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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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零星回憶，送行老徐
前排左一：李大同，左二：徐祝慶。（圖片由作者提供）
【編者按】原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徐祝慶，因病醫治無效，於2022年元月6日淩晨4時25分在北京去世。一枚園地今日特刊發三篇悼文，以為悼念。徐先生千古！
懷念老徐
李大同｜文
一枚｜編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經轉移。所以今晨聽到老徐去世消息並不意外。心裏祝願他走好。
老徐是個好人。
老徐和我前後腳進入報社。他是複旦大學67屆的老大學生，1978年10月報社複刊前，從人民日報調過來的；我則是1979年7月進入，是報社複刊後招聘的第一批駐站記者。老徐在本報退休，我也一樣，等於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同事。
記得老徐先是在經濟部當編輯，然後很快成為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我則是在地方記者、機動記者和編輯的軌跡上，兩人幾乎沒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後來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輕同仁很有些畏懼他。
李方曾經說過一個貌似笑話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湊巧電梯裏隻有老徐和他，氣氛瞬間有些尷尬，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老徐搭訕，電梯運行時間顯得格外長。李方終於忍耐不住了，沒頭沒腦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幹！”老徐反倒被嚇一跳。
這個場景讓我們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來大約是1984年，這時老徐已經是副總編輯，分管科學部。我則客串科學記者，為科學部打工。這一年電腦的漢語拚音輸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電腦天才林才鬆與漢語拚音的發明者周有光先生聯袂完成的。我進入采訪，費了牛勁兒，才算基本搞懂關於電腦的基本知識，周有光先生的講解真是深入淺出。
盛夏，那時連電扇還買不起，我大汗淋漓窩在家裏寫這篇報道，及至最終完成時已經超過萬字。這是我的第二篇萬字長稿。第一篇萬字報道是鍾沛璋任總編輯，老鍾在簽發稿件時有一句留言，“請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見那時文字還不夠成熟。這篇稿件寫作時我感到比較自如了，最後一節甚至產生了節奏感。不過這麽長的稿件通過率甚低，因為題材和文字都得壓得住一個整版。
稿件送老徐過審，沒過一個小時辦公室就把稿件送回來了，老徐已經簽發，發稿單上啥批示都沒有，翻開看，竟然一個字的改動、刪節都沒有。這麽輕易一稿過關是我沒想到的，很不好意思，於是在送工廠發排前自己又仔細修改了一遍，刪去一千多字。
稿件迅速在一版頭條發表。這麽多年過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稱，這是記錄周有光先生在拚音輸入法上的重要貢獻的唯一一篇詳細報道。
1985年，我開始擔任科學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頂頭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們開始熟悉起來。1986年9月末，我們開始了一場冒險，將“11位大企業負責人對當代青年知識分子作出基本否定評價”作為一版頭條消息發表了。這條報道引起青年知識分子極大的不滿和反彈，反彈意見我們同樣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識分子與青年知識分子兩軍對壘的輿論局麵。
下一步怎麽辦？隻有摸著石頭過河，開始討論。第一組討論按慣例放在一版，後續討論轉二版。討論需要有個欄題，老徐建議叫“關於知識分子之我見”。晚上我將改定小樣送總編室夜班時，覺得老徐的欄題不夠打眼，於是給夜班留條，說老徐的欄題是什麽，我建議用“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擬的欄題。自然，這是請示老徐後的結果。
