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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新華社內參:延安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2024-06-12 09:32:29) 下一個

1980年新華社內參:延安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作者: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

[1980年3月,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四位新華社記者奔赴西北,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他們寫下大量的“內參報道”,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這裏,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裏,隻見一個幹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說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誌,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

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再西渡黃河到陝北的府穀、神木、榆林,又沿鹹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頭、串飯店,討飯的人比前幾年少多了——一般縣城裏都隻有一兩個、兩三個要飯的。其中延安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們曾經訪問過延安。

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在另一家食堂門口,坐著一個瞎眼老漢,手裏端著一隻飯碗,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是姚店公社紙坊生產隊的人,已經七十五歲了。年前隊裏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早已吃完,隻好流落在街頭。三伏天,他下身還穿著去年冬季國家救濟的一條舊黃軍棉褲。

緊挨著老漢還坐著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說苦情,同病相憐,兩眼珠淚滾滾。

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簷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隻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裏,再遣返回去。

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飯,車剛一停,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鑽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這些人已經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了。有的人還跟公安人員頂嘴,毛主席、共產黨哪一條政策規定不準要飯,沒有糧吃就該在家裏等著餓死嗎?公安人員無言可答。

要飯的人遣返不完,是因為農村實在沒有糧了。據地委的同誌講,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分之一農民吃糠,還有一部分農民連糠也吃不上了。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穀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穀皮六斤。有些社員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穀皮,但這也並不能敞開換,要走後門才行。什麽門路也沒有的農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後,就隻得外出流浪了。

這一次,我們再訪延安,情況大為好轉。6月13日下午,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一共隻遇到八個要飯的。

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裏,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收容人數與年俱減: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陝北的農民已經從貧困饑餓的“深溝”裏,開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的消息傳到北京,人人皆感興奮。作為時代腳印的記錄者,我們的心情更是抑製不住的激動。然而,激動之餘,心裏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十一個年頭,我們還要把要飯人數的多寡當做一把尺子,去衡量農村形勢的好壞,這是多麽令人心酸的標準嗬!

“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

我們在延安訪問期間,地委正在開北部七縣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加快改變窮社麵貌問題。

這裏普遍都窮,為何又單獨提出“窮社”問題?經過介紹才知道,1979年全地區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個縣。在這七個縣的一百零四個公社中,又有三十六個公社從合作化以來基本沒有過過好日子,在饑寒交迫中掙紮了二十來年。

那些地方到底窮到了什麽地步?我們決定挑幾個看一看。

第一個目標是安塞縣的王家灣公社。之所以選中它,是因為這個公社的所在地——王家灣大隊,曾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同誌在1947年率領“昆侖縱隊”(中央機關的代號)轉戰陝北途中,除米脂縣楊家溝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們從延安驅車出發,沿著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安塞縣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穀漸漸狹窄起來,兩旁懸崖壁立,公路就在懸崖的半腰中盤來盤去。約摸又過了一小時,汽車順著延河的一條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麵就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當汽車吃力地從溝底爬上山頂時,放眼望去,隻見萬千群山,一座挨一座,無窮無盡,恰似層層疊疊的浪濤。

司機同誌說,這就是當年劉誌丹、謝子長帶領農民“鬧紅”的橫山。

在群山的峰巔上千旋百轉了兩個小時,終於到了王家灣。

從紅石山頭往下眺望,隻見三座山峰腳下夾著一塊幾畝地大小的穀地。一條小河從穀地中間穿過,河岸兩邊,各有幾排瓦房,圍牆雪白耀眼——這是新蓋的公社糧庫和公社機關。公社背後的山坡上,錯錯落落現出上下幾層窯洞。粗粗一看,王家灣不失為一個秀麗的山村。

然而,聽了公社副書記雷步升的介紹,我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在毛主席離開這裏三十三年後的今天,這裏竟然是這樣的貧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隻從集體分到口糧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現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後1點,正是社員吃晌午飯的時候,我們去拜訪了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現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

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如今已經七十二歲,老伴已去世,全家現有十一口,分了兩家。

我們先看了看他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幾口正在吃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麵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裏除了一盤炕,一個鍋台,幾隻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部空空,隻有一隻缸裏還有一點高粱,鍋台上還剩半盆麵。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裏,隻見一個幹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老漢。我們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

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淒涼,我們一時語塞鼻酸,說不出話來。

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問我們從何處來。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誌,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說到這裏,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

寒冬已經過去了

為了不再刺激臥病的高老漢,我們趕緊改變話題,問起當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這一問,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閃出了感奮的神色,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後晌,來了一支俺們的部隊,大約三百來人。俺那會當代表主任,有幾個軍人就來找俺,說部隊要在這裏住幾天,看看有啥困難?俺說吃的糧沒麻達(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們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羅大隊長(後來才知道他是羅青長同誌)的說:隻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們自己解決。後來,部隊一住住了五十八天。頭二十多天,部隊就吃自己帶來的一點米和俺們籌的糧,等到5月初蟠龍鎮打下了,大部隊才送來了洋麵。那會子王家灣村十七戶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麽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俺們沒有餘糧咋能成?就說俺家,那會八口人,在村裏是窮戶,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洋芋還不算在內,醃的酸菜,曬的幹瓜片、幹紅豆角也吃不完。

王家灣公社的東鄰,就是烈士謝子長的家鄉——子長縣李家岔公社。

我們看望了社員薛登恩家。進窯一看,炕上沒有氈,也沒有褥子,隻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炕席。趕來看熱鬧的一位社員有意點穿:“別看這張席這樣爛,連這還是別人借給他的呢!”炕上堆著三四床油膩膩的像破魚網似的爛被子——它們也是前些年國家救濟的。灶台上有大小兩口鍋,其中有一口煮著麻胡胡的東西。我們信口而出:“是喂豬的?”陪同來的生產隊長忙說:“哎,這是他家的飯哩。”

在這破窯洞裏,唯一像樣的是一件晾著的粉紅色布襯衣。隊長又特為作了說明:“這件衣服是他十八歲的閨女偷空刨中藥,得了三塊錢,才買來的。這麽大的閨女,沒有一件衣裳咋出門呢!”

來源:《告別饑餓,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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