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5）被鋼二司通緝，避亂鄂西北鄖陽

我的文革十年（5）被鋼二司通緝，避亂鄂西北鄖陽

 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元旦社論中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它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在此號召下，全國進入了“全麵奪權”“全麵內戰”時期。

元月26日，武漢造反派奪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權。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成立，軍區黨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領導湖北工作，以填補省委省政府垮台後留下的權力空白，“公、檢、法”全部實行軍管。

此時毛主席發布解放軍“支左”的命令。他本來指望軍隊“支持左派”，去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軍隊並沒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漢二司”、“工人總部”、武漢鋼鐵公司“九.一三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字二四八部隊“紅色造反野戰軍”等單位聯合署名，在《長江日報》上就時局發表了一個聲明，時稱《二八聲明》。《二八聲明》聲稱，全武漢、全湖北要在“大亂、特亂、亂深、亂透”的基礎上，由簽署聯合聲明的這些“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掌權”。短短幾天，有五、六十個組織發表聲明支持《二八聲明》。一時間，造反派讚《二八聲明》是“大香花”，保守派斥之為“大毒草”。

《二八聲明》發表之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的鋼二司發布《通緝令》，通緝學校革委會主任、紅衛兵負責人夏國林，革委會宣傳委員李培永。

我們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考慮到造反派已經從省政府到各單位奪取了權力，我們隻能避其鋒芒，三十六計，“走為上”。高中部一位紅衛兵骨幹說，他的父親是某部隊的負責人，父親的戰友是鄖陽軍分區司令員。他回家問問他父親，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去那裏避一避風頭。我們立即找來地圖，找到鄖陽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見。

他的父親與鄖陽軍分區司令員電話聯係後，同意接待我們。我們乘坐鄖陽軍分區的兩輛北京吉普車離開武漢，日夜兼程趕赴鄖陽。

當時的鄖陽縣城依山傍水，民風樸實。我們住的軍分區招待所在縣城邊的山腰上，地勢較高，鄖陽地區專署和縣政府在縣城中心,整個縣城不大，隻有一條正街，半天時間就逛完了全城。

我們住下不久，軍分區司令員來招待所接見我們，囑咐我們不要亂跑，不要亂說，在這裏好好休息。其實，哪能休息，當時全中國哪裏沒有兩派在鬥？

後來，我們發現鄖陽中學就在軍分區招待所旁邊，鄖陽中學的學生也象武漢的學校一樣，兩派鬥得不亦樂乎。我們去學校找到軍分區支持的那一派學生的頭兒，他叫阮長華。我們和阮長華見麵交談後，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三觀”一致，一拍即合。後來就與他們一起參加當地的“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另一派學生要批鬥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王文波，我們立即請王文波書記與我們一起，住在軍分區招待所，就憑我們是大武漢來的“造反派”，他們就不來找王文波書記了。當時通訊、交通都非常落後，武漢的消息傳到鄖陽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天半月。而且，一看我們就是從大武漢來的學生，也搞不清楚我們是哪一派，那一派的學生也不來自找麻煩了。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後來，“造反派”開始衝擊解放軍領導機關，搶奪解放軍的槍支。鄖陽軍分區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軍分區的槍械庫的槍，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學生搶走了的時候，阮長華帶領一批學生先下手，把軍分區的槍搬到學校來了。我們幾個武漢去的同學都沒有參加他們的這次“行動”。當時，地委機關有一位小車司機，平時與我們關係比較好，經常開車送我們到下麵一些縣城去“考察”。他把搶來的一支手槍送給我，我也沒有多想，就把它帶回武漢存放在家裏，從來不敢拿出來。不曾想，後來……

那時，參加搶槍的學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槍支。當時，有一位從鄖陽中學畢業考到武漢華中農學院，文革期間回到家鄉造反的同學，名叫吳文學。有一次，我們一起乘吉普車從鄖陽到房山縣去，當車開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時，吳文學要司機停車，他要下車打槍玩。他拿出手槍，我們幾個人圍著看他擺弄，當時，我正好站在他對麵看，他的槍口正對著我，看著看著，我突然想起母校華師一附中郎君詩校長，他以前是老八路軍幹部，在一次學生幹部民兵實彈射擊訓練時的講話，他說：“長槍朝天，短槍朝地，槍口對人，三天禁閉”。我趕忙轉到吳文學的背後，剛站定，“砰”的一聲，子彈射到他對麵的山石上，我在驚嚇之餘，慶幸自己躲過一次滅頂之災，從心裏感謝我的老校長！感謝郎君詩校長教給我的那段順口溜，救了我一命！

後來，武漢軍區“支左辦”堅決支持保守派，抓了造反派組織的頭頭。我們得到消息後，立即就回武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