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福談《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現在正麵回答您的問題：《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訴您，我誰也沒寫。

　　是的，我是誰也沒寫，我寫的是中國，我寫的是中國給我的現實。

　　我是個文學家，是個詩人。文學的基本知識告訴我，也告訴您，我不可能去寫某個人，某個事。當我把整個創作過程如實告訴您，您肯定會相信，我完成了一個文學家應有的誠實，也完成了一位詩人該寫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軍委工程兵機關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號，與當時的鐵道兵機關大院之間隻隔著一所小學和一所十一學校，很近，我和鐵道兵機關不少詩人關係都很好，其中有一個叫李武兵，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為是同鄉，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愛人沈玉仙是北京人，於是他們在機關有一套一居室，雖然不大，但在那年頭，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單身幹部，有時在李武兵家，碰到飯就吃飯。

　　有一次，大約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進門就看見他們3歲的女兒燕兒。我知道燕兒進了鐵道兵機關幼兒園，而鐵道兵機關幼兒園在西四一個全軍都有幼兒園的特大院子裏，離鐵道兵機關很遠，隻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機關的車接回來，在家過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車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兒怎麽在家裏呢？我並沒有想許多，隨手抱起燕兒，說：“燕兒，怎麽今天回家來了？想家了？”就是這麽隨口一問，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後，李武兵歎了口氣，說起燕兒為什麽沒上幼兒園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見的特大院落，出門是鬧市，進門是全軍高級幹部的孩子們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都不需要出院門的學校。其中，鐵道兵的幼兒園也在裏麵。李武兵說的這個院子“文革”時我進去過一回，那時是滿園皆狼藉，奇花異草、鋼琴、教室等到處砸得一塌糊塗。據說這個院子的規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現在這一代中央級領導人中，不少人就是在這個院子裏麵長大的。我們工程兵為什麽在裏麵沒有一分地皮呢，因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籌建的。

　　“文革”後，許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級將領再也不願住在本軍兵、種的機關大院裏的將軍樓裏了，便在這個隱秘的大院子裏自己軍、兵種有幼兒園的地皮上。拆掉幼兒園，蓋上了自己的將軍樓。我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這麽幹的，反正這個舉動一傳十十傳百，幾乎所有的將軍都這麽幹了。這就是我為什麽惹起將軍們眾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為我寫的是陳再道。事實是，這首詩從一開始就與陳再道有不少聯係，就連陳再道本人也以為我是在寫他而嚇得非同小可，但我確實不是在寫他。再說一句大不敬的話，是在我眼裏，一個將軍並不算什麽大角色，還夠不上我的作品裏的主角的資格。這不是我有什麽驕傲，而是作為一位文學家應有的大視野。

　　我關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陳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漢當武漢軍區司令。待到他到鐵道兵當司令，一開始還真的沒有地方安家。

　　鐵道兵在五棵鬆有一塊地皮，鐵道兵招待所就蓋在這塊地皮上。陳再道一家一時沒有住處，怎麽辦呢？鐵道兵趕緊在自己的地皮上給他蓋了一所將軍樓。那時，別墅這個詞早就被轟轟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謂將軍樓就是別墅，別墅就是將軍樓。

　　在這座將軍樓施工期間，陳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鐵道兵的招待所裏。招待所一共有五層，第五層都給了他一家。

　　給陳再道的將軍樓很快就蓋好了。據說是花了36萬多。

　　有人說，36萬多算什麽？不如現在貪官的一個小指頭。

　　不對。

　　我給您算一筆賬：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學時，汀泗橋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錢一個。現在，街上同樣的米糕，是3塊錢一個；

　　1958年，我上鹹寧初中時，每月的夥食費是統一七塊五。現在的學生，一天的夥食費50塊錢不夠。

　　按照這個比例，就是說，從50年代到現在，半個世紀，貨幣貶值了300倍。

　　用這個方法去計算，說陳再道的將軍樓當時花了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億該不為過吧。而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幾個億呢？

