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閑話人生（173）難忘“跑月票”的那些日子
1967年，我從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短訓班結業後，分配到武漢市礄口區水廠路中學當語文老師。蹉跎十年，已為人父。適逢恢複高考，1978年，跟著知人善任的安大庭校長調到區重點中學武漢43中，執教文科重點班兼班主任。當時還是住在水廠路中學教工宿舍，兩個學校相距三四站地，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1979年春節期間，在武勝路新華書店門口，邂逅母校總務主任王仕良，他勸我回華中師大一附中工作，並邀我過完春節回母校見袁校長。1965年，袁校長是分管教學的副校長，兼管高三年級工作，比較了解我的情況。他熱情歡迎我回母校工作。當即決定，讓我在高一年級試教一周。不是沒有本科文憑嗎？當時不成文的規定，有師範大學文憑的調動工作，隻需要試教一節課。為了服眾，袁校長請學校所有領導和語文組全體老師聽課一周後評課。寫出的結論是：李培永同誌完全可以勝任重點中學高中語文教學工作。
可是，武漢市教育局拒絕華中師大人事處的商調涵，表示可以將我調到市屬武昌實驗中學，被我婉拒。
武漢市43中安校長堅決支持我回母校工作，在我完成文科重點班的升學指標後，他決定讓我先回母校上班，慢慢辦理調動手續。
於是，1980年秋季我回母校上班了。因為還沒有正式辦理調動手續，不能享受分房福利。因此，從開學那天起，我就成為武漢市“跑月票”一族了。
騎自行車上下班，或住在單位宿舍上下班的人是不能體會“跑月票”那個“跑”字蘊含的豐富內涵的。
我跑了幾天月票後，才略知一二。
所謂“跑”，是每天上下班高峰時段，人多，公交車就顯得非常少了。車一來，大家蜂擁而上，離車遠一點的，得跑步趕到上車門那裏，盡力往車上擠。一個“跑”字，盡顯那個年代人們為了生活的辛酸曆程！
華中師大一附中最人性化的管理，就是在那個年代，已經開始實行教師“彈性坐班製”。規定教師三個時間段不得遲到早退或缺席，即課表上規定你上課的時間；教研組集體備課時間；每周四下午政治學習時間。其他時間都可以自由支配。所以，我每周隻有三天時間必須在高峰時段乘車，語文老師一、三、五早自習必須到教室輔導學生早讀。更人性化的是教導處排課，在不違背教學規律的前提下，盡量滿足老師的個人需要。如我的語文課一三五就接著早讀後上，既有利於課堂教學，又給我留下大塊的時間好做事。因為跑月票，二四六三天上課時間就不排在上午課間操之前，這就避開了公交車的高峰時段。人們不是常說“細節決定成敗”嗎？這也許就是當下，中國百強高中第一的華師一附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但是，華師一附中的人性化管理，出不了校門。我走到社會上還是得與民同甘共苦。
繼續說後來“跑月票”的苦與樂。
武漢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稱，那是農耕社會對全國而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共交通，遠遠不能滿足武漢市人民的需要，隻有一座長江第一橋，還有一座連接漢口和漢陽的江漢一橋，每到上下班高峰時段，從武昌大東門經漢陽到漢口航空路的十路公交車，還有從漢口六渡橋經漢陽到武昌水果湖的一路電車，往返最繁忙，當時它們是穿越武漢三鎮的兩條公交線路。哪像如今已經有三條地鐵，幾分鍾就從江底隧道穿江而過；還有從江南到江北已經架起了十幾座大橋，真正是“天塹變通途”了啊！
所以那個年代，盡管機動車輛遠沒有現在這麽多，但是，遇到天氣惡劣，長江第一橋必定堵車。記得1982年2月5日，大雪紛飛，下班途中，長江大橋堵車，我在車上觸景生情，仿《唐·張打油》的“雪”寫了一首打油詩：“江城一籠統，橋上一條龍。‘晴川’頂上熱，三鎮春意濃。”（漢陽晴川大廈是當時的高20層的酒店）。
高峰時段在公交車上，車被堵，人在車上動彈不得，但思想是自由的，思維是堵不住的。而且一二個小時時間，可以思考許多問題。當然如果有同事一起“跑月票”那就更好啦！
