月,人教社重點中學語文實驗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試教一年後,第一次全國會議在河南省洛陽市舉行。在赴會之前,湖北省省教研室張良謨老師通知我說:“人教社張定遠先生要求打印你的總結《試教初步》300份,帶到洛陽去開會。”一到洛陽,張老師就帶我去拜見人教社的劉國正先生和張定遠先生。在兩位先生下榻的客房客廳遇到正在那裏談笑的章熊先生和張必錕先生。
張定遠老師握著我的手問了我的年齡後,非常高興地說:“年輕人努力吧!你寫的《試教初步》很好,我們《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已經刊發在《試教資料》(五)上麵,發到全國各省市教研室了。你好好準備一下,後天,給你三十分鍾時間再講一講吧!”
國正先生握手時微笑著說:“年輕真好啊!堅持六年必有收獲!”
與章熊和張必錕兩位先生握手時,他們都鼓勵我:“趁年輕,加油吧!”
人教社高度重視這次會議,副總編劉國正先生率領實驗教材的全體編輯參加會議。國正先生在開幕式上的報告,特別強調了這次教材改革實驗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改革步子最大的實驗,全國各省市都有四個學校(兩個城市和兩個農村重點中學)參加;教材的最大特點就是分編為《閱讀》和《作文·漢語》兩本書。殷切希望所有參加這次會議的編輯、各省市教研室的教研員和執教老師,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堅持不懈地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實驗工作。
《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閱讀》責任編輯張定遠同誌的報告,重點講述了這套實驗教材的整體構想,以及編輯理念、體例設計。各位編輯分別主講自己負責編寫部分的內容和體例、以及教學建議。
《閱讀》特約編輯、北大附中語文特級教師章熊老師主講《段的教學》,具體指導執教老師如何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
特約編輯張必琨老師主講《初中文言文教學》,強調文言文誦讀教學。
第三天上午,大會安排我在上海著名特級教師徐振維老師之後發言。第一次走上全國會議主席台上發言之前,不由得想起了我第一次公開發表文章的事。
那還是 1977年恢複高考之後不久,全國僅有北京的《中學語文教學》和上海的《語文學習》。每個月隻要刊物一到閱覽室,我立即從頭看到尾,常常看到一些中學老師的文章赫然登在刊物上,雖然我沒有項羽那種“大丈夫生當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氣,但還是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那種不服氣的想法,難道我的文章就不能登上去嗎?於是,就有了處女作《住戶代表的誕生》發表在北京《中學語文教學》1980年第8期。
人到中年,現在能有這樣的學習機會實在太難得了!為了提高能力,隻有弄斧到班門才能學到真本領。於是,我在《試教初步》文稿的基礎上,擬定了大會發言提綱。說實在話,我走上大會講台時,非常忐忑。我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中國中學語文教學界的頂級專家、學者、著名的語文特級教師,台下是全國各省市實驗班的執教老師,他們大多是具有師範大學本科文憑的行家裏手,我這個隻有高中學曆的年輕教師站在這裏,就是來接受考核的。擺正位置,調整心態,如實匯報了自己一年來想了些什麽,怎麽想的,做了些什麽,怎麽做的,向大家匯報了試教的初步結果。當我講完之後,徐振維老師第一個與我握手表示祝賀,充分肯定我鼓勵學生提問的訓練方法。
第二次在蘭州,全國會議組織與會人員遊覽劉家峽水庫時,剛好與張必錕和章熊兩位先生在同一艘遊船上,我們的遊船在碧波蕩漾的水庫湖麵遊弋,那清澈見底的湖水,徹底顛覆了自古以來“跳進黃河洗不清”的傳統觀念。似乎昭示我們正在進行的語文教材改革也顛覆了傳統的語文教學。本來老師們都在甲板上欣賞湖光山色的,忽然飄起了細雨。老師們紛紛回到船倉裏去了,三個一群,五個一堆,聚在一起,或聊天文地理,或聊所見所聞。
而此時在船頭的甲板上,章熊和張必琨兩位老師迎著和風細雨,用俄語高唱五十年代在中國流行的蘇聯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等。這幅畫麵生動地展現了前輩多才多藝的文化功底,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永生難忘!
