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儲備糧，主要囤積在全國基層各區縣的糧庫。為隨時應付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侵略，中央規定，基層一級政府對這些儲備糧隻有看護的義務，無絲毫動用的權力。這項義務，也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違反，輕則坐牢，重則殺頭！可是，在當年那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為了盡可能多地從死神手中奪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慶一些基層共產黨員幹部，不惜冒著丟烏紗帽甚至坐牢的危險開倉放糧，形成建國以來首例“開倉放糧案”。
惡噩頻傳：水腫病大爆發
1960年1月19日（農曆臘月二十一），重慶以東76公裏、緊傍長江的長壽縣城，冷冷清清的街道，任由被風裹挾的枯葉蕭蕭滾動。這個川東產糧大縣，在這春節前10天，城區竟看不見多少喜慶氣氛。
縣公安局副局長李在明急匆匆來到縣委，推開縣委第一書記紀俊儀的辦公室門，劈頭就喊：“紀書記，這幾天渡舟區死了500多人！”
紀俊儀頓時感到頭“轟”地一下要炸了，幾個月來他一直試圖防止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並且竟在春節前夕。他急如星火，驅車渡舟區。事情立刻明了--離區委不遠的孫家，就橫臥著兩具屍體。死者剛剛抬出來，還來不及掩埋。死者穿戴並不算太破，但麵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僅一層皮包著骨頭。紀俊儀一看就知道，這是因水腫病致死的。
到渡舟區的徐家坪--一個離縣城不遠的生產隊，又見到幾具屍體……
這時，渡舟區的死亡人數已上升到700多。死因幾乎都一樣：水腫病，且多是老人和強壯的男人。長時間營養不良，四肢會腫脹，這是體內發出的警告，表示髒器已經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時補充營養，髒器就會萎縮並喪失功能，最終導致患者死亡。某醫院曾解剖過一個水腫病屍體，其肝髒已變得隻有拳頭般大。早在兩個月前的1959年11月，長壽縣就有人患水腫病，當時這種現象在大麵積饑荒的四川並不鮮見。
日漸衰弱而又無糧可吃的饑民把穀殼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來磨成麵……但凡能想到的無毒的可以吃的，人們都千方百計弄來填進了肚子，還是沒有遏止住水腫病蔓延的勢頭。到了12月，長壽縣數十萬人中已有相當多的人得了水腫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縣誌上記載有9萬多人。不過當年的實際情況是，連每月尚有19斤商品糧供應的長壽縣最高官員--紀俊儀本人，也沒能逃過劫難；而且他66歲的老母親以及正在懷孕的妻子，也無一例外！幾個月來，紀俊儀和縣委以及各級幹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腫病的惡性發展，眼前的事實說明，他最不願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憑經驗，紀俊儀意識到，餓死人的事不會僅限於渡舟一個區，全縣所有的區可能都不會幸免。他下令緊急調查全縣的死人情況。6天之後（1960年1月25日，農曆臘月二十七），數據出來了，全縣10個公社每個的死亡人數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數百！
看著報表，紀俊儀目瞪口呆！心一陣陣絞痛。
1941年5月，年僅17歲的紀俊儀在山東省海陽縣的老家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參加淮海戰役，並升任某營教導員，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讓他將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鐫刻在了心靈深處，作為畢生的追求。但現在，在用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換來了嶄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在自已直接管轄的範圍內，竟然發生了餓死人的事！這對紀俊儀來說太殘酷了！他心裏隱隱有犯罪的感覺。職責和良知告訴他，絕不能麻木聽任可怕的局麵繼續下去，否則愧對人民，愧對長眠地下的烈士，更愧對“共產黨員”的神聖稱號！然而他又十分為難。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本欲糾“左”結果大反右傾，連續三年一個接 一個政治運動，一步步把“左”推到極致，擠占了本應由實事求的科學態度唱主角的思想舞台。在這種局麵下如實反映存在的問題，風險是明顯的，弄不好，一頂 “給新社會抹黑”的右傾帽子，就會戴在頭上。