　　如果當時陳再道接受了這座將軍樓，天下也就沒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後，一句話不說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為什麽他看不中呢？中國人主子會當主子，奴才會當奴才。鐵道兵的奴才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個中奧妙。

　　五棵鬆位於軍事博物館之西，公主墳之西，1979年的五棵鬆，在北京雖說不上偏僻，但絕不是繁華地帶。這麽好的設備而不要，這就不是別墅本身的問題，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兒好？西四好。

　　鐵道兵在西四那個特大院子裏有幼兒園，於是拆掉那個幼兒園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攀比。

　　住進西四那個院子裏的將軍們，有不少是中將、少將，他們比陳再道不僅級別低多了，功勞，名氣，都無法與他比。他們能住進去，陳再道竟進不去，而住在五棵鬆這個偏僻地帶，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訴我的基本情況。

　　我在《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前頭有個小序，簡述了這之間的大概情況。因為是詩之序，不宜過長，所以讀者也就無法知道拆幼兒園背後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陽寫的《到底寫的誰》的文章，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允許，也就沒有具體說。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這就是惹怒了眾將軍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詩的要害。

　　這是1979年春天的事，當時義憤填膺，但過去就過去了，我並沒有把這當回事，也根本沒有創作的衝動，甚至把這事給忘了。素材的積累，好像有一點像女人懷孕，一開始有所得，但並不知道，等到幾個月之後，叫做出懷了，就是肚子凸出來了，才知道懷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懷”的呢？

　　我還在51師宣傳隊當班長的時候，班裏有個戰士，叫韓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門頭溝當煤礦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實。因為歲數比較大，在入黨、提幹等問題上，我就處處給予能做得到的幫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從李武兵家出來之後的大約20天，韓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為是老戰友，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裏。

　　去他家那天，還沒到他家，我就驚魂失魄。

　　他家在哪裏呢？就在新華門旁邊，府右街右邊。我在《到底寫的誰》一文中，寫的是“北海旁邊那條街”。在當時那個政治背景下，我已經盡力指出了大致方位，這麽大一個國家，幾億人，我期望讀懂的人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香港的《爭鳴》雜誌讀懂了，著文《反對迫害》說葉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聲援我一把，沒想到“葉文福問題辦公室”就憑這篇文章，將批判加了一個等級，說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點多鍾，我如約到了府右街口，韓立民接我。那時候新華門右邊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兒的灰色圍牆，往西一直到西單，就是以後的西單牆。好像現在是農業部所在地，很氣派。但那時不是這樣，那時，進府右街口沒幾步，就有一個小門，很窄，很低，韓立民帶我一進那個小門，我立即傻了。

　　原來灰牆後麵，亂七八糟一大片，西邊一直到西單，北邊不知道到哪兒，黑壓壓一片，全是北京話說的破爛市，相當於難民營。那種破，不隻是一個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韓立民告訴我，這裏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從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難民。

　　我們一進小門就走不動了。一家挨著一家，正是快吃飯的時候，家家都在過道上燒蜂窩煤的小爐子上做飯。根本挪不開腿，邁不開步。人家大概已經司空見慣，還照樣在忙著做飯炒菜，叫我們從他們背上跨過去。做飯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燒著，菜炒著，十分危險，我們倆就隻得小心翼翼地，一個挨一個地從做飯的人背上跨過去，沒有人驚呼，沒有人大驚小怪。

　　大約這樣走了十來米，進了韓立民的家。

　　韓立民家有四口人：父親、母親，還有一個幾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時大約有十四、五歲。

　　韓立民家一間房，好像就是貼著外麵灰圍牆蓋的，大約有2米來高，麵積有多少我沒本事計算，反正一個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飯桌是擺在炕上的，韓立民的父母熱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麽，隻記得他們回憶以往的苦難日子，痛哭失聲，我也是一起流淚。

　　吃完飯我就要走了。韓立民送我，出了那個小門，這時候我才突然發現，來時沒有注意，這條平常幹淨得舌頭都可以舔的府右街，這時候卻足足有寸許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載重卡車一輛接一輛，都是滿載土石方。我正要發問，韓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聲說：“快走，哨兵來了——這裏不許停留。”

