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隨筆（86）人生·未來·發展

教育隨筆（86）人生·未來·發展

有一位網友，希望我比較一下中美中小學教育，尤其要從個人人生發展與未來國家發展方麵入手談談。

實話實說，這個命題作文不好寫。題目太大，涉及範圍太廣，而我隻是一個退休的中學老師，雖然二十多年來，經常往返在中美兩國之間，卻完全不知道美國中小學教育教學情況。而且，我在國內教中學也是十幾年前的事，也不知道當下中國小學教育教學情況。真的不好談，更不好比較。

但是，網友提出的這個問題，正是我有時也想過，但沒有深思過的問題。於是，我就試著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出來，與網友以及關注這個問題的朋友們切磋一下。

2018年，我女兒的華中師大一附中初中同學，從武漢同濟醫科大學來美國新澤西羅格斯大學做一年訪問學者，她把正在國內讀初一的兒子帶來讀七年級。見麵後，我與小家夥聊天時，問他：“你覺得在美國上課與在中國上課最大的不同是什麽？”

他脫口而出：“在武漢上課，是我們聽老師一個人講，還要這樣坐（他做了一個把雙手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的姿勢）；這裏上課是老師聽我們大家說，而且我們還可以在教室隨便走動，到老師麵前去說。”

“你喜歡這樣上課嗎？”

“非常喜歡！”

我想，小家夥脫口而出的那句話，不就是中美中學課堂教學的比較嗎？

可見，在學校乃至幼兒園，中美教育方式，乃至於教育教學理念的比較，是不是可以概括為“聽話教育”和“問話教育”呢？

其實，中國教育自古就倡導學生敢於問話。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屈原的《天問》全詩373句，完全以問句構成，一口氣對天地、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日月星辰運行、對自然、對社會、對曆史、對人生提出173個問題，被譽為是“千古萬古至奇之作”；陶行知的《提問詩》更是明白如話：“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隻在‘每事問’。”

那麽，從何時開始進行“聽話”教育的呢？

孩子小時候，父母就教育他要聽話，聽話有獎，不聽話就打得你學會聽話，還振振有詞“棍棒之下出孝子”！

進了幼兒園，聽話可以獲得小紅花；不聽話的輕則訓斥，重則罰站，甚至還可能被老師用小板子輕輕打手心！盡管輕打，卻重創了孩子幼小的心靈。

到了小學，聽話的學生第一批帶上紅領巾；不聽話的學生，動輒被老師罰站麵壁，其家長常常被老師請到學校受訓！

這是中國小孩子從小接受的基本教育，不敢說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是這樣的吧。

到上中學時，那個小家夥說的“在美國是老師聽我們講”，這就是民主式的“群言堂”、“討論式”的課堂教學。而“在武漢是老師一個人講”就是專製式的“一言堂”，“灌輸式”的課堂教學。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本美國心理學專家的《課堂教育心理學》（[美]林格倫著、章誌光等譯）就在中國出版發行了，記得當時中國中學教育界正在討論“注入式”的“滿堂灌”和“啟發式”的“滿堂問”。當時，我們學校語文組的資深老教師就說過，“滿堂灌”固然不好，如果老師會“灌”，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有何不好？恩師劉友三開始最善於“啟發式”教學，但他反對“滿堂問”。他舉例把我們笑壞了：有一次他去外校聽一位老師講賀敬之的《回延安》。講到“頭頂著藍天……”時，老師問學生：“頭頂著什麽呀？”

一個調皮的學生高聲搶答：“天花板！”

老師啟發他：“再往上一點！”

“王奶奶！”學生們大笑。

老師錯愕：“什麽？”

學生：“再上一點是我們家樓上住的王奶奶呀！”

類似這樣的提問，還有什麽啟發性？

“群言堂”的“啟發式”教學，應該是在老師精心準備下有組織的討論式教學。

“領導討論是一種困難的藝術，但也是很值得發展的藝術。教師必須經曆過一段時間，有時要若幹年的實驗，才能發展起既有效又舒適的方法。”（引自《課堂教育心理學》第428頁）。