紀俊儀硬著頭皮讓縣公安局向重慶市公安局作了匯報，重慶市委分管政法的書記李唐彬賡即就親自打電話到紀俊儀辦公室來了，一開口就直奔主題：“紀俊儀，你怎麽搞的，長壽縣死哪麽多人？是真的還是假的？”
經過深思熟慮，早已作好最壞思想準備的紀俊儀鎮靜地回答：“李書記，這是真的。”
“怎麽會死這麽多人？”
“餓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個縣餓死哪麽多人還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職，你還該坐牢！”
紀俊儀回答：“李書記，我就是坐牢也要實事求是地向你匯報，長壽縣是餓死了哪麽多人！而且還在繼續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後果更加嚴重。”
究其起因：是天災還是人禍？
建國初期，長壽縣屬四川省涪陵專區管轄，各項農村基礎工作開展得比較早，在川東算得上是底子比較厚實的大縣。但到了1958年，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等嚴重脫離實際的“左風”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長壽縣。
1958年10月，涪陵地區通知長壽去領國務院頒發的獎狀，縣委書記紀俊儀、縣長宋敬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在沒有通知長壽縣的情況下，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報了長壽糧食畝產八百斤的喜訊。同年，長壽縣組織了10多萬勞動力上山砍樹、挖礦石，搞土法煉鋼。對於當時50萬人口的長壽縣來說，這幾乎是他們全縣的勞動力。為此，全縣幾乎荒廢了所有的農耕生產，更直接導致第二年糧食減產以致出現饑荒，引發水腫病，造成大批饑民餓死。
應該說，來自農村又有四五年管理農業大縣經驗的紀俊儀，從1958年秋天起，就在擔心長壽縣出現饑荒了；同時也在多方麵努力，防止不該發生的事情出現。1958年11月14日，長壽縣委接到通知：長壽縣由涪陵地區劃歸重慶市管轄。同時劃歸重慶市管轄的還有綦江縣、巴縣。同年11月15日，紀俊儀、宋敬武懷著複雜的心情赴重慶，去見新的上級領導。他倆商量：到重慶後，一定實事求是地匯報，爭取得到新領導首肯，將上山煉鋼的10多萬勞動力撤下來，趕快收 糧食、種小麥；如可能，再把以前虛報的糧食產量指標降下來。他們還商定：如果需要為此承擔責任，就由他們兩人承擔。當時，重慶市委主持工作的是書記任白戈、魯大東、李唐彬、辛易之，市委常委廖書華等人。他們集體接見了紀、宋二人，並聽取匯報。紀俊儀如實匯報了情況，說糧食畝產隻有500多斤，不到600 斤。並要新領導同意他們將全縣10多萬在山上的勞動力撤下來，搞小麥播種，獲得任白戈等人的首肯。當天下午，紀、宋就馬不停蹄返回長壽，組織實施。然而，因錯過了節氣，全縣大部分紅薯、晚稻爛在了田地裏，長壽縣這一年豐產卻沒能豐收！緊接著忙小麥等小春作物栽種，也晚了，到12月初才種完。這直接導致 1959年的小麥大量減產。更嚴峻的事情在後麵，因一個冬季沒有蓄水，多數水田成了幹田，第二年秧苗栽不下田。直到五六月雨季才匆忙犁田、耙田、蓄水栽秧，待全縣栽秧完畢，已過了夏至。無情的現實更是這一年的七、八、九月，恰恰是多年少見的大旱天。在天災、人禍的雙重夾擊下，這年長壽水稻總產量從過去的 3億多斤銳減到1億多斤，加上小麥、玉米、紅薯、豆類等的損失，全縣的糧食總產量降到2．5億斤，減產幅度達40％以上。至此，饑荒已不可避免地發生。
屋漏更遇連陰寸雨：救災糧指標被神秘押扣
