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愚
經曆，感悟，思考，探索
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
周 舵
摘自：我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載於一九九一年八月號香港《明報月刊》）
在這段紅色恐怖的時期裏，母親的日子肯定比我們更不好過。我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多少還保險一點，像我的父母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父親是渾然不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但母親並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裏戰戰兢兢，內心深懷恐懼。我想這大概是驅策著她拚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事業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其四，雖沒有父親那樣嚴重，但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當時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剝奪得幹幹淨淨了。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這些都是她的致命傷。若論人情世故、處理人際關係，母親比起貞淑姨媽來，真是一個小學生而已。
從根本上說，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國社會大動亂的犧牲品。父親出身於敗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親比較起來父親更不幸，８歲喪母，２０歲喪父，自己一個人走南闖北，少失怙恃，教養不良。倆人一生所受的教育，歸根結底四個字叫作不倫不類，既不是穩定興旺的傳統書香世家的，又不是純粹洋派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更不是洗心革麵的革命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什麽都有點，什麽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當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開始還算是坦然的。鬥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反動學術權威，按說無論如何鬥不到她的頭上。她卻無論如何不會懂得，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是真個水火無情，並不管你那麽多。鐵掃帚鋒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該的是，父親一看大浪潮來了，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悠久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陳伯達關你個臭老九的什麽事？你偏去跟他作對！他好也罷，壞也罷，對也罷，錯也罷，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嗎？母親苦苦勸他，他隻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
關心的結果很快露了端倪。１９６７年的９月，一群中央民族學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來，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裏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信件裏有幾句對樣板戲不大恭敬的評論，被這幫家夥送到我的學校，讓他們整我，還牽扯上了寫信的人。幸虧那時學校裏的人全部跑光了，沒有整得成，算是我僥天之幸）。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少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幸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了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幹衣物，從此就杳無音信了。直到１９７４年托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是王季範的孫女），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特務嫌疑（印度特務）。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又是一個深夜。這回敲門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他們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然後又是一番徹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麽用的，好像不問就知道那是幹什麽用的。我心裏暗自好笑，像我父母這樣的大傻瓜若是也能當特務，這公安工作也是太容易幹了。說良心話，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臨走給我留下４００元存款，告訴我劃清界線。看我不以為然的樣子，又說我父母不是一般問題，叫我不要滿不在乎。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１９７３年５月份保外就醫。
父母這五、六年坐監的情況，他們從不細說，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亂講。隻知道父親被關過單間，監房很潮濕，他在裏麵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這還是我們後來幫助診斷的，原來一直認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裏麵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母親也關在半步橋，父母兩人相互卻不知道：父親甚至根本不知道母親也被捕了，他放出來以前一直以為母親好好地在家裏。
事有湊巧，有一位朋友受牽連，也被關在半步橋幾個月，而且恰好與母親同監。從她那裏，我們才知道一些母親的情況。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裏插進橡皮管，硬往胃裏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覺悟終於徹底提高，成了監裏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我和弟妹三人這幾年的日子就不必說了。先是在家苦熬，４００元錢很快花光，就變賣家當。家當也者，不過隻是幾件破家具而已。父母親雙方的單位，中央民族學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資全部扣發，一分錢都不讓我們領走，好像反革命家屬的生理結構是植物性的，隻要有陽光、水份和土壤就能茁壯成長。再後來，簡直就不知道是怎麽混過來的了（其間多虧一位高中同學的幫助）。直到１９６８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隊落戶，小弟那時才１１歲，也隻得帶在身邊。幸虧，中國的勞動人民畢竟大多數是善良、淳樸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麽要把這些城裏的學生趕下鄉來。他們並不幸災樂禍，並沒有想：好啊，這回也該你們這些城裏的上等人嚐嚐苦滋味了！相反，他們同情我們，尊敬我們的知識和人格，盡力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反倒是我們自己，受了那麽多年的扭曲教育，把農民們樸素、自然、毫不掩飾的天性流露，特別是他們在性上的毫無顧忌，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當官的等級特權的不滿，看作是落後，認為該接受再教育的是農民，而不是我們。我很快就發現，村裏最糟糕的少數人，恰恰是那些上過幾年學，多少有點文化，學會了滿腦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談革命理論的人。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爭權奪勢，奸猾、惡毒、偏狹、嫉妒、虛偽、自私、好逸惡勞等等人類的惡性都集中在這些人身上。當時最得勢的，最出頭露麵的，也是革命性最強的，全是這一類人。但即便是這些人，總的來說還是比城裏人好些，不像城市裏那些革命家、階級鬥爭專家們那樣喪盡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１９７３年。妹妹帶著小弟長留北京，我堅持紮根農村幹革命，在村裏當民辦教師。５月裏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電報，告訴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裏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學生幫我買了一大鐵桶，趕回北京。下了火車，回家聽妹妹講了情況，說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去，已是傍晚晚飯剛開過。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地往病房裏蹭，病友告訴我母親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５６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發，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隻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麽變成這樣了！再也克製不住，不禁痛哭失聲。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澱獨自一人劃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蕩裏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入了藝術之境時例外，如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顧。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番政治課，說監裏那些公安同誌們對她多麽多麽好，她從內心裏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說她出監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舍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從那以後，我們天天燉了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托醫求藥。她在監裏五年半，由於長期曬不到太陽，又正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來又有慢性腹瀉的病，又是整天裏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２０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發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極左路線的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１９７１年林彪摔死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已經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麽巨大！這以後的三年，完全演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一部鬥爭史。
這年（１９７３年）年底，１２月２９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事先已給我打了預防針，告我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所以情感震動比較小一點。也許倒是借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倒很足。大冬天隻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他一露麵，嘴就沒閉過一分鍾以上，反反複複說什麽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原來的家是不能回了，母親對他深惡痛絕，反複說她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再見他的麵，這中央民院也真有絕的，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一個叫黑山扈的地方，那裏半山坡上有民族學院的一個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那年頭高等院校窮得揭不開鍋，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連門窗都朽爛了的。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４０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裏，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山風呼嘯，冷得像地獄一般。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騰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了。於是把我們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裏，把那間大屋子加一堵牆隔成兩間。