我和老徐都沒有想到，這場大討論竟然持續了100天，並且始終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國巨大的反響和高度關注，甚至人民日報在討論進行到一半時也發出專論予以肯定。這期間的每一篇討論稿都是我編好後送老徐審後發排，兩人在他辦公室對每一句話討價還價，他想更穩妥一些，我則想更有鋒芒和衝擊力，最後我們總是互相妥協。
這場大討論涉及到了關於知識分子幾乎所有方麵的問題。到86年年底，我們馬不停蹄地加快刊發節奏，由原來兩天一期改為一天一期，終於，在12月30日，對話錄刊出了最後一期——這是這一天一版上，本報唯一的新聞產品，其他均為新華社通稿。
20年後，在一次社慶茶話會上，老徐感慨地說：“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就是放到今天也不過時。”
今年已經是對話錄已經過去35年了，微信群裏一些群友聽說我關於對話錄有一個詳細記錄，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後，一位快八十歲的四川老編輯說，我沒看幾頁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幾次發熱流淚……
1987年年初，老徐開始任總編輯。我轉任學校教育部主任。上任頭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門同事去參加國家教委的新聞發布會，回來後我問有什麽新聞，答曰教委說不要發任何報道。到場記者生氣，問那叫我們過來幹啥？回答說你們可以報道我們取得的成就。
我一聽就火了，立刻抓起電話向老徐匯報此事，說要寫一篇言論批教委。如果換一個總編輯，多半會讓我不要沒事惹事，可老徐隻是遲疑了一下，“說些什麽呢？”我說寫好你看。言論中，我援引了剛剛結束的十三大閉幕式上，總*書記麵對一群國外記者，把酒縱論天下事，毫無躲閃與做作，展示了中國政壇新風的例子，痛批“某部門”的僵化與保守，標題就叫《不許發布新聞的新聞發布會》。老徐認真看過稿子，改了一兩處，簽發，第二天竟在一版顯著位置刊登。
原以為教委會打上門來問罪，沒想到過了幾天沒動靜，反倒有不少國務院部委打電話來問是不是在批評他們。又有一天，總編室的同事告訴我，一個“革命家”級的老同誌受某部長之請，來問究竟批的哪個部門。原來總*書記看了這篇評論，說“是哪個部門，查一下。”我說怎麽教委沒打上門來。
與國家教委的正麵衝突，發生在1988年4月。這一年年初，學校部獲得一個線索，中國人民大學布告欄上，出現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人大的教育管理體製和學校決策的程序提出尖銳批評。
我立即請記者部支援一個文教記者，再加上兩個部門編輯共同采訪。采訪前主題我已經很明確，結果第一稿出來後，被這個文教記者寫成什麽學校的競爭機製問題。我當即槍斃。這位記者不服，要求分管副總編輯裁決，結果這位副總不發表意見，直接把稿件上交給老徐。那天我上班剛進辦公室不久，老徐就拿著這摞稿件進來了。我問他，“看了？”老徐就四個字：“不知所雲！”
我請記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門兩位同事二次采訪寫作。前後折騰了四個月，我終於拿著萬字小樣在編前會上得意洋洋地說，“這篇東西已經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過去仔細看過，認可。第二天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刊出《傾斜的金字塔》。
據傳人大每個班因為隻有一份本報，由一個同學朗讀，大家靜聽。一位微信群友，當年正在人大讀研，說這篇報道“把我們轟得靈魂出竅”。
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麵調查披露教育如何被擠壓的重頭報道。
不知道教委是怎樣與本報上級團中央交涉的。見報當天晚上，報社值班副總編輯接到團中央分管書記的電話，嚴令報社今後所有涉及國家教委的報道，必須事先經過教委審稿。
第二天， 老徐看了電話記錄，據說“臉色鐵青”地立刻給團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說了什麽，總之我在任學校部主任期間，沒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審稿。大概在老徐的強硬態度下，不了了之。老徐把壓力扛住了，沒有向下傳導。
