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道四（105）“做課”“磨課”，說穿了就是弄虛作假

說三道四（105）“做課”“磨課”，說穿了就是弄虛作假

 

談到中小學教育，可以說一直是弄虛作假的重災區。特別是在上公開課、示範課、研究課時，還美其名曰“做課”，是為了把公開課“做”得更好；“磨課”是為了把公開課“磨”得更完美。其實，“磨課”或“做課”，“磨”的是在同一個班教過多次的同一篇課文，“做”的是反複修改過的同一篇課文的教案。至於，這種做法給學生，乃至教育教學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什麽，似乎並不重要。

我當了一輩子中學老師，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調回母校之後，從1982年9月到1988年7月，我在華中師大一附中執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改革實驗班。接待來自全國各地聽課的有幾千人次，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學語文老師，也有大學教授及其所帶的研究生，還有教育部領導，如時任教育部教材辦公室主任魏一樵，教育廳局長、學校的書記、校長、主任等。試想，如果每次有人來聽課都要“做”或“磨”，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還怎麽做？

記得在實驗班第一次大型公開課的頭一天。我要求學生回家好好預習課文，告訴他們明天有一二百老師和領導來聽課。有個學生問我，您明天準備讓我回答什麽問題呀？他說：小學時，隻要有人來聽課，我們都要準備好誰答第幾題，還要求我們回家背下老師給的正確答案。我告訴他們：我從來不弄虛作假，不管誰來聽課，該怎麽上就怎麽上。請你們記住：我隻來真的!你們平時怎麽上課，到時還是怎麽上吧！

我剛從一般中學調回母校時，袁福校長指定劉友三老師當我的指導教師，讓我跟劉老一起備課，跟班聽他的課，請他隨時聽我的課、及時評教評學。劉老告訴我：“我們學校是省重點名校，經常有外邊的老師來聽課，有時還要搞公開課，不管怎樣，我們都要來真的，不要搞假的。一節課不見得能表現出一個老師的水平來，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虛假之課。”他不僅在教我怎麽教學，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記恩師的教導，一直堅持來真的，永遠給學生最真實的。

劉老諄諄告誡我：“語文教學藝術不同於梅蘭芳的舞台藝術。梅蘭芳的一出《貴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語文教材卻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學生中反複講。”

劉老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82年2月17日，劉老師傳達了學校領導和教研組的決定，本學期讓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開課，他鼓勵我一定要搞好。

袁校長親自找我談公開課的問題，他強調這是學校建校以來第一次大型公開課，一定要認真準備。並通知我，學校已經決定於3月11日舉行。

為了保證這次大型公開課萬無一失，而又真實。劉老師讓我先在他執教的四班試教。在劉老師的精心組織之下，試教效果很好。當天晚上，劉老師對我試教的這節課提出了詳細而周密的意見，並告訴我，這幾天要常常“過電影”。

他說，從試教來看，整個課堂教學結構緊湊完整，“無懈可擊”，小毛病有兩個：第一，講第一部分太囉嗦，還要簡單，點明即完；第二，語言要簡練，多讓學生活動，多讀。一定要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其他聽課的幾位老教師也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劉老師言傳身教，讓我終生受益。後來不論是大型公開課，還是一二十人來“推門聽課”，從來都是來真的。

1984年9月中旬，一個周一的上午八點，上課前幾分鍾。湖北省教研室的譚愛旭老師帶了十幾位老師來到我的教室門口。我正準備上第一節課，他回頭看了看吳主任後，對我說：“吳主任帶他們海南農墾係統的老師，來我們湖北聽課學習。省教育廳安排他們到華師一附中來，教導處說第一節課就聽你的。”我馬上表示歡迎，然後安排他們到教室後麵就坐。

現在也記不清當時上課的內容是什麽，反正我一貫堅持的是，不論誰來聽課，我都按教學計劃該講什麽就講什麽。下課以後，聽課的老師們非常興奮，謝謝聲不斷。帶隊的吳主任對譚老師和聽課的老師們說：“我們這樣突然襲擊式的推門聽課，聽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實。李老師教態自然，講課要點清晰，重點突出，學生主動學習、思維積極、課堂氣氛非常活躍！感謝李老師為我們上了一節很好的、非常真實的語文課。”吳主任握著我的手說：“請你在方便的時候，一定到我們海南來，給我們農墾係統的語文老師講講課吧！”