那電話間隻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燈而已，我是絕對住不下的，隻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要了點預支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窮鄉僻彎、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裏一住又是５年。父親的病經多方診治，漸漸有所好轉，從天天鬧，變成隔半月、二十餘天發作約一周；從單純的躁狂，變成躁狂抑鬱交替。身體是越來越好起來，每天拿把鋤頭，有用沒用地四處鋤草。下邊是個大桃園，看園子的張師傅是個好人，很同情父親，盡量給他安排點事情做。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係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即信心百倍起來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為多方奔走後從民院總算爭取到每月４０元（先是２０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當時的什麽黃帥啦，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麵必是吵架，事情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裏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猛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麵。
１９７５年，鄧大人出山了，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母親則對鄧大人大為不滿，懷疑他是反對毛主席。１９７６年，周總理逝世，鄧下台，四五事件被鎮壓下去，一片恐怖。社會上傳聞四起，都是對著江青一個的。於是四人幫大抓謠言傳播者。我因為聽一位朋友及鄰居說北大有人寫誣蔑周恩來的漫畫，告訴了母親，母親則對周並無深厚的敬意，她堅信隻有四人幫才是真正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母親這個毫無心術大兒童，在係裏的一次政治學習會上把此事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說了出來。這下可好，係裏的人對她群起而攻之，那些遲謝（指遲群、謝靜宜編者）爪牙們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則是對母親的極左早不耐煩，母親天天拚死拚活地工作，人際關係卻一天比一天壞。人們早就厭惡透了江青。四五事件更使人們頭腦清楚了一點，誰不同情周、鄧，誰不恨江青一個？哪還能容得身邊來一位大左派，天天給同事大上政治課？那個年頭，教育全是扯蛋誰會有什麽積極性？像母親這樣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們積極工作，誰消極她就批評，人際關係怎麽好得了。
先是，母親打電話給我，讓我去她那裏。早有兩個北大保衛科的人等著，要追查謠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車聽人講的。隔幾天，母親又來電話，說這事還得談。我火了，說：不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就是那幾句話！母親聲音都顫抖了，幾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軟了，又跑了去。還是那一套，最後我實在不耐煩起來，就說：你們如果不信我說的話，那就算是我造的謠好了！說罷拂袖而去。
又隔了兩天，我有事進城，回休養所時，父親神色慌張，告我上午來了輛吉普車和幾個公安人員來找我，問是什麽事，他們不講，隻讓父親轉告我，盡快去一趟海澱派出所。我一聽直發毛，以為是為我一位同學哥哥的事。這位仁兄四五時去天安門貼詩，被便衣盯上，還沒到家就抓走了。我一聽這事，立即趕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囑咐她千萬挺住別亂供，害人又害己，一輩子也別想再抬頭做人。還說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話。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她愛供誰就供誰，再也供不到我頭上。我以為是她被隔離審查以後把我這番話供了出來，本來沒事倒成了天大的禍事，我趕快把日記、信件、唱片等等都處理了。第二天，我揣上一本書去了派出所，到了那裏，問我什麽事。我說我怎麽知道？是你們叫我來，管片的民警出來，問我：前兩天北大保衛科找你談過話吧？你把情況說說清楚。我一聽心頭石頭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話重述一遍。民警當然不信，讓我好好想想，扭頭進去，把我扔在外邊板凳上。我心想：想個鬼！便把書包裏的書掏出來看。好一會兒，這位民警出來，見狀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進裏屋，隻剩我們兩人。他把語氣放緩，說了一番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們也不會逼著你說等一類的話，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衛科談一次，說清楚就算了。最後問我還有沒有什麽話說，我說，隻有一條，你們以後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我保證隨傳隨到。千萬別開一幫人開車去找我，嚇得我父親夠嗆，影響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衛科我當然不會去找，讓他們見鬼去吧！
這次事情，讓母親始終內疚不已。
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糟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華國鋒上台，大搞兩個凡是，對反革命分子亳不手軟，隻是迫於無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華這有名的兩校仍然是左派們的天下。母親在係裏更孤立，終於，係裏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裏係裏，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世界滄桑巨變，偶像的倒台，加上眾叛親離，這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裏她時不時爬起床，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台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無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隻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裏，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包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隻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裏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盡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麽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１０歲，等她出獄，小弟已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副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的怪、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１９７５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覺得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黴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裏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麵回來後聽了去，頓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然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評論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那兩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百廢待興，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曆，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醃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隻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１９７７年，恢複高考製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比錄取線高出４０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隻說我是身體不合格，因腎炎病退，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屬委員會又左得厲害，給我檔案裏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１９７８年３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隻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裏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隻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經大有起色，那時我常去她那裏，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對她剖析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麵，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又托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半殘廢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她後來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複，自己又在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對她很難照顧周到，隻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舍，問我下次什麽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憶起來，才知道母親已經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是在嚼蠟，麵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什麽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而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放心，特地去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精致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麽事？然後給他看手裏的糕點，告訴他我去了一趟中關村福利樓西點部。他這才告訴我：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麽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櫃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後來，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看到臉麵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淤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係裏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裏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是她臨終掙紮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隻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休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
我寫不下去了。眼淚盡在眼眶裏打轉。
□ 摘自：我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載於一九九一年八月號香港《明報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