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和劉湘屏的女兒在父母遭殃後的再就業

作者：劉（謝）小沁

1981年部隊讓我轉業時，近一年時間，檔案到了所有單位都被退回，沒有一個單位願要或敢要我這個最後一茬反革命子女。退檔成了我的命運。最後，我不得不給胡耀邦寫信，請求把我當作可教育好的子女給予出路，經胡耀邦批示，我才選擇來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1月，我從部隊轉業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現代文學編輯室工作。這個簡稱現編室，又稱五四文學編輯室的部門，主要編輯出版1919年到1949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的作品，我在這個編輯室裏認識了老舍先生的長女舒濟。頭天去上班，那是一個很奇怪的場景。這個編輯室幾乎匯集了中國最優秀最德高望重的老出版家和老編輯。從編輯室主任到許多編輯，幾乎都在文革中受過迫害，尤其還有親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就被安排和舒濟在同一間辦公室，她的爸爸老舍先生就是在文革初期被逼投湖自盡的。一開始我的檔案到了人文社以後，也是沒有一個編輯室願意接收，在全社周遊一圈都給退回，最後檔案到了現代文學編輯室。當時現編室的主任是詩人牛汀（又名牛漢），一個抗日戰爭就參加了共產黨的老革命，建國初受胡風一案牽連，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關押兩年降級使用，文革結束以後，他又是被平反最晚的一名受害者。這樣一個被極左路線迫害了幾十年，毀掉了大好青春才華的人，剛剛複出參加工作，居然就敢收留我這個父親被公審，母親被開除黨籍的子女，該不是故意把我分到這樣一個苦大仇深的部門，讓這些受極左路線迫害的知識分子們來懲罰我這個雙料反革命子女吧？我一想，完了！在這樣一個部門，我能有好日子過嗎？可得夾著尾巴做人。1981年11月的一天，一隻過街老鼠，踽踽獨行，橫穿過北京城，走進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門，第一天上班踏進辦公室，就有一種自投落網，落入革命群眾汪洋大海包圍的感覺頭兩三天我就假裝學雷鋒，穿上最舊最儉樸的衣服，早早來到辦公室，給大家打開水，抹桌子，掃地，盡力表現積極。可我實在本性難移，過了不到一周就裝不下去露出馬腳！而讓我放下戒備，原形暴露的正是舒濟和周圍這些與眾不同的文人和這個與眾不同的環境。我提著四個灌滿了開水的暖瓶，登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後樓西側的三層，首先見到的是赫赫有名的魯迅研究學家林辰先生，年近70歲的林先生看見我送水來，笑眯眯的從辦公桌後欠身向我問，早上好！他雖然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但是我恍惚覺得他身著一件五四時期北大教授的長衫。想想看，什麽人，在一個年輕人（我當時34歲）又是反革命後代的麵前，還要欠身站起來向你問好，這種對人平等尊重的教養還非林先生一人。右手辦公室裏的老編輯殷維漢也是老上海灘過來人，早已微微邁著八字步走到門口來接我手裏的水壺，一句辛苦了，竟有點戲曲老生腔調！殷維漢夫婦及孫

老殷有張典型的五四臉，清臒耿介，配上魯迅式直立的發型，從容不迫、練達自信，像舊上海從學徒苦讀出來的老校對，又被我看似著一身無形的長衫。和他同辦公室的是創造社發起人鄭伯奇的兒子鄭延順，頭上那頂法蘭絨鴨舌帽，和鼻梁上那副黃色瓶底厚的近視眼鏡兒，倒像剛給五四工人夜校上完課的教書先生。中鄭延順，右舒濟與劉小沁

自此往下我分明感到穿越回五四時期了。東側辦公室裏一位女士張木蘭看見我拿水瓶過來急忙迎出來，從我手裏接過暖瓶一臉喜氣地說，我們自己來，我們自己來。桌前的趙瓊回眸一笑，溫和地說，你來得早。這兩位50多歲的上海女人，一個風風火火，一個優雅穩重，穿上旗袍肯定都是風韻猶存。趙瓊的姐姐曾在老電影《馬路天使》中扮演那個每天晚上在昏黃的弄堂燈光下拉客的，有情有義的街頭妓女：馬路天使。再東邊一個辦公室裏頭的三位編輯，一位是王永昌先生，之前是許廣平先生的秘書。他旁邊的桌子是關克倫，東北人，粗獷硬朗的臉龐，像工人階級有力量。王永昌則是一個慈眉善眼的小老頭兒，三角臉兒，待人接物圓融謙和。這個辦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張伯海先生，身材修長，麵容清朗，帶著精致的秀琅眼鏡，整潔妥貼的格子襯衫和筆直的長褲，在這個充滿民國氣息的辦公室裏，顯得像五四時期留洋歸來的年輕學者，溫文爾雅，充滿書卷氣。張伯海與劉小沁