再說現在為各級舉辦的學科“優質課”競賽而舉行的“公開課”，有的參賽老師說：“反複演練、不斷磨課才上演的‘公開課’，日裏磨課，夜裏夢課，死去活來，活來死去。”

據說，在有些地方評職稱，市縣優質課是個“入門證”。如果老師沒有優質課證書，即使其他條件再優秀，也沒有參評資格。

所謂“磨課”，有的地方稱之為“做課”，是為了評職稱，這就難怪老師們趨之若鶩了，因為職稱是與工資掛鉤的，工資是老師養家糊口的基本保證啊！誰不想升職?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是我黨的目標，更是每一個老師“磨課”或“做課”的目的。

“磨課”也好，“做課”也好，都是為了那一本“優質課證書”，獲得升職提薪的“入門證”，本也無可厚非。

但是，所謂“優質課證書”，僅憑一節課來斷定一位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能力，是否符合相應職稱的評審條件呢？我看未見得。我沒有教過小學，不敢妄言，就說中學吧，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老師教得怎麽樣，學生學得怎麽樣，一節課怎麽評價？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母校準備調我回去時，袁校長對教導主任和語文教研組長說：“李培永沒有本科學曆，但他是我們學校文革前自己培養的高中畢業生，又有十幾年教學經曆，為了服眾，為了對組織負責，決定讓他在高一年級試教一周。學校全體語文老師和所有幹部都去聽課，請教導主任安排試教班級和具體時間，請語文組長指定試教課文，重點中學語文教師的必備能力都要考察一下。組長負責收集老師們的評價，主任負責給校長辦公會寫書麵報告。”

當年，我上了一周的“公開課”，才獲得回母校的“入門證”。

再說老師們為了獲取評職稱的“入門證”，而去反複“磨課”或“做課”，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可不可以換一種評比方式呢？

我至今還認為，海南省首批特級教師的評選過程及方式方法，值得有關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學習或參照。

1991年教師節，海南省政府決定評選首批特級教師。我有幸參與了評選的全過程。時任語文特級教師考評組長是省教研室田厚謙主任。他在召集全省參評的十位老師開會，宣布考評程序時說：“參評教師必須上兩節公開課：考評的第一節課，今天就在這裏抽簽決定上課的內容和上課的地點。內容是三本高中語文課本中，專家指定的篇目，抽中哪一篇就講哪一篇，就在這裏準備，不能回家；上課地點分別在海南中學、海口一中和僑中，抽中哪個學校就在哪個學校，不得調換。考評的第二節課，在參加考評教師所在學校自己執教的班級上課，聽課時間由考評組決定，不提前通知，隨到隨聽。”

田主任還沒有講完，有三位校長問他，是否可以不講課。田主任說，可以不講課，但是不上課就不能參評。那三位校長說他們二十多年沒有上課，不參評了，當時就走了。

我抽的課文是高二的自讀課文《警察與讚美詩》，要求一課時完成教學任務，地點在海口一中。聽課的隻有三位專家評委，但是，海口一中教導主任沒有聽清楚上級的電話通知，把我要去上課的那個班的學生，調到學校一個很大的階梯教室等候。當我和三位評委走到四樓那個班的教室門口，一看教室空無一人。田主任立即打電話，該校教導主任馬上去階梯教室，帶學生回自己的教室上課。盡管這節課來回折騰了七八分鍾，還是上得非常成功。三位專家打的平均分為95.7分。我的教案平均得分是95分；作業批改平均分是89.7分；教學研究得分97.7分；德育工作95.3分；群眾意見84分。上述各項分數分別乘以“加權係數”，最後實得分為94.11分。“專家學科小組結論”：“完全具備特級教師條件”。

海南省當年的這種考評方式，我以為值得當今“優質課”競賽借鑒。也許那些不敢上課的老師，就像那三位校長一樣，望而卻步，那些為獲得“優質課證書”而“磨課”的不正之風當戛然而止。

“做課”或“磨課”之不正之風，如同自然界一樣，“風起於青萍之末，止於草莽之間”。如果我們從風源頭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如同海南省當年評特級教師那樣，不是就可以解決弄虛作假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