1985年9月21日上午第一二節課,張必琨先生應湖北省教研室的邀請,來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高中語文實驗班,給武漢市重點中學高中教師上文言文誦讀示範課。課後與執教實驗教材《文言讀本》的老師們座談文言文誦讀教學法(見附錄)。
1986年全國實驗教材會議在山西太原舉行,會議安排了一位老師上文言文誦讀示範課。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老師的示範課居然還是那種傳統的“串講法”,即老師一邊讀文言課文,一邊逐字逐句翻譯串講。聽課老師在下麵議論紛紛,《文言讀本》責任編輯周正逵老師當機立斷,立即在會場找到了張必琨老師,讓他馬上準備去上一堂真正的誦讀課。
張老師真不愧是老北大的高才生、北京著名語文老師,周老師隻對他說了一句,“請您馬上去上一節誦讀課!”就去台上安排學生,組織會議去了。留給張老師的準備時間不到二十分鍾。
還是那個班的學生,張老師走上講台,微笑著對學生說:“今天要辛苦你們了,現在我再給大家上一節文言文,我的上法跟剛才那位老師不一樣,希望你們能喜歡!”
簡單的開場白後,張老師就把課本放在講台桌上,走到學生中間,從頭到尾背誦了一遍課文。剛背完,台上上課的學生和台下聽課的老師就熱烈鼓掌。然後,張老師指導學生開始操練“誦讀",方式非常靈活,或自讀,或齊讀,或領讀,或輪讀(一部分學生讀,一部分學生聽),或跟讀,即老師高聲誦讀,學生輕聲跟著老師讀。張老師一直在學生中間空著手走來走去,揮灑自如,學生興趣盎然。一節堪稱典範的文言文誦讀示範課,展示了張老師的堅實的文言功底和高超的教學能力!更讓全體實驗教材的執教老師明白了文言文誦讀教學法的真諦。
最難忘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我與必錕先生住在人教社招待所,參加《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那一個月,與必錕先生朝夕相處,親承謦欬,如坐春風,勝讀十年書。
我從1952年上小學一年級,到1965年高中畢業,都是學習人教社各學科教材長大的。每學期開學,拿到新書,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紙,後來用舊畫報把新書“包”好。這還是小學班主任喻文慧老師手把手教會我們的,邊教邊囑咐我們,讀書人一定要愛惜書!然後翻看新書,看著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編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麽也不敢奢想,更想不到,幾十年後,我走進了中國編寫中學教科書的聖殿,在時任人教社副總編、著名語文教育家劉國正先生領導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黃光碩、副主任張厚感,《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還有分編型寫作教材編輯王連雲、特約編輯張必錕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訂《作文·漢語》(第一冊)。
還記得,在第一次修訂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說:“我們人教社的這一套初中《閱讀》和《作文·漢語》實驗教材,第一輪全國大規模試教已經結束了,實踐證明了這套教材的可行性,編輯體例的科學性,為了把這套教材編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國正式開始使用,我們社決定修改《作文·漢語》。現成體例基本不變,主要根據執教老師和實驗班學生的意見,對有些單元的內容、例文、單元練習題等進行修改。修訂後的《作文·漢語》,擬定名為《寫作》。為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我們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聘請第一線的老師來參加修定工作,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張必錕老師、江蘇的朱泳燚老師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師。他們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一個月修改完成第一冊,時間確實有點緊。希望大家抓緊時間共同努力完成任務。”國正先生聽取了修改工作進度計劃匯報後,請張厚感副主任、王連雲責任編輯,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師的日常生活和國慶節期間的娛樂活動。
張厚感副主任忠於職守,經常來招待所過問修改工作進度、商討修改中出現的問題、審閱修改質量。休息時間,就與我們即興談天說地。
我和江蘇來的朱泳燚老師真正見識了北京人,特別是必錕先生和厚感先生兩位北大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錕先生是湖南人,早年畢業於長沙湘雅中學,1952年畢業於北大,幾十年來,一直在北京教中學語文。10月1日,他一定要盡地主之誼,請我們幾個人去他家過節吃飯。我們先到他家,在等候王連雲老師時,他請我們欣賞鋼琴名曲,每彈一曲之前,他都要講解名曲之名的由來。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娓娓道來,生動再現了名曲誕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講得津津有味,我們聽得興趣盎然,讓我永遠都記得蕭邦的《黑狗》和貝多芬的《月光》那優美動聽的名曲之名由。
厚感先生與必錕先生是北大校友,幾年來一起從事語文實驗教材編寫,情同手足。兩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懸河,非常健談也特別敏銳,小酌慢飲,談吐間不時流露出精彩語句。
10月3日,厚感副主任在王連雲老師家,兩人一起宴請我們三位中學老師,準備了名酒,他還親自下廚,做了十幾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們邊喝邊吃邊聊,興之所致,無所不談。
厚感先生是廣東人,喜歡喝點好酒,酒量不大,酒後話就更多了。當時不知怎麽扯到當官的事,他笑問必錕先生:“必錕兄,你最近與你的老同學吃飯沒有啊?”