後來張伯海調任國家新聞出版署期刊局局長。他比我年長15歲，常被別人當成我的同齡同學，太顯年輕了！走廊南側最後一間辦公室裏加上我是三位女士。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的孫可中，其父孫石靈是30年代的上海詩人。孫的雙眼皮下一雙大大的黑眼睛，紅撲撲、肌肉結實的圓臉，燙著短發。好像剛從街頭飛行集會回來。舒濟（右）與劉小沁

舒濟與劉小沁

另一位站起身來接我手中的曖瓶，個子高挑，腰板挺直，我不由脫口說你是滿族人吧？孫可一旁介紹說，當然，她是老舍先生的女兒舒濟。這麽一說，舒濟還真是長得很像他父親，再仔細看也像他母親，集中了父母兩人的優點，一張舒展大方的鵝蛋臉，透著純淨溫和的知性美！我一眼能看出她是滿族人，還是跟周總理學的。文革中，有一次在北京飯店剛好碰到周總理也來理發，他站在一旁打量著正給我收尾的女理發員小薄說，小薄，你是滿族人吧，小薄吃驚地說，總理你怎麽知道的？總理笑著對我們倆說，滿族婦女有一個特點，腰背特別挺直，無論行走還是坐姿都端肩不含胸，一看這腰肩挺拔的習慣，就基本能猜出是不是一個滿族婦女。果真小薄高挑個兒，身材勻稱，尤其腰板兒挺直，更顯得條順脖子長人好看，典型的滿族婦女。當時我好佩服總理啊！他不僅觀察細致入微，還有這麽多知識！那以後，我用總理看人的這一招兒，猜對了好多個滿族婦女，所以我見到舒濟第一麵後就猜對了她是滿族人。舒濟挺胸立肩，腰板兒自然挺直，用非常出挑來形容很準確！我們仨兒辦公室的對麵，是從上海某工廠借調來參與出版魯迅全集的年輕工人王錫榮，一口上海普通話。隻需穿上背帶褲就像是從五四時期夜校補習文化後，回到印刷廠與進步報人同案工作的革命青工。王錫榮和劉小沁

我們隻相處了不到半年，他回上海前帶我到柏林寺圖書館借閱，教給我如何查圖書卡片，做卡片記錄和翻拍資料。憑著他刻苦的學術鑽研和豐厚的著作，這位青年工人後來成長為上海魯迅博物館館長。著述頗豐。王錫榮隔壁辦公室，傳來了嘰嘰喳喳的鳥兒語，這裏頭的兩位中年編輯，乍聽像在說外語。一個湖南人陳早春，一個廣東佬李文兵，兩人離開家鄉都已數十年，家鄉話卻死不改口，一個說著囫圇吞棗模糊不清的湖南話，一個說著嘰裏咕嚕結結巴巴的粵語，聽他們說話比聽英語還難懂，簡直需要找翻譯！ 孑孓先生陳早春陳早春夫婦與劉小沁