　　這個小門離中南海的西門斜著——小門靠南——大約也就50米，我們還沒站穩，流動衛兵就遠遠地過來了。為了不惹麻煩，我們趕緊走了。

　　到了街口，韓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輕聲說：“華國鋒動用了兩個億，把中南海的古建築都拆了，正在蓋新樓。”我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望中南海——

　　這時才發現，中南海許多高大的起重機和吊塔正在緊張地施工。

　　我潸然淚下。

　　我問韓立民：“兩個億，兩個億是多少？”我窮慣了，根本不知道兩個億是何概念。

　　韓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說：“這麽跟您說吧，全國大大小小所有幹部，每個人加一級工資。”

　　那一刻我崩潰了。

　　我的眼睛幾乎是同時看見了中國最窮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們隻隔一條小街。

　　一街之隔，窮富如此懸殊，這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對比竟然已經對視了30年，對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邊是無盡的奢華，一邊是目不忍睹的窮困，相互對峙30年！這就是毛澤東想製造的一分為二，親手製造的一分為二。

　　何況，那個破爛市似的大雜院還不一定是中國最窮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們倆在等公共汽車的站牌旁邊默默地站了20分鍾，誰也說不出話來。韓立民老實，看我直流淚，也不作聲。

　　我上了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上人擠人，擠得根本無法動彈。我已經不記得具體日子了，大約是快到五一節了，天氣已經比較熱了。我站在車門旁邊，車還沒開動，我還看得見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車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懷了！

　　幾句詩突然闖進腦海！

　　我急急忙忙艱難地把手挪到褲兜裏。我年輕時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靈感的重要，兜裏隨時都準備著紙筆。但是我一激動，動作太大，把前後左右幾個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對麵的是一個高大的小夥子，和我幾乎是臉對臉，毫不客氣地說：“瞎動什麽呀？”

　　這時我已經把筆和小本子掏出來了。我把小本子高舉在所有人的頭上。也毫不客氣地說：“寫詩！”

　　我真要感謝這個小夥子！一聽說我要寫詩，立即艱難地轉過身來，說：“來，在我背上寫。”

　　那一刻我因為靈感已動，思潮澎湃，根本顧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準確無誤地寫下了這首詩中最核心的幾句詩：

　　“你有什麽權利

      　　把先烈的熱血，

        　　把人民對黨的信賴，

          　　把勞動者辛勤的汗水，

            　　肆無忌憚地揮霍？！

　　難道周總理

   　　 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

       　　難道黨和人民

          　　忍住十年傷痛

            　　在爐前

              　　在田野

                　　為之揮汗流血的四個現代化，

　　竟是你

    　　打著飽嗝

      　　 信手彈給我們的

        　　  油星

           　　 和

            　　 唾沫？”

　　寫到這裏，我不能自己。我一麵放肆地哭著，哽咽著，一麵大聲地朗誦。

　　想不到的是，全車的擠得密密匝匝的人們，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雷鳴般的叫好聲。大家拚命地叫好，拚命地鼓掌，以至於司機不知出了什麽事故，還沒到軍博站，就把車停在路邊。

　　這時好多乘客從後門跳下車，跑到前門來，緊緊地抱著我，泣不成聲。

　　他們胡亂把我拖下車，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盡情地歡呼著，把我一次一次地拋向空中，連開車的司機也一麵鼓掌，一麵笑著叫喚：“上車喲！上車喲！誤點啦！”

　　我麵前的小夥子也十分興奮地大叫：“在我背上寫的！是在我背上寫的！”

　　公共汽車足足停了10分鍾才開動。

　　這是我一生最輝煌的時刻，這是這個民族給我的最崇高的榮譽！

　　作為詩人，我覺得一生擁有了這樣的時刻，我就擁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詩人也無法擁有的崇高榮譽。我的民族從心底裏如此熱愛我，使我知道了他們不得不用假話敷衍嚴峻的現實的後麵的真實。這對於我足夠了，這就是我幾十年來為著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實而奮不顧身地前進的偉大動力。