厚感先生說的“老同學”,就是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陳書記當年與必錕先生是北大中文係的同學,參加革命後,肄業成為了職業革命者,後來逐步成長為職業革命家了,當了北京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隻要有機會,常與北大學友聚餐,在一起敘學友之情,聊天下之事,暢所欲言,不分彼此,其樂融融。
必錕先生:“今年他特別忙,到現在快一年了,還沒有來參加過一次活動。你想說什麽?盡管說吧?”
厚感先生說,俗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這些讀書人,隻知“書中三味”,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會,那些“議員”,要想當好,當長久,就得學會“小罵大幫忙”。而封建集權帝製,像魏征那樣敢於直諫,妄議皇上,大都不得好死。魏征幸虧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後下詔厚葬。感謝魏征讓他懂得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畢業就在人教社中語室當編輯,辦公桌與老北大畢業的張中行先生麵對麵,共事二十多年。他與張中行先生亦師亦友之真摯感情,隻要看他代表人教社執筆的《沉痛悼念張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一個月時間,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學習如何修改教材。
我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一般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尤其方便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我第一次參加修訂工作,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認真寫字的第一課。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先生遇到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他做學問更是獨立思考,認真研究之後,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實是眾所周知的。記得有一次,給我們年輕教師講“文言文虛詞教學的複雜性和單一性”時,談到文言“虛詞”的複雜性表現之一,就是“虛詞的用法很多”,他說:楊樹達先生歸納為二十多種。其中“之”: 楊樹達說,助詞,無義。呂叔湘先生說“之”是取消獨立性。
張必錕先生說:“我以為有舒緩語氣的作用。哪一種說法對呢?我以為都對。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證。如:‘劉和珍君聽我的講義’這個‘的’相當於‘之’;‘總之,落水狗的該打不該打’這個‘的’也相當於‘之’”。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必琨先生熱愛教育事業,一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成績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語文》,集中展現了他的語文教學理念和造詣。他倡導並力推的文言文誦讀教學法,已為廣大語文教師所接受且踐行,更為學生喜愛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語文,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附錄】張必錕先生談“文言文誦讀教學法”(根據錄音整理,經必錕先生審閱)。
為什麽文言文課堂教學要以誦讀為主?
一、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培育語感;沒有傑出的語感,任何一種語言都是難以學好的。
語感起首來曆於聽,其次才是說。古人說:置之齊則齊語,置之楚則楚語。說的也是這個事理:人們在“活”的語境中,之所以能較快地學好另一種語言,就是因為聽得多的緣故。這不限於學方言,學任何一個語種都是這樣的。隻有誦讀才是培育文言文語感的唯一正確的路子。
二、用誦讀為主的方法教文言文,要想達到培育學生閱讀能力的目標,就必需有足夠的誦讀量。“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沒有足夠的誦讀量,功敗垂成,這是多年來文言文講授上的一個很大的失誤,該當作為我們的前車可鑒。
先申明一下:這裏說的誦讀,是熟讀和背誦的合稱。熟讀者,拿著書邊看邊背,背不出就看幾眼;而背誦則必需分開書本。古人讀《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是這種讀法,真正能從頭至尾背誦的大概隻有兩種人:過目不忘者和讀死書的人。
三、誦讀為主的講授體例,也可以給一個堂皇的名稱:誦讀講授法。這種講授法跟舊時代私塾的教讀體例有相似之處,然而本質全然不同:它不是單一的朗讀練習,也不強迫學生死記硬背,而是用誦讀來帶動其他的練習(如句、篇的練習等),最後達到天然成誦。采用這種講授法,應當遵循下麵兩條根本原則:
