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4)順江東流去上海,乘車南下到廣州
盡管中共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聯,並明確規定12月20日以後不再提供免費乘坐火車、輪船、汽車;從12月1日各地政府不再給串聯的外地學生提供免費食宿。但是,夏國林和我都覺得虧欠了紅衛兵的骨幹們,讓大家抓緊時間,爭取在12月20日停止大串聯之前,哪怕跑一兩個大城市看看也好。
1966年11月底,住在漢口的同學好不容易弄到幾張大客輪“東方紅”的船票,我們上船一看,基本上都是來自全國各地串聯的大學和中學學生。白天,船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歡聲笑語隨著江水向東流去。晚上,三三兩兩在船邊扶欄看兩岸流動的夜景,盡管隻能看到遠處的點點燈光如同當時農村的油燈一樣昏暗,也難掩飾學生們激動興奮的心情,畢竟大家大多都是第一次獨自遠行。
如果不是大串聯,哪個家長有錢讓學生走南闖北?我家住在武昌火車站旁邊,從早到晚隻見南來北往的火車轟鳴而過,不知坐火車的滋味;偶爾坐輪渡往返漢口武昌,看到“東方紅”大客輪上走動的人們,夢想哪天自己也可以坐它順江而下該是多麽好玩啊!
沒有想到實現夢想來得這麽快,令人來不及回味。船到上海碼頭,沿江邊走到外灘,去南京路看看。還在讀高中時就知道南京路上“好八連”,而且在湖北劇場看過以好八連事跡創作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走在南京路上,那感覺與走在我們漢口的江漢路上也差不多,隻不過南京路上的高樓大廈更多更高而已。
當年高考也曾填報過上海交大,於是去那裏看看校容校貌,結果看到的是滿園的大字報。
兩天後,乘船返回武漢。
船過有小漢口之稱的武穴後不久,看到船的扶欄邊,有很多人圍觀,隻見一位不知來自哪裏的女紅衛兵,坐在那裏手捧一尊頭被碰破了一點點的毛主席的石膏雕像,滿臉難受之情,不知所措。圍觀者七嘴八舌,言不及義。一位男紅衛兵走過去,一口標準的武漢普通話對她說:“我‘請’偉大領袖毛主席可以嗎?”一個“請”字,表明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已經深入人心了!那時已經不允許對毛主席的雕像、畫像、《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等說‘給、要、買、賣’等詞,必須用此尊稱!
女紅衛兵不知怎麽回答,雙手把那尊破了頭的雕像,非常虔誠地舉起來。男紅衛兵雙手接過去,走到扶欄邊,高聲說:“請偉大舵手毛主席繼續暢遊長江吧!帶著我們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吧!”說完,就把那尊雕像扔到長江裏了。圍觀者看在眼裏,想在心裏,沒有一個人哪怕說一個字“好!”
人們都靜靜地散去了,女紅衛兵如釋重負,滿眼謝意看著那位熱心助人的男紅衛兵遠去的背影。
這一幕深深烙在我的腦海裏,至今快六十年了,難以忘懷!我不知道那位勇敢而機智的紅衛兵是那個學校的,更無從知曉他的人生經曆,但他的言行給予我思想上的震撼實在是太大了!讓我想起了高中《語文》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的“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
從上海回武漢休息幾天後,我們又急急忙忙南下去廣州。我們到廣州時,各中小學紅衛兵串聯接待站全部關閉,除了乘車免費外,食宿都要收費。好在我們短訓班的學生每個月有十三元五角夥食費,我們出發前,在總務處領了兩個月的夥食費,足夠付兩天的食宿費了。
廣州大小餐館當時還保持著先吃後付錢的傳統。
有一天,我們在一條河邊的小餐館的二樓吃飯,現在記不清是一條什麽街了,但記得那個餐館的格局:店麵大門朝街,收銀台在一樓進門處,吃飯的客人坐樓上樓下自便,二樓朝河邊的窗戶下麵就是河水。我們上樓坐在靠窗邊一張桌,那個店的服務員不多,吃完飯結賬,要等服務員來清點各種不同規格的盤子的數量,然後寫單,到樓下收銀台買單。
坐在窗邊的我們,突然聽到窗外河水上傳來“啪”的一聲,一二分鍾後,又傳來一聲“啪”,循聲看到,是從旁邊的窗戶扔下的盤子落水的聲音!原來,那桌的幾個外地學生模樣的食客,居然用這種卑劣的手段逃單!我相信,除了我們這桌的幾個人看見了之外,還有人也看見了。但是,出門在外莫管閑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等古訓,讓見者禁聲,讓小人得逞。隻能慨歎那幾個小人實在是缺乏好的家教,古訓“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應該廣而告之。
“大串聯”期間,兩次上北京,都是組織上安排的;東到上海,南下廣州是自己決定的,為什麽選這兩個地方呢?當時,“大上海”之名如雷貫耳,去廣州則是因為冬天南方不冷吧!這隻是表象,也許是“宿命”吧!我在77歲的今天,回首往事,才知道,且相信“宿命積福應,聞經若玉親”。
罐頭算啥?利用現代技術,封的比飛船的密封艙還要嚴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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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即使現在聽到也覺得震撼,比西門豹治鄴還牛。可見中國是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