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3）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

我的文革十年（3）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從北京傳遍全國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讓所有出身不好的學生膽顫心驚，不知所措。

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學校的高中部、幼師部和短訓班，三部分都要有學生代表參加，大概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我可能是“矮子裏麵挑出來的將軍”， 盡管我那“家庭出身可能是漏網地主”的檔案,還在學校檔案室，我還是那個大學“不宜錄取”的我，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仍然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唯一代表，被“選”為“革委會”的委員，其他十幾個委員都是高中部和幼師部的，出身工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的“天之驕子”。主任委員是高中部的夏國林，三代產業工人的後代，他主持全麵工作，我負責宣傳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起草革委會的文件、大型活動的通知等；還要針對學校造反派的大字報的觀點，予以駁斥；負責每周出版的《實師文革通訊》油印小報，還要負責學校廣播站重要稿件的審稿。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文革期間各學校開展“運動”的過程大同小異，而且，我們這個學校當時也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許多事情都已經忘記了，但是當我和夏國林談起“金條事件”時，都還記憶猶新。

“文革”初期，紅衛兵“破四舊”。收繳、還有被“文化大革命”氣勢所迫，一些資本家出身的學生主動上交的金銀首飾等，都由“革委會”派專人登記保管。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誰都沒有見過金條的，一次，收到了十幾根金條，於是都爭相一睹。原來，其色黃燦燦，其形如當時中小學生用的長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後，負責保管的同學收拾時，發現少了一根，這可不是小事。在場的五六個人折騰了一晚上，最後，終於在一個破舊藤靠背椅的竹子扶手裏麵找到了。也許就是在大家搶著看稀奇物的時候，不經意掉一根到那個破竹洞裏了。大家虛驚一場之後如釋負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被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下的“觀禮台”上，有機會比較近距離地長時間地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時那興奮和狂熱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我們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比那些跟著遊行隊伍走幾個小時才到天安門廣場，隻有十來分鍾時間，邊走邊遠距離瞭望城樓上毛主席的身影的紅衛兵們幸福多多了！一時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連上大學的資格都沒有的人！甚而至於，又懷疑是不是大學招生的老師看錯了我的檔案！我還是我，怎麽可以享受這樣高規格的政治待遇呢？後來看新聞才知道，享受更高規格政治待遇的紅衛兵，都是像宋彬彬那樣的“紅二代”。我們華師一附中同年級一班的孫魯安，一位老紅軍的兒子。他至今還珍藏著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有他在城樓上的一張黑白照片。然而，我能上觀禮台，還是百思不得其解。這就像讓出身不好的人當中學老師，去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那個悖論一樣，沒有任何人給我一個符合事實、合乎邏輯的解釋。反正我還是我，且行且珍惜吧！

自從1966年9月5日關於大串聯的《通知》發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來。我們學校革委會的成員和部分紅衛兵骨幹，承擔了接待各地來武漢串聯的紅衛兵的任務，按上級指示，學校免費提供外地紅衛兵的食宿。

1966年11月下旬，學校“革委會”又讓我帶一批短訓班的紅衛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最後一次的檢閱。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短訓班的紅衛兵組織發展工作控製得比較嚴格。像我的同班同學、好朋友韓憲偉同學，出生革命幹部家庭，也被“不宜錄取”，運動初期也不能成為紅衛兵，真不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不過，他也懶得加入紅衛兵，一個人出去大串聯，跑了許多地方。直到退休後，我們水廠路中學的老同事一次聚會，我好奇地問韓憲偉，他還是那樣憨厚地笑了笑，慢條斯理地說：“我不用看自己的檔案都知道是怎麽回事。我的祖父當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開明紳士，跟國共兩黨的領導都有聯係。抗日戰爭時期，鬥爭形勢非常複雜，後來被老家的抗日根據地政府給槍斃了。我的父親就從老家跑出去參加了八路軍，解放戰爭期間隨軍南下到了湖北隨州，留下來當了縣政府領導。因了祖父被槍斃而一直原地踏步。沒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錄取’。所以，在短訓班我學會了抽煙喝酒，到水廠路中學後，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問！改革開放後，山西省委有關部門在《山西日報》公開為祖父平反昭雪，後來父親也從隨州調到武漢市一個國營大工廠當廠長，退休後享受離休幹部待遇。我還能怎樣呢？現在每個月八九千退休工資，很好了！女兒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那次帶了短訓班大約二百左右的紅衛兵去北京。那時不僅沒有現在的各種銀行卡，也沒有大額的人民幣，票麵最大的就是十元。那麽多人一周所需的鈔票，滿滿裝了一書包，而肩負保護並攜帶這筆“巨款”的，是憨厚老實的大個子魏人民同學，在紅衛兵接待站，他每天晚上都是抱著錢睡覺的。白天，不論到哪裏，他時刻都把書包斜掛在前麵，用雙手護著。我這個帶隊的非常感謝他為大家全身心服務的精神，更感謝他保證了我們大家錢財的安全。而他，直到幾十年後我們再相聚，談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們那麽信任我，我當然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呀！

我還利用這次赴京的機會，在“二輕部”找到了發小劉先旭。他與我，小學六年是同班同學，中學六年同學，都在華師一附中，他在三班，我在二班。

不論在小學還是在中學，先旭都是老師，特別是班主任老師最喜歡的好學生，好班幹。他性格溫順、說話輕言細語、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學習刻苦、成績優秀，還寫得一手好字。憧憬讀完高中上大學，掌握更多的知識報效祖國。

1964年高三下學期，還沒有等到高考，先旭萬萬沒有想到，被黨組織保送上河北張家口機要學校。據說當時政審之嚴格比招空軍飛行員還要嚴，他被萬裏挑一選中，並在高考之前就去報到了。

我們也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多月後，他堅決要求退學，一個人從張家口回來了！其實，在他回來之前，機要學校的領導已經到武漢了，分別與華師一附中的領導、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學及好朋友，還有他的父母親做好了工作，一定要說服動員他回機要學校繼續學習。一個從小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性格溫順的青年人，在溫柔的親情和友情的“勸說”下，隻有乖乖地跟著那位學校領導回去了。這次逆反，也許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遺憾地以他的失敗告終。

一年多後，他被分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輕工業部給部長當秘書。從此，他就是北京人了，在國家機關當了一輩子秘書。1989年之後，被調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機關秘書局工作到退休。

我們見麵以後，他請我到餐館吃大米飯，那次到北京，在紅衛兵接待站好幾天都沒有米飯吃，那一餐飯是吃得最香的。他見我穿的是一雙球鞋，就告訴我在北京冬天穿這樣的鞋會凍壞腳的，又幫我買了一雙棉靴，穿在腳上暖暖的，從心裏感受到學友情深，發小義重，一生難忘！

等我從北京回到學校，隻有“革委會”的幾個人和十幾個“鐵杆”紅衛兵，堅守在學校。夏國林主任決定抓緊時間，趕快讓留守人員分期分批外出串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