由於密切的工作往來，共同語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間建立起一種近似朋友的關係吧。我們兩人的辦公室都在六層，老徐經常踱進來，一起抽支煙，聊聊有什麽好書甚至有什麽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鬆，幾乎無話不聊。我真的沒把他當做是報社的頂頭大咖。這一年我被任命為學校部主任兼科學部主任，據說是報史上的第一人，這當然表明了老徐對我的高度信任。
那年，追悼會那天，我站在大會堂東門大門裏，望著眼前的一幕幕，百感交集。遇上了老總編輯鍾沛璋，老鍾臉漲得通紅，氣憤地用拐杖敲地......而對我刺激最強烈的，是那條白底黑字的橫幅......我清楚知道，世界級新聞正發生在我眼前。
這天晚上，幾十個編輯記者沒有回家，都在等待我們這些部門主任與總編輯們的交涉，我們強烈要求報道。一直到晚上十點多，老徐終於鬆口妥協，“先把稿件準備好吧！”眾人鬆了一口氣，按我的要求，當天在場的每人提供一條細節給我，我總其成為一篇特寫。
稿件很快完成，標題就叫“悲痛、冷靜、理智”。
到夜裏12點多，得到消息，不能見報。卸任老總王石從老徐辦公室出來，對我們搖頭，雙眼通紅。
事件在急速發酵。5月初，我提議，我們應該尋求對話。我的這個提議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對話的信件，並將對話信件打印多份送往北京各大新聞單位征集簽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氣衝衝進到我的辦公室，關上門後大聲說：“你幼稚嘛！怎麽可能跟你們對話？！”我也來了氣，回說：“平常當然不可能，但現在可能！”“為什麽？”老徐怒問。“因為他們需要！”我吼道。
這是我們倆第一次發生這樣的衝突。談不攏了。老徐摔門而去。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5月9日，我帶著1013名編輯記者簽名的對話信件，和同事們一起前往中國記協遞交。既定方針是按合法程序走。我們有權提出要求，對方是否接受是他們的權利。
根據以往的經驗，接受對話要求的概率甚小。
5月11日中午，我進到辦公室，發現桌上有個大紙條，上寫：大同，今天下午有關部門領導同誌來報社聽取意見，請你務必出席。徐祝慶。
誰會這麽快來啊？直到下午一點，才知道來人是胡啟立。進到會議室時，人已經坐滿，但在啟立對麵，給我空出了座位，這是讓我做主要發言的意思。盡管沒有時間準備，我那天還是超水平發揮。對話長達三四個小時，直白坦率，啟立給予積極回應，可以說非常成功。
老徐也對對話結果非常滿意，說，“今天的對話消息我來寫！”
然而風雲突變，後來局勢惡化，社會激憤情緒被進一步點燃。報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為體製代表，一時陷入編輯記者的空前孤立中。
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所有的桌子都擠得滿滿的，唯獨食堂中心的一張大圓桌，隻有老徐和女兒兩人，沒有一個人坐到這張桌旁。
這場景實在是觸目驚心。
我打完飯，徑直走到老徐旁邊坐下，和他說話。我驚訝地看到，老徐雙眼充滿眼淚，馬上就要滾落下來，他甚至無法抬頭看我。見我坐過來，這張桌子很快坐滿，老徐這才平靜下來。
這是我在報社生涯中最沒齒難忘的一幕：一個全國性大報的總編輯，在雙重壓力下，近乎崩潰！
後來風波落定。我自此開始賦閑，大量閱讀。
眨眼四年多過去，報紙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兩塊版沒人要，終於想起還有我這個八十年代的大編閑著，問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條，我還是要了，辦不下去再說。
沒有任何一家大報會這樣做，把兩個整版交給一個編輯就不管了，你愛登什麽就登什麽。直至創刊號問世前兩三天，老徐才給我打電話問：“你那個版叫什麽名兒呀？”我剛好想出來，說叫“冰點”。老徐一聽就笑了，“別的呢？”我說就這一個。老徐說，你總得給我幾個可以選吧？我說就這一個，沒的選。
95年元月，《冰點》特稿版就這樣登台亮相了，鬼使神差一炮打響。過了個把月，老徐跟我說，好幾家報社老總給他打電話，問《冰點》這個點子是怎麽想出來的，真好。“我真沒想到讀者這麽快就接受了冰點這個怪異的名字。”
說來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線以後，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自由，沒有任何一個老總事先過問我的選題，隻看大樣，真是想登什麽就登什麽，大部分時間直接付印。而隻要覺得有問題，老徐總是自己拿著大樣來找我，一邊商量一邊刪改。