1959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來到重慶搞調查，在涪陵專區墊江縣的海棠鄉發現農民缺口糧。從海棠出來，他直奔長壽。紀俊儀早就趕到與墊江縣相連的長壽縣葛蘭鄉候迎了。他要截住這位四川最高長官，向他如實匯報災情，爭取救災糧指標。在車上，紀俊儀如實匯報了長壽縣糧 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然後說：“農民的糧食已經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問紀俊儀還差多少糧食才能度過饑荒。紀俊儀答：“要4000萬斤。”
隨後，李井泉一行在長壽獅子灘的重慶市委招待所住下，並叫來川東及川北的涪陵、萬縣、江津、達縣四個地區的地委書記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重慶的任白 戈、辛易之和重慶市委的一個部門負責人，紀俊儀也參加了會議。會議議題隻有一個：解決糧食減產後的農民生活問題。會上，紀俊儀再次匯報了長壽縣的災情，再次提出需要4000萬斤救災糧。然而，就在會中紀俊儀請求撥救災糧時，一個參加會議的重慶市委部門負責人搶過了話頭，說：“我是四川人，了解這裏的情況。災情是有，但我們四川就是三分糧七分菜。糧不夠、瓜菜湊嘛。”好在與會的領導同誌都沒在意，會上決定：給長壽縣調撥4000萬斤救災糧。同時確定集體食堂 每天保人均4兩糧、3斤菜、半斤代食品。紀俊儀帶著好心情離開了獅子灘招待所，然而，事情遠比他想象的複雜。
不久，長壽縣因缺糧出現水腫病；再過段時間，水腫病已發展得相當嚴重了，省裏決定給的4000萬斤救災糧指標還遲遲不見消息。紀俊儀十分著急，打電話給具體管這件事的那位重慶市委的部門負責人，對方說：沒有救災糧指標。紀俊儀從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的情況卻是：四川省給長壽縣的救災糧指標，早就下到了重 慶市。
紀俊儀急忙趕到重慶，找市委主管農業的書記辛易之要糧食，辛易之看來也莫可奈何，但他給紀俊儀出主意：直接給四川省李大章副省長打電話。紀俊儀依計而行，得到的答複是：“這個事是李政委（指李井泉，當時他兼成都軍區政委職務）定的，你們市裏看著辦吧。”
放下電話，紀俊儀一頭霧水。這話說得含糊，讓聽的人也犯迷糊--“李政委定的”在此是指什麽？是指李政委定下的事其他同誌不好插手？還是指李政委自已更改了在獅子灘作的決定，這糧不給長壽了？或者，給長壽縣4000萬斤救災糧這件事是李政委早就拍板定了的，重慶市就看著辦吧？但既然李政委已經定了， 怎麽還要“市裏看著辦”呢？紀俊儀百思不得其解，然而這事又豈能馬虎，這可是長壽縣幾十萬人的救命糧呀！紀俊儀滿腹疑團，心急如焚。
紀俊儀萬萬想不到，在他給李大章副省長打電話之前，那位重慶市委的部門負責人早就給李副省長打了電話。而且很久以後紀俊儀才得知，四川省當時確實是 給了長壽縣4000萬斤救災糧指標，但指標卻被那位重慶市委的部門負責人扣了2000萬，另2000萬也沒落實下來！也許那位部門負責人有千萬條扣糧理 由，也許換個角度思考這批糧就應該扣，也許扣糧是在較高層次支持下的行為--否則作為主管全市農業的辛易之書記也不致於愛莫能助，然而不爭的事實卻是：這一扣，讓紀俊儀沒了退路，使長壽縣平添上萬座墳塋。
開倉放糧：坐牢殺頭一人承擔！
1960年的春節，寒風刺人。自1月25日向重慶市匯報餓死人的嚴重情況之後，重慶方麵一直沒有回音。饑荒範圍眼看著一點點在擴大，情況越來越嚴重，山區的尚可上山找點野果、野草之類的東西填填肚子，平壩的已無任何東西可供果腹了。由於長時間饑餓，人們極度虛弱，他們普遍感覺心慌，在床上躺不住， 想出門走一走，或者找點東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幾步又渾身發軟，總想蹲下來或坐著休息一下，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來了。有的人就死在路邊、樹下甚至廁所，還有的死在廚房、床邊……全縣餓死人的數量每天都在遞增。
到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九，這一年臘月小，臘月二十九即為大年三十），本該是闔家團聚的日子，卻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餓死鬼”。有的甚至全家無一幸免，連屍骨也無人收斂。紀俊儀心如火燎。此時要緩解民眾的饑餓，惟有糧食。這糧食，上邊已經來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沒有，但敢動嗎？