當我曆經千辛萬苦，在許多好人貴人的大力幫助之下，終於如願調回母校工作之後，在學校安排我的住房之前，我每天要從礄口水廠路中學，到武昌大東門華師一附中往返奔波。下班後，先坐公交10路，從大東門到航空路，再坐1路車到水廠路。上下班時間人特別多，少則一個多小時，多則二個多小時。沒有想到，我們辦公室的甘曉星老師居然與我一路同行，我到水廠路下車後，她還要坐幾站才到湖北省公安學校教師宿舍，她的愛人與她同時畢業於華師大中文係，分配到該校當老師。
現在實在想不起來是在哪一次等公交車時碰到的，隻記得我剛到語文組就分到她所在的備課組，還有恩師劉友三、詹恩平，我們四個人在一間辦公室。初來乍到，備課、批改作業之餘，即興聊天，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大家知道我住礄口水廠路中學，我還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裏。於是，我就問她：“甘老師，你住哪裏？”
她說：“李老師，您別客氣，大家都叫我小甘，以後就叫我小甘吧。我跟您同路，住得比您還要遠，在省公安學校。”
“那我們以後可以一起回家，你也可以沿路給我多說說學校的情況，好讓我盡快熟悉現在的母校啊！”
“好高興與您同行！其實，我也是剛來不久，我們一起慢慢了解吧！”
從此，我們下班就一起乘車回家。隻有一個座位，她一定請我坐下，她就站在我身邊，兩個人都站著時，他總是讓我站在有依靠的一邊，聽她說當天的校內新聞、組內的大事小情。有時即興聊天，東扯西拉，也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到站了。
當時“跑月票”上下班，最難受的是夏天。武漢夏天是名副其實的“火爐”，所有太陽下的東西不是“熱的”，而是“燙的”！特別是公交車，在擠上車時，不小心觸著車門，真像碰著火爐一樣燙手！人們還不知道那時國外早就有空調車了！夏天室內也有空調了，可是，那時我們武漢人一到夏天，還是要把竹床搬到室外睡覺納涼！當時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隻想家裏有一台電風扇就舒服了！就滿足了！
更難受的是擠上車後，車子啟動之前最難聞的是人體散發出來的汗臭、狐臭等刺鼻氣味，加之滿身是汗的人貼人，那種失去尊嚴的煎熬，沒有親身體會是難以想象的！更讓女性難以啟齒的是，偶然遇到的“鹹豬手”，趁熱下手占便宜。可惡之極而又無可奈何！
“跑月票”之苦，武漢那些一輩子跑月票的人有許許多多說也說不完的故事。如最驚險的是，一路電車在大橋上為避讓對方突然逆行的車輛，急拐時衝斷橋欄杆，車體四分之一懸空掛在橋邊，幸虧電車的“辮子”還緊緊地連著電車纜線。司機沉著冷靜隻打開後門，讓全體乘客安全下到橋上了。否則，嚴重後果不堪設想！
“跑月票”之樂，其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作為語文老師，一個人乘車上下班，“偷聽”乘客談話也是一樂。樂而思之，即有所得。
有一次，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孩子問他的媽媽：“我們坐在這裏怎麽比坐在前麵顛(簸)得高些啊？”他們當時坐在最後一排，媽媽隨口就說：“路不平！”那個孩子回頭看看，說：“路是平的呀！”
“剛剛開過的那個地方不平！”
“那前麵的人怎麽沒有我們顛得高呢？”
“你煩不煩人啊！”
小孩不再問媽媽了，但看他那樣子，似乎在問：“怎麽多問幾句，大人就煩了呢！”
我在想，小時候我們都喜歡問一些自己不懂的問題，怎麽長大了就不敢問了呢？也許是受教育環境使然。
還有一次，幾個年輕人上車後就在我身邊聊天。一位正在與他朋友說話：“喂！‘規啦規矩’地說啊，他那個人，‘規啦規矩’太呆板了，‘規啦規矩’靈活一點，早就搞定了！”。我注意聽聽他說話的意思，原來這“規啦規矩”是他的口頭語。正像我們很多領導做報告時，“這個、嗯、啊、”之類的口語一樣！我們的領導、我們年輕一代的語言貧乏到如此地步，實在是觸目驚心。
1981年12月25日，在時任武漢市長黎智的批示下，我終於正式成為華師一附中的一員後，搬到學校教工宿舍。從此，我結束了那一段短暫的跑月票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