1998年，報紙又一次改版，這次簡單直接，每周給我四個版，愛登什麽就登什麽。我則毫不猶豫地將這三塊版辦成言論版。我跟老徐說我將每天刊出一篇《冰點時評》。老徐是搞言論出身，深知言論難寫，他猶疑不定地說，“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說得每天有，“要不怎麽能叫時評呢？”
《冰點時評》又是連滾帶爬地堅持住，一年幹出150多篇。一個省報評論部主任給我來信，說他一篇評論被總編輯槍斃，他問老總應該怎麽改，老總回答說，好好看看《冰點時評》怎麽寫。
當然也會惹禍，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給我看，一看是對一篇時評的批示。我沒看出是啥意思沒當回事兒。過兩天老徐見我說，你的檢查呢？我懵了，啥事兒需要檢查呀？批示呀！原來隻要是這個級別的批示，必須給上報處理結果。我隻好寫了一份“檢查”，老徐一看，說你這叫檢查嗎？你這是辯護。算了，我來寫吧！我又躲過一劫。
故事還有很多，一言難盡，點到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終於到了退休年齡，即將卸甲歸田。我們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報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館，集資擺酒為老徐踐行。誰也沒有想到老徐是有備而來。
老徐正色說，今天這個場合，我要首先對在那年後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誌表示道歉。
舉座皆驚。對一個大報總編輯來說，這樣的話在私下場合都不容易說出，何況公開道歉。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公開道歉而染上了一層悲壯色彩。有在場同事後來說，老徐的這個公開道歉反映出他真正的思想底色，為他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完美句號。信哉斯言。
中國青年報1978年10月複刊後，迅速煥發青春，進入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先後由鍾沛璋、王石和徐祝慶掌舵，前赴後繼，大約持續了25年。
老鍾主政時發表了“小廚師批評商業部長”的震動全國的報道，被打電話責問，這麽大的事兒為何不事先向書記處匯報？老鍾平靜回答：“你們不知道為好。”
王石主政時發表了青海高幹子弟楊曉民一案，受到無理指責，被迫寫檢討，他跟我說，寫不出來，“頭暈腦脹，屁滾尿流”。最後還是老徐捉刀為他寫完檢查。王石此時距退休年齡還有多年，但他義無反顧辭去總編輯職務，不伺候了。
老徐接任報社一把手職務達17年之久，可謂空前絕後，任內經曆了千鈞重壓，如履薄冰，最後還是不辱使命，光榮退役。
2004年12月，報社領導層發生地震，時任總編輯李學謙去職，從人民日報社社調來李而亮任總編輯。這年8月，李而亮發布了一份中青報編輯記者管理條例，核心條款是：上級領導機關表揚，編輯記者就有賞；上級領導機關批評，編輯記者就要挨罰。
這等於是徹底取消中青報的輿論監督功能。8月15日，我在報社內部網上發表了我對這份管理條例的抗訴長文，引起強烈關注。人民日報老社長胡績偉前輩親筆來信，告訴我人民日報老同誌都看了，非常高興，堅決支持你。
老徐盡管退休了，仍按習慣每天上班。這天我倆在走廊相遇，我問他看了抗訴沒有。老徐說看了，“他搞不成了！”
此時老徐還是全國記協主席團成員，一天去記協開會回來，馬上到我的辦公室來，說是中間休息時，各大報總編輯把他圍起來，紛紛打聽抗訴結果如何，有的總編輯幹脆就說李而亮怎麽可以在中青報搞這套上不了台麵的東西。
僅僅一天，這份管理條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廢。
2006年元月26日，終於發生了勒令《冰點》停刊事件。2月16號，報社社長向我宣布，《冰點》將在3月1日複刊。我作為主編去職，提前6年結束了職業生涯。
再次賦閑，很少去報社了。但還有老習慣，買到一些不容易看到的書，我還專門去了一趟報社給老徐送書。後來又有一次老徐給我帶話，說人大新聞係前輩教授甘惜分聽說我出了一本新書，向他要書，老徐說我也沒有啊，囑我務必給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報社給老徐送書，惜乎不在，隻好請辦公室轉交。從此再也沒有見麵了。
（2022年元月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