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道四(33)由“外調”而越想越多
人的思維實在是非常奇妙,那腦海如同一池平靜的湖水,扔一顆小小的石子下去,就可以看到一圈一圈漣漪,以那石子擊出來的中心為原點蕩漾開去。於是,我由“萬壽無疆”想到了《姚監複政治笑話50則》,其中一則說:
文革中貴州省第一任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在任時,曾經允許在群眾大會上,“敬祝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統帥身體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的祝福口號之後,加上一句“敬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誌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周總理曾讓紀登奎從貴州調來錄音審查,證明確實喊過此口號。
這則笑話是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紀登奎親口對姚先生講的,而且調查屬實。
仔細一想,其實並不可笑。
姚先生說的政治笑話,關鍵還是在說政治。何止笑話,就是童謠也是政治的反映,如文革時的童謠“紅燈綠燈,爹爹婆婆下農村”,就像前段時間C書記驅趕城市低端人口一樣,就是驅趕城市老年人到農村去的前兆。
說政治,就離不開談曆史。一部中華史像這則笑話所說的事實舉不勝舉,說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專製社會的必然。據姚先生的朋友告訴他,李再含屬下的縣革委會主任要求,在呼喊“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比較健康”之後,再呼“祝福縣革委會主任勉強健康!勉強健康!勉強健康!”
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曆史的發展和進步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更朝換代興替必然,中外古今,概莫能外。近代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至今已經100年了,遺憾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還不是中國人的先生!
先說“賽先生”,通俗一點說,就是“科學精神”。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說:科學精神就是“隻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利害”就是功利,而隻要追求“功利”,必然放棄質疑、屈從權貴。為什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中學生參加國際奧賽能拿那麽多的金牌,至今卻沒人問鼎若貝爾?我們的中小學教育教學就沒有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對學生以“聽話”教育為主導,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學生不敢質疑,不敢提問。一位從武漢來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朋友,帶兒子來半年不到,我問正在這裏讀八年級的孩子:“你感覺在這裏上課,與你在武漢的那個學校上課,最大的不同是什麽呢?”他脫口而出:“在武漢是我們聽老師一個人講,而且要坐得端端正正地聽講;這裏上課是老師聽我們大家講,我們可以坐著講,也可以站著講,還可以到老師身邊去講!”
這個初中學生說的是自己親身經曆和感受,說明中美基礎教育本質上的差別。美國從小就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和質疑精神。而我們呢?師道尊嚴,當學生的就得恭恭敬敬地聽老師的,不能質疑,也不敢質疑。一般中學有些老師也也聽不得學生的意見或建議,甚至有個別教師明明自己錯了,也不接受學生的正確意見。還記得八十年代初,一位老師讀報時,把“別墅”的“墅”讀成“別野”。有學生舉手說:“陳老師,這個詞應該讀別shu。”陳老師說:“我們家鄉就讀別野!”,這是多麽典型的文過飾非呀!
我在執教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時,為了鼓勵學生敢想、敢說、敢問,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首先用毛主席的話:“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鼓勵學生質疑;用陶行知先生的詩:“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人力勝天工,隻在‘每事問’。”激勵學生質疑;還告訴學生,孔子當年“入太廟,每事問”,要求學生不論學習什麽,都要敢於質疑。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是,隻要我們對學生從小就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是完全可以讓學生具備科學精神的。
再說“德先生”。上述那位陳老師哪有一點民主意識啊!他還是受過高等師範教育的,那些沒有受過什麽教育的甚至文盲,更沒有哪怕一點點民主意識。這也確實難怪老百姓。我從五十年代讀小學起,學生幹部都是老師指定的;到十八歲成為有選舉權的公民,但從來沒有參加過選舉活動。那些從地方到全國的人民代表,沒有一個是“人民”選出來的,你怎麽可以指望他代表人民呢?有一段時間,“父母官”之稱,甚囂塵上,讓百姓當兒子,在中國這塊封建土壤肥沃之地,那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了。後來又是“人民公仆”了,說來說去,都是“官本位”思想!當官的為了保住本人已得到的位子,都是隻對上一級負責,就像那位在大庭廣眾之中搶記者錄音筆的官員,公開叫喊“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哪有絲毫民主意識啊!他的這種言論比文革時期的“三忠於”“四無限”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老百姓期待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一定會到來的!借用毛主席的名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結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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