陳早春一米八多的個子看起來隻有100斤！清臒的臉上掛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兒。學問深，人風趣，後來我上小學的兒子和早春成了朋友，互相寫打油詩打趣，兒子給早春寫了一首詩，稱早春為孑孓先生。陳早春細高個兒、細胳膊、細腿、細麻杆兒的身材，看上去真是蚊子一樣啊。早春是湖南騾子脾氣，雖瘦弱像孑孓，但是和別人辯論起來有股堅持真理不服輸的勁頭。李文兵，典型的小廣東。臉色白淨，身量不高，不苟言笑，習慣踡縮在辦公桌後，眼鏡片後眼光噯昧，好像暗自琢磨著什麽。陳李兩人一高一矮，一明一暗，我當麵開玩笑說。光明磊落陳早春，心懷鬼胎李文兵。後來李氣急敗壞叫我壞女人，我反唇相稱他壞領導。互相並不生氣。在這個五四氛圍的辦公室裏，陳早春氣質雖然書生般儒雅，卻已無長袍味道，中山裝很標配。若硬要說李文兵是民國人物，那應該是那個時候的黨棍，我戲說他像國民黨的督導長。後來學養深厚的陳早春成為人文社任期最長的社長兼總編。李文兵也升任人文社副總編。在辦公室樓道裏碰到一個瘦弱矮小的怪老頭兒。我初去上班正是11月中，尚未送暖氣的屋子裏異常寒冷，隻見怪老頭棉衣棉褲外，竟在腰上紮著一床小棉褥子，就像農村小孩的屁簾！想不到這就是現編室的老主任，著名的編輯家王仰晨先生！現編室的領導特別有人情味兒，把南麵向陽的屋子都讓給編輯。年齡最大，腰腿有病，身體最差的王仰晨先生自己在沒有陽光的北屋裏。於是每到冬天，王仰晨總是拿一個小孩兒的棉褥子圍在腰上禦寒。王仰晨先生帶著一個屁簾兒，形象古怪地遊走在辦公走廊裏，不時到其他辦公室裏和別人談稿，口中說著經典名著和文學大師，屁股上圍著棉褥子，成為辦公室裏奇特的一景。所以後來別人說我穿奇裝異服時，我就說，最奇裝異服應該是王仰（我們都管他叫王仰，孫可中我們都叫她孫可）吧。見到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牛汀時，不由心髒咚的一跳，好一個高大威猛、與眾不同的漢子！身高超過1米9，堅毅的臉龐上五官雕塑般立體，男人魅力撲人眉宇，英氣逼人，以至於模糊了年齡。說話時眼神純淨而真誠。正是詩人才有的那種孩子般至死不渝的氣質！蒙古漢子牛漢（又名牛汀）