國家在各個縣都建有糧食倉庫，各地每年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就存放在這些糧庫裏。這些儲備糧，當時主要是為隨時應付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侵 略，在當時，這可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因此，盡管這些糧食就存放在各地，但紀俊儀這一級縣政權隻有看護的義務，無絲毫動用的權力。如有 違反，輕則坐牢，重則殺頭！
一邊是黨的紀律，一邊是群眾的利益，本應是保障和目標的關係，如今卻在特殊條件下變成了一對矛盾，尖銳地擺在紀俊儀麵前。兩相權衡，紀俊儀心靈深處 那樸素的感情最終占了上風。不管怎樣講，總不能讓群眾守著糧倉餓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為此自已個人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驅車重慶，找到辛易之書記：“辛書記，哪麽多人在餓死，這個年我無法過了，我今天就呆在你這裏，不解決糧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無語，有辦法他早就辦了。下午5時30 分，下班了。辛易之勸紀俊儀說：“今天是年三十，你還是回去過年吧。”紀俊儀說：“縣裏的幹部、區社的書記們還在等著我帶回去好消息，空起兩手我不走。” 辛易之冒火了：“你給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給我看著！”停了一下，辛易之換一種較溫和的口氣說：“你回去吧，家裏老小還等你過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長壽來。”當天23時30分，紀俊儀回到長壽。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一早，紀俊儀乘車到黃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際，黃草山的楊家垮死了3人。紀俊儀起初還有點納悶，死了3人怎麽沒聽見哭聲。後來才知道，死的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圍鄰居也早變得麻木，見慣不驚；況且大家都被饑餓折磨了好長時間，也沒有力 氣管得了這類事了。
楊家垮的死人讓紀俊儀血往上湧。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盡頭，希望辛易之書記快一點到。紀俊儀還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後經南川、涪陵到的長壽。車路過涪陵的李渡等地時，車窗外的死人慘景，使這位重慶市委農業書記震驚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車終於到了。紀俊儀急忙迎上去。雙方沒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來不及吃飯--他一路趕來還未吃飯，紀俊儀就帶著辛易之去看楊家垮才餓死的一家3口人。隨後，又帶辛易之去渡舟、鬆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後辛易之問：“還有沒有餓死的？”紀俊儀答：“還有。”辛易之說：“不看了，你說怎 麽辦？”紀俊儀說：“要給我糧食才行。”他提出動用國庫糧賑救饑民。辛易之一驚，“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這問題太大了，又來得這麽突然，辛易之顯然事前毫無思想準備，他眉頭緊鎖，想了想，說：“現在我決定不了，我要馬上回去向任白戈書記和市委匯報，市委決定了，我就打電話告訴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點多鍾，辛易之又匆匆乘車向重慶奔去。在回渝時，途經江北縣路段，辛易之又看見了擺在路邊的幾具死屍。
這一夜，紀俊儀守候在辦公室的電話機旁邊。饑荒中的農村的冬夜似乎異常地寒冷，紀俊儀在寒風中徹夜未眠。耿耿長夜，饑餓和焦灼一起在啃噬著他的肉 體、他的心，讓他跡近虛脫。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著--若是市裏同意動用國庫，早一分鍾放糧，就將挽救多少瀕於死亡的村民！寒夜裏，他的手邊上隻有一 盅些許炒鹽調的開水，他不時抿一口，與其說在抵禦咬噬他腸胃的饑餓，不如說借以緩緩燒灼他心田的火。他盼著電話鈴響起，但他不知道，電話響後會是什麽結果，但他已橫下一條心，如果還得不到糧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書記，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領導，再不然，就……