我受美國專家這本書的啟發，在長達六年的教育部組織的全國重點中學語文教材改革實驗過程中，同時進行了語文課堂教育討論式教學的實驗。

為此，我訓練學生學會提問，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訓練的目的，是激發興趣，鼓勵質疑問難，培養學生敢於提問的精神。我在學生入學的第一節語文課上，就教學習方法，要求全班學生背誦並永遠牢記陶行知先生的“提問詩”。而且，規定預習課文必須至少提三個自己不懂的問題，隻要提出一個問題問得好，就給100分。

布置預習作業盡量具體一些，提醒學生注意“單元要求”及“提示和思考”等，檢查預習時，實行“政策兌現”。實踐證明，這種獎勵方法對剛升中學的初一學生很有效。因為這一階段的訓練要求不太高，學生都能完成。學生提出的問題以教師解答為主，一般都能得到比較滿意的答複，所以他們對這種學習方法很感興趣。他們認真預習每一篇課文，爭取提一個好問題得滿分，這樣把高分與培養能力緊密結合起來，不僅符合剛剛上中學初一學生的心理，而且有利於從根本上扭轉學生高分低能的現狀。

第二階段是訓練學生有目的地提問，使學生逐步由敢於提問向善於提問發展。

第一階段隻要學生敢問就行，問得好不好由老師來評價。第二階段要求學生認真體會“單元要求”，緊扣教材的重點難點質疑，逐步培養學生有目的的探求精神和自我評價能力。讓學生把問題寫在“自讀提問”卡片上交老師。凡是問得好的，除當堂表揚外，還把他們提出的問題，適時地組織到課堂教學中去，引起爭論，讓個別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的火花，引起思維的“開竅反應”。“開竅反應是在提出問題並鼓勵學生去尋找盡可能多的不同解答或答案時所使用的許多教與學的方法之一。”(引自《課堂教育心理學》第426頁) “開竅反應”的結果是眾口齊開，七嘴八舌的爭論，學生的思維能力、即席說話能力在爭論中得到提高。

激發學生積極思維。比如，不少學生在《一件小事》的“自讀提問”卡片上寫道：

“那老女人說：‘我摔壞了’。她是真摔壞了，還是裝模作樣？”

我認為，學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抓住了課文的難點。在教學時，就直接運用學生提出的問題組織討論，課堂教學效果很好。

上述兩個階段的訓練，曆時一學年。從初二上學期開始進行第三階段的訓練。目的是培養學生善於質疑和即席答辯的能力。

這一階段又分為兩步，第一步要求學生善於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訓練伊始，首先要學生有明確的“價值”觀念。評價提出的問題是否有價值，主要看提出的問題是否具有針對性和創造性。

所謂針對性，就是要求學生提出的問題，必須緊扣“單元要求”，找出自己理解課文時存在的主要疑難問題。《閱讀》課本的“單元要求”體現了教材的編輯意圖，即單元教學內容是按照有重點有反複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安排的。如何結合具體課文體會“單元要求”，提出有價值的問題。例如，我們在試教《閱讀》第三冊《牽牛花》（葉聖陶著）一文時，學生提問：

課文的題目是《牽牛花》，而文章著重寫的是藤蔓，是否自相矛盾？

課文的第七段已點明了讚美“生之力”的主題，最後一段是不是可以刪去？

牽牛花隻能依附別的東西向上爬，葉老為什麽還要讚美它？

由此可見，學生提問時“動了天君”（葉聖陶語）。再引導學生開展討論，使他們認識到這種托物抒情的文章中的“物”不一定要全麵描寫，根據“情”的需要，可以突出它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點。於是，引起了學生思維的“開竅反應”，當堂僅用十幾分鍾時間，就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構思設想。如：

竹子的節——學習應經常小結

仙人柱開花——厚積而薄發

水仙花——求之於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

第三階段第二步的訓練要求是，學生必須根據教學進度即席提出有價值的問題。雖然這個要求較高，但是學生經過長期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提問”訓練，已適應這種教學方式。不論有沒有人來聽課，也不管有多少人聽課，他們都敢於公開向老師質疑問難，而且善於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勇於即席答辯。例如，初三上學期，應華中師大中文係見習生的要求，舉行了一次有三百多人聽課的大型公開課，講讀《孔乙己》這一課。課堂上有這樣一個討論的片斷：