這幫曾被曆次運動極左路線整得死去活來的文人，一點教訓也不講，壓根兒就沒學會階級路線，竟然都對我的背景熟視無睹，視而不見！沒幾天就和我打成一片。舒濟中午帶我去單位食堂吃飯，和我同桌共餐，完全不在乎飯廳裏其他人的指指點點。而我在轉業之前在部隊時，整整三年多，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這個反革命子女同桌吃飯。那時正是囤積大白菜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北京芥末墩就是舒濟做的，還讓我帶回家一搪瓷盆。張木蘭最拿手八寶飯，看我愛吃就專為我做了讓我帶回家吃。趙瓊更是烹飪高手，她做的醬鳳爪和自製辣醬更成為我家餐桌上常供不斷的美食，每當她掏出鋁製長方形飯盒和一個大玻璃瓶子時，大家都知道飯盒裏的雞爪，一大瓶辣醬是給我帶回家吃的，都不跟我搶。我暗自想，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家老母當時被傳說是害死敬愛的周總理的凶手嗎？怎麽沒有一個人疏遠我，和我劃清界限呢？上班不到一周，作品組組長張伯海就開始教我做編輯工作。從如何到各個圖書館查找、比較不同版本，到寫簡明扼要的出版說明，做選題報告、審稿意見一點點啟蒙把我領進編輯工作的大門。陳早春更是大膽啟用我做一些高難度書稿的責任編輯，像建國後第一次出版胡適的書《嚐試集》（舊書重印），林徽因生平第一部詩集，建國後出的張愛玲第一部小說《傳奇》（舊書重印），第一次麵世的殷夫詩集《孩兒塔》等等都出自我手。現編室領導，在我上班不到一周就開始讓我做正式編輯工作，這讓我師大女附中的同桌好友，畢業於師大中文係的高才生，烈士子女彭沁陽又吃驚又羨慕！那時她在人文社工作已經6、7年了，在我這個理工科外行開始正式當編輯時，她在前樓小說編輯部卻仍被當作助理編輯。現編室的前身是魯迅文學編輯室，為出新版魯迅全集，從全國抽調來的全是魯迅研究的專家精英，這批老出版人老編輯老專家帶來了五四時期特有的人文主義精神，編輯室裏所具有的那種共通的人文情懷，使他們對人平等，富有人性。文革殘害了多少文化精英！在我無憂無慮地生活時，舒濟的父親老舍卻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毆打，逼死！我感到深深的內疚和羞愧！我真誠的替我父親向她和一切被殘害的家庭致歉！令我感動的是，舒濟，牛汀這些曾被極左迫害和歧視的知識分子，這些現編室的同事，非但不鄙視不報複我這個極左路線執行者的女兒，反而在工作中生活中待我如此平等友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就身體力行提倡和啟蒙的人文主義精神！他們對待我沒有偏見，他們曆經多次運動的磨難，閱人無數，洞察世事，卻始終沒有放棄知識分子獨立的思想，真正傳承了五四宣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精神。這個幾乎人人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人人平等善待我的現代文學編輯室，不到半個月時間就以它寬容博大的人文精神解除了我的戒備之心。讓我不由自主地也忘記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成為一個盡情發揮潛能的自由人！所以我至今更習慣稱我的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人文社。它獨具的人文主義精神使我保持了自身的一切優點並發揚光大，終於今天一不留神被人當成中文係畢業的高才生！人民很易被利用，文學有時很蒼白！人文主義精神才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保證。而我在舒濟身上，在編輯室裏，在人文社，看到了這種被階級鬥爭湮滅多年的人性的光輝！下班路上我不再是一個人，我發覺舒濟也是騎車穿過拐棒胡同和燈草胡同，然後由燈市東口往燈市西口去，沒想到她家住的丹柿小院就在我熟悉的富強胡同西側的豐富胡同。好親切！我曾多次到富強胡同胡耀邦住宅門前送信，那是1980年我轉業時沒有單位接收，情急之下我去找陳賡的兒子小建，大聲對他說：當年北伐戰爭，你爸爸救了蔣介石一條命！把嚇得屁滾尿流的老蔣背到安全處。你今天敢不敢幫我給黨中央胡耀邦送封信？小建拔刀相助，把我請求分配工作的信送給了胡耀邦，沒過幾天胡耀邦就幫助我解決了工作問題。幾個遇到相同問題的朋友得知後，來找我幫忙遞信給胡，我不好意思再麻煩小建，就自己到富強胡同胡宅送信，從沒吃過一次閉門羹，且每封求助信很快都有了回音，有次竟是李昭阿姨親自給寫信者打電話，通知家人去獄中看望多年不見的親人。所以每路過富強胡同這扇大門，我都滿懷感恩之心！丹柿小院比鄰而居，從此我成了小院的常客，舒濟一家人帶給我無數的溫暖和幫助。那時我家沒找到合適的全天保姆，有時我不得不帶著兩個雙胞胎兒女上班，舒濟就派她家的保姆每天坐十幾站公交車到我家做兩小時鍾點工。一天突然兩名警察上門到我家帶走了小保姆，她丈夫賭博輸了錢就去偷當時很昂貴的錄音機，懷疑小保姆幫夫窩藏贓物。張木蘭見狀補缺。把她家的保姆支援我，她們兩家住東城我家住西城，每天小保姆穿梭往來。我倍受感動！從此我也學舒濟和張木蘭助人為樂，派出我家後來的全天保姆去肖乾先生家，卞之琳先生家幫忙做家務。一次舒濟說：你不是想嚐嚐豆汁兒嗎？今天有日本客人來家裏作客，我們準備了好些北京小吃，你跟我回家嚐嚐！ 琳瑯滿目的北京小吃擺在丹柿小院那棵柿子樹下，屋簷下，院子裏一盆盆花草養育的枝繁葉茂，姹紫嫣紅。日本客人們興致勃勃的站在院子裏，一麵品嚐小吃，一麵賞花聊天。舒濟給我端來一小碗顏色灰青的泔水似的湯汁，胡絜青看我猶猶豫豫一旁笑說，揑著鼻子試一口！好喝著呐！當著外賓沒好意思揑鼻子，望著味道可疑的豆汁兒，我憋住氣咽下一口，一股淡酸餿兒味。此時腳下的一幕奇景掩飾了我難以下咽的尷尬。鋪磚的道旁是一片用來栽花種菜的畦土地，隻見她家大貓帶著幾隻小貓在地裏看熱鬧。不料大貓太不見外，竟然光天化日之下，當眾拉屎！居然還不遮埋就跑一旁玩去了，隻見一隻小貓嫌老媽太丟人現眼，趕緊衝上去用小爪子連挖帶刨，忙不疊用土掩埋住老媽的臭屎。我笑的把豆汁兒噴了一地。舒濟就把這隻絕頂聰明懂事的小貓送給了我，我給它起名抹布，因為它毛色灰中帶黑，特勤勞，看我弟弟正抹桌子，它臥在桌上似乎想幫忙，結果被我弟弟誤當成髒兮兮的抹布一把抓過來抹了桌子。發生的故事還很多很長，回首往事，投奔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且進入了五四文學編輯室，是我人生最正確最美好的選擇！在這個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地方，我感到往日如紅字和黥刑一樣如影隨形的雙反子女劉小沁（謝小沁）的名字，漸漸退去了墨痕，呈現出自己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