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奉命被借調到國家教育部，參加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工作。1977年4月15日，我攜帶簡單的行李到國家教育部報到，在教育部大樓二層一間辦公室住下，既是辦公室又是臥室，開始了兩年臨時工的生涯。顯然，我是抱著臨時觀點，希望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結束後返回學校重操舊業。可是，我萬萬沒有料到，一個月後中央組織部行文任命我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長。
對於這個任命，我絲毫沒有思想準備，也不想接受。為此，我專門到中組部向直屬機關幹部司張長庚司長反映，說我不適合擔任教育部的領導工作，更何況我的黨員組織關係、工資關係和家眷都在武漢大學，怎麽可以任命我擔任教育部的領導職務呢？他回答說：這些關係不在北京並不影響對你的任命，隨後把這些關係和家眷遷來北京就是了。我無可奈何，隻得心不情願地顧全大局，並開始履行艱巨的撥亂反正工作。
麵臨著百廢待舉的局麵，撥亂反正從哪裏入手呢？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於是我把高教司的改革與籌備全教會結合起來，先後到遼寧、天津和北京郊縣作調查。在順義縣調查時，該縣管教育的革命委員會薑副主任的講話，讓我受到震撼，他說：雖然大學恢複招生了，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針[3]，工農子弟仍然得不到上大學的機會，其實就是四個字領導批準。這是以權謀私的方針，走後門的方針。我們要求恢複文革前的統一高考，農民子女不怕考，你們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學的還是工農子女占多數。他的一席話啟發了我，再聯想到現在的工農兵大學生，他們文化程度差異懸殊，不恢複統一高考，就無法保證教學質量，這使我看到了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突破口。
我履職3個月後，正好鄧小平同誌也恢複了工作，他主動請纓，請求中央指派他抓教育和科學這兩個重災區的工作。大概是7月底，教育部得到通知，說鄧小平將召開一個教育和科學的座談會，要教育部和科學院各挑選15名學者參加會議。教育部黨組指派我負責挑選和通知赴會人員。我與高教司吳鎮柔處長商量確定了16個專家，以老年為主，也有中青年的代表。
他們是：北京大學的周培源、沈克琦，清華大學的潘際鑾、何東昌，複旦大學的蘇步青，南開大學的楊石先，天津大學的史紹熙，吉林大學的唐敖慶，南京大學的苗永寬，武漢大學的查全性，上海交大的吳建中，西安交大的程道晉，北京農業大學的沈其益，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中山醫學院的宗永生，中國醫學科學院的黃家泗。中國科學院也選派了17位專家，總共33人參加會議。
我與科學院的吳明瑜同誌被委任為會議的秘書長，分別負責會議代表的食宿與會務工作。會議代表下榻在北京飯店，會議是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舉行，晚上大都安排了文藝活動。
會議代表於8月3日報到，座談會於8月4日正式才開始，除了與會代表外，方毅副總理、科學院副院長李昌，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常務副部長雍文濤等部門的領導人也參加了會議，總共約70人。座談會由鄧小平親自主持，在他的啟發下，代表們解放思想，發言踴躍，內容廣泛地涉及到如何看待17年的黑線專政、恢複國家科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歸還被查抄的文物和書稿等。
在代表發言過程中，鄧小平多有插話，會議有議有決，開得生動活潑。3天很快地過去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代表一直沒有發言，5日晚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我本想講的，別人都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麽好？我說：你來得正好，我原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作為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突破口。於是，我向這位代表建議，希望他明天發言就講這個問題。他說：是呀，大家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我明天就提出恢複全國統一高考問題。
他當晚作了認真準備，8月6日上午他就這個問題慷慨陳詞，得到了汪猷、吳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後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發言。本來，當年的招生工作會議早在7月5日在太原已經開過了，但鄧小平說：看準了的，就馬上改，開過了招生會議，重新再開一次就是了。
就這樣，由鄧小平一錘定音，一舉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針，同時也恢複了文革前實行的全國統一高考招生製度。當年，於8月13到9月25日，在北京又緊急召開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由於爭議很大，意見難於統一，又開創了長達44天的會議紀錄。在會議爭執不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又親自找教育部劉西堯、雍文濤、李琦談話，嚴肅指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跟著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抓，招生會議盡快結束。經鄧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會議結束了，並正式啟動了恢複全國統一高考的命題、統考與招生工作，從而揭開了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第一個戰役的序幕。
從以上的經過說明，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和恢複統一高考，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是，這項重大撥亂反正的舉措卻得到了全社會的擁護，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盡管恢複高考時間緊迫，但是77級和78級的考試與錄取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雖然恢複統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創新，但它在特殊時期，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可以說是功在當代，而利在千秋啊！
02恢複高考的曆史功績
在我看來，恢複全國統一高考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第一，有力的推動了撥亂反正，為17年教育戰線恢複了名譽，是推翻兩個凡是的前奏。眾所周知，兩個凡是和兩個基本估計就像兩個緊箍咒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尤其是被斥之為臭老九的廣大的知識分子。既然毛主席圈閱的兩個基本估計被推翻了，人們質疑兩個凡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果然，9個月以後，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從而導致了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它是五四運動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障礙。時隔1年零7個月，也就是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決定，撤銷毛澤東圈閱的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這就充分說明恢複全國統一高考是超前的，中央也順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
其次，解放了大批農村知識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所謂的可以教育好的知識青年。從1967到1977年，全國下放的知識青年多達1600多萬，從1970年開始以招工、病殘和獨生子女的形式，差不多有半數的知識青年回到了城市。到1977年，仍然有800多萬知青滯留農村，而大部分是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他們是招工回城無望的群體。真是天賜良機，全國統一高考恢複了，他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機遇給他們帶來了命運的轉機。雖然恢複高考的第二次招生會議爭論非常激烈，但最後的招生文件卻十分開明，報名考生的出身、婚否和年齡都沒有限製，這就為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空間。1977年報名考生570萬，錄取了27.8萬；1978年，報名610萬，錄取40.2萬；1979年，報名460萬，錄取28萬。在這三屆中，由知青考取的大學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渴望知識、有理想、有抱負，從他們之中湧現出了大批優秀的人才，成為政界、學術界、企業界的中堅力量。我在80年代說過一句話：這三屆學生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將來也一定會擔當大任。
再次，極大地扭轉了學校的風氣，進而帶動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在文化大革命中，學生中普遍流行著讀書無用的論調，曾經出現過白卷英雄，不懂ABC照樣幹革命等反麵的典型。在教師中也流行著教書倒黴、理論危險，一些留學蘇聯的副博士將證書燒毀，以示與資產階級劃清界限；也有不少教師把書籍當廢紙賣掉，以表示永不再當教師的決心。凡此種種思想，既不符合國家建設四化的需要，也違背了時代精神。要糾正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曾說過：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4]，而推翻兩個基本估計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行動，它與恢複統一高考是因果關係。它們表明文化革命一去不複返了，知識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建設現代化的依靠力量。這個行動使學校讀書蔚然成風，爭當科學家重新成了廣大青少年們的美好理想。同時，恢複高考又極大地帶動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了全社會的時尚，那種詆毀知識和鄙夷知識分子的邪氣也一掃而光！
（後略）
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留影。2012.4.22，北京飯店
注釋：
[1]兩個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就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2]兩個基本估計是指從解放到文革這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3]十六字方針是四人幫骨幹分子遲群和謝靜宜抓北大和清華試點時提出的，指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這個方針已經寫進了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共中央批準，毛澤東圈閱。
[4]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30頁。
來源：新三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