對於死亡線上掙紮的村民們，如此關切的黨的基層幹部，又豈止紀俊儀一人？於此同時，已有一個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幹起來。這人是紀俊儀治下的長壽縣雙龍區委書記張開華。
雙龍區是長壽縣的產糧重點區，正常年份，雙龍上交的征糧就多達3000萬斤，約占全縣近兩成左右。但在饑荒中和長壽的其它區一樣，也不例外地發生了饑荒，而且還由於是平壩，後果更嚴重。就在1960年那個除夕的下午，區委書記張開華一直守候在他的辦公室。他知道，縣委書記紀俊儀正在重慶市委辛易之書 記那裏要救災糧。此時張開華的全部希望都在辦公桌上那台電話機上，他盼望鈴聲響起，也許，響鈴過後就是發糧的好消息。但下班了，電話鈴未響；夜幕降臨了，電話鈴仍未響……張開華臉色陰沉下來，他知道，紀書記沒要到救災糧，否則電話早就響了。張開華深深地吸口氣。這一瞬間，他作出了也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 決定。他無法預測，在作出了這個決定並實施後，等待他的將是什麽；但他十分清醒他將“嚴重違紀”，而一旦追究下來，輕則是黨紀處分，如果重處，就是坐牢！ “但紀律是為什麽製定的？”張開華想，“不就是為了保證宗旨的順利實施麽？”為了讓老百姓能吃上飯，為了把那些在饑餓生死線上掙紮的人們拉回來，張開華決 定鋌而走險。他沒有向縣委請示，他知道這種時候就是請示了也不會有什麽結果；況且，幹這種事兒，牽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當！除夕之夜，張開華下令開了國家糧庫，取出了300萬斤糧食賑救饑餓的民眾。
這一切自然瞞不過深諳縣情民情的紀俊儀。當事後張開華有些激動地對他說：“紀書記，說老實話，我開國庫了。我接受組織的處理，坐牢、殺頭我都沒意見！”紀俊儀差點哭了。他拍了下張開華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謝謝你；沒你的事了，開國庫的責任我來負。”這時是張開華差點哭了。事後果然有人追究張開華 私自開倉這件事。前麵提到的那位重慶市委部門負責人前後三次專門來長壽縣調查，意欲“嚴肅處理”張開華，還責問紀俊儀是否知道這件事，知道了為什麽不匯報？紀俊儀以“長壽縣委”的名義對張開華開倉承擔了責任，紀俊儀還在向辛易之匯報時特別強調：“張開華沒經請示就開倉是不對，但他的開倉減少了人員死亡， 也是件好事，不應該處分這樣的幹部。”張開華最終被保護下來，並受到重視。大難考驗幹部。從這件事上，長壽縣委發現了一位德才兼備的人才，這是後話。後來，張開華先後擔任了長壽縣委組織部長、長壽縣人大副主任，直到腦癌手術失敗去世。
1960年1月29日（農曆正月初二）上午，重慶市委辛易之書記親自打電話來了：“市委研究後決定，同意動用國庫的糧食賑救災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標準。”縣委立即通知各公社：“嚴格按市委製定的標準開倉，務必讓全縣人民一個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糧食。”紀俊儀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隻準熬稀飯，嚴 禁做幹飯。經曆過殘酷戰爭環境的他知道，這時候人們的腸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縮，消化功能明顯下降，一但猛吃，極會出問題，甚至因此“撐死”。
開倉放糧的效果非常明顯，初二開倉，初三死亡人數就開始下降；初四更見減少……
這一年，長壽縣共用了國庫糧食4700萬斤，與紀俊儀事前向李井泉匯報時提出的“需4000萬斤救災糧”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糧，紀俊儀就處在一種近乎於亢奮的好心情中，這下幾十萬人終於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電話，把這好消息告訴摯友--相鄰的涪陵縣委書記侯堯禮。在電話裏，侯堯禮也十分高興。涪 陵縣也大範圍饑荒，侯堯禮正為此坐立不安，有長壽的先例，侯堯禮膽就壯了。電話一掛斷，他就撥通了涪陵地委書記辦公室……可是一套申請、審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縣開倉放糧，已是長壽開倉之後一個星期了。涪陵縣為這一個星期付出了代價……