第一、誦讀和會意緊密連係,以求疏浚文義。
誰都不否定,學生在朗讀時,無論讀什麽,其思維都在思考著文字所包含的意義,這就叫會意。在文言誦讀中,這種狀況表現得尤其明顯,很值得重視,因為先有會意爾後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除了需要的講解(如背景常識、個別難句等)而外,教師的首要使命不是讓學生記住某些現成的結論,而是因勢利導,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使其思維過程有秩序地進行,並養成自發會意的習慣。
學生讀文言文而能會意,是無庸置疑的。文言跟現代漢語同源而異流,同為主,異為次,此其一;
其二,我們並非讀經,課文裏沒有佶屈聱牙的句子,而又有標點,有注釋,當真讀讀,至少也能讀懂一小半。一小半懂得,就有了會意的基礎了。
會意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及言;
二是知而能言,雖不中亦不遠;
三是言而能中,即所謂確解。
我們應該幫學生求得確解,但又要看到,因為時代隔膜、用語習慣分歧等各種原因,句句求確解也很難辦到,古人某些大注家尚且難免於望文生訓,況且初學!所以,對學生要求應當放寬,一篇之中,對折能確解;其餘,或心知其意,或言而不中亦不遠,均無不成,極個別語句(例如以學生現時的閱曆難以理解的語句)甚至可以存疑。如能這樣做並沒有什麽不好,因為它給學生留下了繼續會意的餘地,使其傾全力於誦讀,在誦讀中求解,在誦讀中感知文言的表達特點,在誦讀中積累語言素材——從久遠概念看,其結果比讓學生借助完整的譯文來領會文章大意要好得多。
以上是就疏浚文義說的。還有更高層次的會意——陶淵明式的會意,用他本人的話來詮釋,就是“奇文共賞識,疑義相與析”。這種賞識性、切磋性的會意,學生一時自難辦到,但又不能不觸及,例如詩文中的警句、佳句,稍稍觸及一下還是有益處的。
第二、熟練運用記誦的三要素,以求天然成誦。
記誦的三要素是:
(1)口熟,就是在反複朗讀的過程中,像磁帶一樣把課文的語句按先後次序“錄”在大腦的“記憶帶”上。這種記誦憑靠的是對聲音的直感,包括吐字、停頓、語氣、語調等,背誦起來經常是不假思考的,如同幼兒背誦詩歌,因而帶有不變性。
(2)掌握支撐點,就是在粗知內容大意的基礎上,起首記準若幹開頭語句包括名句 、佳句 、過渡句和段落的起結句 ,用它們作為支撐點將全篇(段)貫串起來。這種記誦已含有顯著的理解記憶成分 ,但仍然會在連貫背誦中可能呈現某些“斷層”。
(3)把握文章理路, 即理解作者行辭意圖,特別是要弄清各個層次之間的內涵聯係,使其言“若出於吾之口”,這就純屬理解記憶了——到這一步,或者接近這一步,才能順暢地背誦全篇(段)。
以上三個要素盡管層次不甚分明,其間卻存在著彼此聯係、彼此促進的因素,任何一個都不容忽視。例如在背誦過程中出現的“斷層”現象(背完一個語段後怎麽也想不起下文的開首)和“越位”現象(越過一個語段去背下文),一般說來,都是因為不熟悉理路的緣故;可是,若是在一個語段之中出現斷語殘句或倒置錯位的現象,那原因恐怕就在口不熟或缺乏支撐點了。
此外還有一種特別情況:一篇已經成誦的課文,隔上一年半載不讀,記憶也可能臨時“隱沒”。這時,若是本來口熟,又有足夠的支撐點,那麽隻需要再朗讀一遍,複習一下文章的理路,就可以恢複記憶達到完整精確的水平;相反,若是本來口不甚熟,又貧乏支撐點,即使讀上三四遍,恐怕也未必能順暢地背誦。三者之不成偏廢,於此可見。
在現實練習過程中,三者的綜合運用表示為:起頭注重口熟和掌握支撐點;待到半熟之後,再利用文章的理路來達到連貫背誦。記誦也要講究技巧,例如掌握韻文、駢句、排比的特點等。但技巧又往往是有個性的,要倡導學生不斷地總結本身的經驗教訓,從中發現巧妙的記誦法子。
課堂誦讀操練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應以中等學生誦讀能力為尺度設計同一的誦讀曆程,分段誦讀,長段分層誦讀。方式要靈活,或自讀,或齊讀,或領讀,或輪讀(一部分學生讀,一部分聽),而以自讀為主。這些做法,剛剛在課堂上已經展示過了,就不多說了。
教師的指導可以穿插在學生誦讀操練中進行,內容不外乎怎麽朗讀和怎麽理解這兩個方麵。對朗讀的指導必需十分具體,因為讀音涉及詞義,停頓涉及句子的組織,語氣涉及虛詞的感化和作者的豪情,讀得準確可以反過來促進對辭意的理解,這就是前麵說的“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
對理解的指導則要求精要,例如對句意、段意、文章的大旨和理路的講解都不作長篇宏論,隻用幾句話點到為止,這也是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因為陪伴著誦讀的曆程,會意也將繼續進行下去,沒有必要把什麽話都說完。把這兩方麵合起來講,就是“具體”“精要”四字,這是指導的原則。指導不限於教師講解,也可采用開導提問的方式。
應當指出,教師的領讀領背和實時檢查學生背誦,是指導誦讀的兩個主要手段。教師的領讀特別是領背,是一種直觀的指導方式,可以幫學生正音、讀出語氣,並咀嚼語句的內容。實時檢查學生的背誦,發現問題當即解決,才能加速記誦的速度。在全篇(段)基本成誦後還要留出必要時間讓學生提問,進一步理解課文。
上麵說的這些做法,剛剛在課堂上已經展示過了,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