學生（1）：文章最後一段說：“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一句中“大約”和“的確”是矛盾的，作者為什麽要這樣寫呢？

老師：對！她提出的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大約”和“的確”是矛盾的呀！這個問題怎麽解決？我們班肯定有同學能夠解答這個問題。

學生（2）：“大約”是修飾“孔乙己的確死了”這一句，而“的確”隻是修飾“死了”著一個詞，它們修飾的範圍不同，所以說它們並不矛盾。

學生（1）：既然孔乙己的確死了，為什麽還要用“大約”來修飾呢？

學生（2）：我們在《寫作》書中學過，一個病句，不但要看它是否有語法錯誤，還要看它是否符合語言習慣。任何人一聽這句話，都覺得是通順的。（學生笑）

學生（1）：魯迅是一個大文豪，他也懂語法，為什麽他要明知故犯呢？（學生大笑）

老師：如果他要明知故犯呢？

學生（1）：他不會故意說錯的。（哄堂大笑）

學生（3）：我覺得這一句可以這樣理解：這個“大約”是因為孔乙己死了那麽多年，沒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隻能根據推測來判斷。推測的根據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說明他的死是帶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後麵用“的確”孔乙己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很窮，所以他死了就沒有人知道得那麽確切了，隻能用“大約”這個詞說明。

雖然這場爭論隻有幾分鍾，但給學生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積極參與爭論的李慧同學當年五月參加武漢市中學生新聞小故事征文比賽，以《見習大學生的掌聲》為題，真實再現了這堂公開課的情景。詳盡地描寫了這場爭論。她的這篇作文榮獲武漢市三等獎。

綜觀上述學生會提問的全過程，可以看出，培養學生敢於提問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既要有麵向未來的整體規劃，又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進行科學的訓練。

實踐證明，學生一旦學會了提問，養成了獨立思考的良好習慣，他們就會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

他們不“唯上”、不“唯書”、不“盡信書”，經常就教材中的疑問，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學習鄭燮的《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時，有學生指出鄭板橋說的“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不濟事”，已不適應當今時代要求，我們現在“讀書以過目成誦為能”，最濟事。又如編者在《閱讀》第四冊第三十課設計了一道選擇詞義的練習：“一知半解和自詡淵博現在對我們來說是桎梏（腳鐐手銬；束縛人的東西）”學生當堂指出，“束縛人的東西”也不確切，應把它改為“束縛人的思想或精神的東西”。至於師生之間就某一個問題展開爭論，在我們實驗班是屢見不鮮。老師在課堂上被學生提問難倒，也間或有之。

課外，他們常常對一些司空見慣的現象，從新的角度提出問題。如秋天梧桐樹葉紛紛落下，天天掃也掃不幹淨，費時多、勞動量大。於是，有學生就在練筆文中提出用常青樹與梧桐樹雜交的設想。這就是“轉移經驗的能力”（引自周昌忠編譯《創造心理學》14頁），也正是我們要培養的創造才能的一個重要方麵。

提問訓練，鍛煉了學生探索問題的敏銳性、聯想能力、思維的靈活性和運用語言的能力。因此，通過寫作係統訓練後，學生的寫作能力提高較快。三年試教結束，全班95%以上的學生認為自己的寫作能力提高了。其中已有13人（占全班人數25%）的30多篇作文公開發表在《語文學習》、《中學生》、《作文通訊》、《語文報》等全國有影響的語文報刊上。特別是王江同學的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見《武漢青年報》84年7月25日）和獲獎作文《夏夜納涼小記》（見《語文學習》85年第1期），雖然文章體裁不同，但立意都很新穎，表現了該生不同一般的創造性思維能力。還有孫涵同學取材於學校教改生活創作的小說《校園並不平靜》（見《中學生》85年第2期），更表現了該生較強的獨立思考和運用語言的能力。

總而言之，我從實踐中體會到，抓住了培養學生勤想問題，學會提問這一環，就抓住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主要教學環節。提問訓練，討論式教學，不僅能培養未來社會主人的創造精神以及口頭和書麵語言表達能力，而且必然促進教法改革。