　　從那一刻起，我的靈魂得到一種我說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禮，在後來的反思中，我把它定義為詩教——因為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

　　也是從那一刻起，我才真實地感受到，我有了責任感，我覺得：活著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實。



　　回到工程兵住處，已經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了。我是單身幹部，在食堂吃飯。可是由於興奮過度，我回家之後，倒在床上就睡過去了。

　　這一覺一直睡到晚上8點鍾。醒來之後，精神飽滿，意氣昂揚，個人的成敗得失，私情私事，全無了蹤影，隻覺得自己渾身都是詩，渾身都是詩在湧動。

　　可是待得真的下筆寫詩，第一個難題就把我難住了：起不好題目。

　　第二個難題也把我難住了：開不好頭。

　　我不知道要寫一首什麽樣的詩，才對得住公共汽車上一車人對我異乎尋常的褒獎和信任。

　　我的思緒飛揚，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種細節中尋找我的屬於我的民族的這首詩的生命的母親之門。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歲時，在汀泗橋慶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講比賽大會上的講演。當老師把我抱上土台子，望著強烈的陽光下一萬多人閃亮的頭，把老師教我背熟了的講稿忘了個精光，一個字也記不得了。家長、老師在台下著急，那麽多群眾在善意地歡呼，我一急，叉開腿，由於還穿著開襠褲，把家夥也亮出來了。群眾拚命地歡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無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揮手，群眾立即安靜下來了。我忘情地大叫一聲：

　　“鄉親們，我們——解——放——了！”

　　然後嘩啦啦一頓，不知講了些什麽，反正沒有講稿上一個字。我勝出了鹹寧的一個六年級學生，奪得了講演第一名。

　　想到這裏，我的思緒奔騰起來，既不想題目，也不想是第幾句，徑直，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詩中“我——們——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歲時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氣寫完，最後一個感歎號，我手杵著鋼筆，狠狠地插進稿紙裏——滿臉淚水橫流，我懶得擦，任其澎湃。沒有激動，我端坐著，簡直覺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還是激動得無法抑製。靜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這時已是晚上11點多鍾了，我的單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團舞台工作隊的工作室，我見有燈亮著，就衝進去，是舞台工作隊的副教導員沈亞軍在開夜班畫布景。沈亞軍是個文學愛好者，平常關係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頁一頁地給他念。他聽完後，緊緊地抱著我，半天不動。放開我之後，緊抓著我的雙肩，一字一字地說：“葉文福，你聽好了：這首詩你不能再念給第二個人聽了。否則，你要坐牢的。你記住，你坐牢，我給你送飯。”

　　我們倆抱頭痛哭。

　　詩，就這樣寫好了，但當然還是個草稿，還有不少地方不滿意。其中，題目一直為難著我。

　　倘若詩是人，題目就是頭。題目起不好，幾乎可以殘酷地說，詩就白寫了。詩的題目決定詩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魯迅的“救救孩子”，但剛寫出來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過的饃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無生氣，書卷氣太重，沒有力度，仿佛是一個文人，一個文人個人在那裏乞求。

　　我想寫《黨啊，不能這樣做》。但毫不客氣地說，作為詩的語言元素，“黨”字是最敗口味的。這裏不涉及政治問題，“黨”字確實不入詩，不能入詩。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內在的是含義不好，隻得作罷。

還想了幾個，都不滿意。

　　我在當時的軍委領導裏尋找思路，忽然發現領導裏有個陳錫聯，我眼前一亮。陳錫聯是上將，又曾主持軍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與我的詩的主題所需要的共同點，能找到一個既具有詩的語言元素的條件，又有詩的主題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詞匯，就是最好的結果。

　　上將——有一點意思，但內涵不深，敷麵不廣，不行。

　　將軍——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們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到處都是將軍泛濫。那個時代還真的不通用將軍這個詞，我應該是首用。

　　後來，記得有的傻子胡說，說葉文福反腐也隻敢反將軍雲雲，對於這類無知的傻大膽假大膽，我也就懶得計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