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教育隨筆（85）黑板報上的一篇短文……
我不知道國內中學教室的格局現在有多大變化，隻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的教室是這樣的：一間教室有前後兩個門，根據采光原理，學生從前門進教室，坐下後，麵對前麵的黑板和教師的講台。單人課桌，每排八張，中間三條走道大約一張課桌那麽寬；一般擺放七排課桌，教室後麵還有一塊黑板，專門給學生辦黑板報。
1985——1988屆高一年級七個班，年級學生會每周都要組織各班宣傳委員，檢查評比最優黑板報。評比標準既看形式，更重內容。這都是學生會幹部們的事，年級學生會的工作，一般由擔任年級主任的老師負責指導。
1986年3月6日，星期四上午，年級主任找我，說：“有老師反映，你班黑板報上一篇短文《從校長的講話談起》，對老師冷嘲熱諷，影響很不好，最好馬上叫學生擦掉。”他還特意說明：“我專門去看了那篇文章，的確不好！”
“H老師，我覺得沒有什麽不好呀！李校長講話最後不是建議，在全校開展教育思想大討論嗎？這不正好讓老師們聽聽學生的聲音嗎？我和我的學生不到周末是不會擦掉的！”
隨後，我告訴H老師，這篇短文是我們原來初中實驗班學生謝暉寫的，他聽完李校長的報告後有感而發，她沒有對任何一位老師冷嘲熱諷，隻是針對一些現象談自己的看法。負責辦黑板報的宣傳委員趙明和程矢認為很好，決定抄在黑板報上。周一早上，學生走進教室看到這篇文章後，都稱讚謝暉寫得好，兩位宣傳委員這期黑板報圖文並茂，“辦”得好！
我們語文實驗班從初中開始，由每天值日的學生負責寫《班級日誌》，全班學生按學號順序輪流值日。要求值日生做到“看、寫、說”，輪到值日那天的學生，必須仔細觀察、詳細記錄、第二天在早自習時，說自己值日的情況。那天值日的剛好也是原來初中實驗班的李映輝同學，她在演講時，高度評價這期黑板報，從內容到排版深受大家的歡迎，一出來就贏得了好評。希望兩位宣傳委員再接再厲，把我們班的黑板報越辦越好！全班學生報以熱烈的掌聲！
為什麽學生認為好的文章，而我們有些老師卻認為不好呢？文章並沒有指名道姓批評或“冷嘲熱諷”某位老師呀！如果說是冷嘲熱諷，也隻是對事不對人。有的老師講課要點不明確、重點不突出、難點沒有解決。學生說“他不講，我還明白，他越講我越糊塗,把我們的腦袋搞得像漿糊一樣！”、“與其聽老師照本宣科，不如自己看書”、“你一個人在台上講，不讓我們質疑問難，還要說我們課堂秩序不好！”
學生尖銳指出課堂教學中出現的這些現象，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老師為什麽不能虛心接受學生的意見呢？
原來，多年來，不僅國家幹部，就連我們的一些老師，也染上了一種“官氣”，聽不得批評。一批評，尤其是下級批評上級、學生批評老師，不管其意見正確與否，首先考慮別人的態度是否端正、語氣是否恰當、語調是否平和等等。民主風氣從何而來？再說，古人都倡導“教學相長”，我們應該為學生敢於指出老師上課時的問題而高興，否則，“青”怎麽能出於“藍”，而勝於藍呢？
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明確提出要創建全國一流中學，希望師生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學生在班級黑板報上發表看法，就要擦掉，不是與校長的辦學目標背道而行嗎？
這一天剛好是周四，按學校規定是全校教職員工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時間”。這也是“十年文革”慣性思維的政治遺產。學校還明文規定按課程表該某老師的上課時間；每周一次集體備課時間（各學科教研組安排在不同時間）。這三個單位時間不得遲到、早退或缺席。其他時間老師可以自由支配，實行“教師彈性坐班製”。這天下午兩節課的“政治學習時間”，李校長主講有關教育教學改革信息及他的看法。散會後，我請他去我們班教室看黑板報。