重慶市近郊的三縣兩區（長壽縣、綦江縣、巴縣、南桐區、北碚區）在那場災荒中，是川東、川北餓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節過後不久，紀俊儀的二兒子出生了。在這場饑荒中，紀俊儀四處奔走使長壽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卻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孩子母親懷孕時的水腫病損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滿3歲了，按理該上幼兒園了，紀家老二卻還不會走路。
冒險開國庫：放糧誰與評說？
為人民謀利益，與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國共產黨性質所決定的，也正是黨的事業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像紀俊儀這樣、像張開華這樣，在人民危難的關頭，置個人的前途命運於不顧，置個人身家性命於不顧，是大有人在的。可以這樣說，若不是這樣，共產黨就沒有光輝的昨天、輝煌的今天。
涪陵地區的秀山縣縣委書記楊文堂也是這樣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區最邊遠的縣，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四個省在這裏交界，是個典型的“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在那場饑荒中，這個隨劉鄧大軍南下的山東牟平漢子，像紀俊儀一樣不忍秀山縣餓死人，未經請示，就直接下令開了國家糧庫，動用了3000萬斤國庫糧食救災。雖然秀山縣在那場饑荒中也餓死了不少人，但 由於楊文堂的“私自開倉”，使秀山縣在那場饑荒中餓死的人數大大地少於周邊各縣。又然而，楊文堂可沒張開華那樣幸運，因為他是一縣的最高“長官”，沒人能為他承擔責任。涪陵行署將此事匯報到了四川省，省監委的一位副書記賡即親臨秀山處理。這位副書記根本不聽楊文堂解釋，也不詳細調查當時的實際情況，就一口 認定楊文堂犯有“嚴重錯誤”，責令楊文堂“老實交待，聽候處理”。誰知那位省監委副書記在回省裏的路上，於白馬山翻車摔死了，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秘書和司機。楊文堂聞訊後直拍手，連說“該死”。這下，麻煩大了。省委領導震怒了，四川省委書記、省長廖誌高親自到秀山處理這個“階級立場有嚴重問題”的縣委書 記。
廖誌高建國前就是四川地下黨負責人。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誌認真聽取了楊文堂的分辯，又到實地作了仔細的調查研究，當即對楊文堂表態：“你做得對，當 時如果是向上級請示也不會有結果，你的果斷開倉使秀山縣少死了人，你是為人民做了件好事。”楊文堂於是平安無事。幾個月後，楊文堂被提升為涪陵地委副書記；後來又調任北京市勞動局局長。
盡管事情的發展曲曲折折，但最終的結果證明，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
那場災荒過後，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對那位重慶市委部門負責人扣長壽縣4000萬斤救災糧一事承擔了責任，並肯定：市裏當時扣這4000萬斤指標是錯誤的。
1962年1月，紀俊儀進京參加了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中央對前段時間的工作失誤承擔了責任。已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也為在那場災荒中餓死人作了深刻檢討。
會議期間，鄧小平、朱德專門到四川代表團看望家鄉來的代表。鄧小平對四川省各級組織在那場自然災害期間作的種種努力表示感謝。
1966年，紀俊儀調任重慶市委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爾後又任重慶市農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