實驗成果喜人，學生初中畢業，參加武漢市“中考”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參加湖北省教研室組織的“高考語文單科測試”，人均成績61分，超過了湖北省應屆高中考生1.54分。當年高考命題組副組長章熊先生分析了學生的試卷後，說：“我國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較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引導得法，其中相當一部分可以提前達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語文實驗班高考語文人平成績超過應屆考生人平10分。

語文科代表孫涵同學，利用中考結束後的一個暑假時間，創作了中篇小說《政治青春年少時》，幾經修改，於1988年公開發表在大型文學叢刊《長江》上。

高中實驗班學生汪深，參加1988年在芬蘭舉行的世界中學生化學奧賽勇奪金牌第一名，實現了中學生參加國際奧賽學科第一的零的突破，如同許海峰第一塊奧運金牌一樣，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1988年7月17日上午，我們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的化學奧賽冠軍汪深載譽歸來，我和他媽媽，還有孫涵去武昌火車站迎接奧賽冠軍。他見到我們後，立即跑步前來與我們握手，非常高興地談芬蘭化學競賽之行，並把金牌拿出來，讓我們先睹為快。

孫涵：“沒有想到我會來接你吧？你這個奧賽冠軍真難接呀！”

汪深：“嘿！發完電報走出電報局就感到有問題，沒有想到化學會的電報還不如我的！”（因化學會的電報歧義，學校擬舉行的“歡迎大會”不得不取消。副省長韓寧夫以及華師大校長章開源等領導另行安排接見時間。）

孫涵：“我將履行諾言，寫你呀！”

汪深：“寫吧！”

我不知道當年他們的諾言，但我知道，孫涵在班上親自主持自己創作的小說討論會上，汪深在會前就已經讀了《正值青春年少時》初稿，在會上，他積極參與討論，充分肯定了小說的成功之處，也指出了幾處他感覺是敗筆的地方。他們後來還一起去武漢音樂學院采訪過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祖慰。

是不是他們在去采訪的路上笑談過諾言呢？當時全班同學都知道，汪深正在積極準備高三衝擊數學奧賽，而且相信他一定能拿到金牌！正如汪媽媽在得知兒子奪得化學奧賽金牌第一名時，高興地說，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啊！

其實，隻要有心栽花，何愁花不發？

語文實驗班出了化學奧賽冠軍汪深，就是有心栽花的碩果。汪深從芬蘭回到北京給我發的電報“三級躍過，一步而已”，就是對栽花過程最精要的表達。早在1985年9月開學初，教我們高中實驗班數學的倪政勇老師，就提議要對汪深加強數學課外輔導，爭取三年後衝擊數學奧賽。於是，我這個班主任與倪老師一起，請汪深和他的媽媽來學校，共同製定了衝擊數學奧賽的“三級跳”計劃。汪深言簡意賅的八字電報和汪媽媽喜極之感言，都源於此！

語文實驗班出了小作家孫涵，是語文教學改革的必然結果，更是孫涵刻苦學習勤奮努力的心血結晶。

1988年9月初，孫涵在去天津南開大學讀中文係之前和她父親來家表達謝意。她父親回顧六年來實驗班取得的最大成功，對他們家而言，就是讓他的女兒從此走上了文學之路。孫涵深情地說：“一個教師能有幾個傑出的學生，應該說是一生的幸福。希望新帶的班級再出更多的人才。”

2020年底，因了疫情，我們被隔在美國有花園之州美稱的新澤西一年多了。每天都在與親朋好友微信聊疫情國情，憶往昔崢嶸歲月。在與語文科代表孫涵談起長達六年的改革實驗時，感恩改革大時代，感恩華中師大一附中大平台，感謝與我一起在風雨中前行的全體學生！如孫涵所言，我這“一生的幸福”，就是能遇到幾個傑出的學生。

孫涵在微信中說：

“我一直慶幸自己參加了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這樣一位老師，這一段經曆更深深影響了我的職業走向和人生選擇，我一直享受著這四年（高二時文理分科讀文科班去了）帶給我的烙印，很驕傲！”

我們實驗班的學生，現在都是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們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論是當教授，還是從事科研，即或是當老總，都有自己紮實的專業知識，都非常敬業與樂業，都在人生正道上自信自如前行！這是當年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的豐碩成果！這也是最令我這個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欣慰和自豪的了！人一生的幸福莫過於此吧！或許也可以算是人生的未來和發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