等他看完後，我說：“年級主任H老師要我讓學生擦掉這篇文章，我不同意。您看是不是要擦掉呢？”
校長微笑著說：“我認為很好！沒有什麽不對的，不要擦掉！”在教室做作業的十幾個學生熱烈鼓掌。校長離開教室前，還囑咐我，把謝暉寫的原稿給他看看。
李水生校長這一屆領導班子，是華中師大分管附中工作的鄧宗琦副校長，於1984年9月27日來學校宣布的,他們上任以來，銳意改革，分管教育教學的萬揆一副校長，原來教高中物理，現在我們高一年級蹲點；分管總務的錢昌炎副校長，原來教高中語文，負責教職員工的後勤保障之外，還要抓校園環境改造工作。盡管當時學校各方麵與全國一流中學相比，還有相當距離，但他們敢於宣示創一流，激勵全校師生奮發前行，倡導各學科老師進行教育教學改革，積極支持學生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充分肯定學生敢想敢說，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讓我們語文實驗班學生深受鼓舞。
在全年級師生共同努力之下，1988年高考，不僅升學率名列全省前茅，而且我們實驗班的汪深同學，參加當年在芬蘭舉行的國際化學奧賽獲得金牌第一名！正如時任湖北省副省長韓寧夫，接見載譽歸來的汪深及校長老師時所說：“汪深的這一塊金牌，可以與許海峰的奧運第一塊金牌媲美！”
汪深奪得的化學奧賽金牌，也是華中師大一附中學生參加國際數理化等學科奧賽以來的第一塊金牌。
現在回過頭去看，汪深奪得金牌是偶然中的必然。
高一下學期，黑板報上謝暉那篇短文公開登出之後不久，我們班的化學老師對我說：“你們班的學習委員汪深長期不做作業，期末平時成績怎麽評呢？”
我找汪深談話：“王老師說你長期不做化學作業，是怎麽回事呢？”
汪深說：“課本上的那些練習題，我一看就知道答案，有什麽必要再去浪費時間呢？還不如請您教我下幾盤棋呢！”
“你要下棋，還是按我們當初的約定吧！不必再增加時間了！可不可以請王老師另外給你布置有些難度的題目呢？”
他欣然接受，保證按時完成課外作業。
我教他下圍棋是高一上學期開學不久，當時中日圍棋擂台賽如火如荼，全國青少年掀起“圍棋熱”。從本校初中升上來的學生都知道，1982年秋季開學不久，我曾主持辦了一個棋類興趣班，開班典禮時，請湖北省棋隊的教練邵福棠，率領圍棋手閆安、象棋手柳大華等優秀運動員，來我們學校下指導棋。柳大華還與師生推選出來的二十位象棋愛好者下盲棋，大獲全勝，轟動全校。
於是，班上的學生要求我教他們下圍棋。
汪深以前從來沒有下過圍棋，非常想學圍棋。我跟他約定，每周體育課外活動時間紋枰對坐，從讓先13子開始，如果他連贏三盤，就升一級。從實戰出發，邊教邊學。到高三時，我們師生對弈，我已經力不從心了。
汪深就是那種聰明過人、領悟力、記憶力特別強的學生。高一語文課，全年學習《文言讀本》，要求學生每節課都要當堂背誦剛學的文章，他都能率先完成任務，大家都非常佩服他“過目不忘”的記憶能力！
他初中數學成績非常突出，曾榮獲全國及省市數學競賽一、二等獎。開學不久，教我們班數學的倪政勇老師決定培養他，加強數學課外輔導和假期奧賽訓練，讓他三年後衝擊數學奧賽。請他媽媽來學校，我們四個人一起製定了一個“三級跳”計劃。即三年後，第一級，取得省數學競賽一等獎；第二級，參加全國數學奧賽進入前十名，入選國家隊；第三級，出國參加數學奧賽奪金牌。
當他從芬蘭奪得化學奧賽金牌第一名載譽回到北京時，立即到北京電報大樓，給我們發了電報“三級躍過一步而已”！他的媽媽喜極而言：“真是有心栽花花未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啊！”
看似偶然，其實是我們學校三年教育教學改革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