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1949年12月，時任北京市市長的聶榮臻在長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辦公大樓主持召開了城市規劃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北京市各部門領導、在京的蘇聯專家。
中國方麵的專家有梁思成、陳占祥等人。前者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者則是北京建設局企劃處處長。
會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側建設新中國首都的行政中心。
巴蘭尼克夫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北京沒有大的工業，但是一個首都，應不僅為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
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讓梁思成和陳占祥大為吃驚。
巴蘭尼科夫的話讓父親錯愕。且不要說城市規劃專家，任何一個受過係統城市規劃專業訓練的人，或稍有一些這方麵專業常識的人，都不應該對一座千年古都做出這樣無知的規劃設想啊。陳愉慶回憶道。
其時，北京內城的人口已有130多萬，麵積62平方公裏。三海、故宮、各大公園約占去10平方公裏。居民均集中居住於其餘52平方公裏的舊城，人口密度為21400餘人/平方公裏，遠遠超出8000餘人/平方公裏的現代標準。
而新中國中央政府軍政機關未來可達15萬人左右，加之安排他們的眷屬，預估達60萬人。行政機關所需要的麵積，高於原皇城機構所需的三倍。
作為一名規劃師，陳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係列疑問。
已經擁擠不堪的舊城，怎麽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萬人口？
假如為這60萬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們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時間、能源方麵的消耗？
如果為了節約能源與時間，就近為他們建宿舍，那又要動遷多少老城居民？
為拆遷戶另擇新居的成本，加上為行政人員在城內拆舊房建新房的成本，這將是一筆怎樣耗資巨大的開支？
在會上，梁思成和陳占祥同蘇聯專家進行了一場關於北京規劃問題的激烈交鋒。
當時，父親剛到北京兩個月。33歲的人生旅途中，他從一座又一座的學校大門中走進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學校，完全不具備在政治風雲中斡旋的常識。出席這樣重要的會議，他居然連出席會議的領導是何許人都不清楚，更遑論去揣測領導的意圖及好惡。
多年以後，陳愉慶曾直截了當地問過父親：你知道參加會議的是什麽人嗎？有沒有想過，假如你的意見和領導、蘇聯專家相左，會引發什麽樣的結果？
陳占祥的回答是：我當時根本沒有誰是什麽領導的概念，也沒想過蘇聯專家如何。不管出席會議的是什麽人，大家在學術上不是平等的嗎？蘇聯專家不過是友好鄰邦的客人，來跟我們一起討論北京的規劃方案罷了。我們想做的，隻是讓北京的規劃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學。所以，在蘇聯人發言後，大家一言不發，冷場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談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對北京未來規劃的意見。當然，我們的意見和蘇聯專家是完全針鋒相對的。
誕生
會議結束後，梁思成與陳占祥一致認為，北京的城市規劃事關一座千年古都未來的命運，作為規劃專家，他們責無旁貸。
經過反複商議，梁陳二人決定拿出一個具體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據理力爭。
事實上，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經對北京未來的規劃有了初步的設想，他的觀點是，設計一個新的市中心，這樣可以保護北京古城風貌，這與陳占祥的觀點不謀而合。
然而兩人的分歧卻在選址上，梁思成認為應以早年西郊五棵鬆一帶日本居民留地為基礎，建設新中心。
父親認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麽遠，老城區和新城區隔離開來，應該有一個銜接，他建議把新市區移到複興門外月壇以西、公主墳一帶，使之成為老城西長安街的延伸和連接新舊兩城的紐帶。同時把釣魚台、玉淵潭等建成新的公園和綠地，相當於老城內的三海之於故宮那樣；再把南麵的蓮花池也組織進新的規劃中來，這樣，新行政中心就可以東連舊城，西接新市區的生活、商業、服務區，背靠海澱、香山等教育風景區，南向蓮花池和豐台鐵路交通總匯，形成北京的第二條中軸線。陳愉慶說。
令陳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議。
1950年2月，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稿，北京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由此誕生。
梁陳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確定，已是北京都市計劃中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並建議拓展城外西郊區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有計劃地為政府行政工作開辟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須足用的地址，定為首都的行政中心區域。
接著，梁陳方案以大量篇幅，陳述了蘇聯專家主張在內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針對蘇聯專家提出要在長安街沿線建設中央政府辦公大樓的設想，梁陳方案指出，這是歐洲十九世紀的大建築物長線的沿街建造，迫臨交通幹道所產生的大錯誤。
以無數政府行政大廈列成蛇形蜿蜒長線，或夾道而立，或環繞極大廣場之外周，使各單位沿著同一幹道長線排列，車輛不斷地在這一帶流動，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車的不便也會很嚴重。這就會基本產生歐洲街型的交通問題。這樣模仿歐洲建築習慣的市容，背棄我們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則，在形體外貌上，交通係統上，完全將北京的中國民族形式的和諧加以破壞，是沒有必要的。並且各辦公樓本身麵向著嘈雜的交通幹道，同車聲塵土為伍，不得安靜，是非常妨礙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後，梁先生和父親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陳愉慶回憶說，但是晚年時，父親曾向我感慨說，我們用十幾張圖紙和兩萬多字的建議書完成了一份使命，後來才知道，這是要用一生去承擔的責任。
夭折
梁陳方案誕生後，梁思成自費印發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機關及首長處。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親自執筆寫了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信，懇請總理能在百忙中賜閱，信中再三陳情北京目前正在發展的建設工作因為行政中心區位置之未決定而受到影響。
信發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設局工程師朱兆雪和建築師趙冬日發出了針對《梁陳方案》的戰書。
4月20日，他們寫出了《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大義凜然地支持蘇聯專家在舊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計劃。
這場爭論逐漸升溫升級。
父親一直以為是學術之爭的問題，但卻被一些人指責為是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梁陳方案選擇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陳愉慶說，從英國歸來不久的父親也完全弄不懂這是怎麽回事，把行政中心遷到城外，並不妨礙天安門成為領導人檢閱群眾的慶典中心啊，這和否定天安門有什麽關係？他曾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請教。
梁思成比陳占祥清醒得多。
父親隻記得梁先生的一句話讓他怦然心動：無論水多深，我們都隻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顧重病纏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領導彭真等人，再次呼籲早日確定中央行政區位置。
但是彭真卻告訴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他還告訴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曾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後要在這裏望過去到處都是煙囪。
沒多久，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指示：照此方針。北京市的規劃就這樣定下來了，即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該小組在北京動物園暢觀樓辦公，被稱為暢觀樓小組。
蘇聯專家被聘請到小組中指導工作，一些黨的幹部和政治上堅定的技術人員成為暢觀樓小組骨幹，從此，北京城市規劃納入黨內研究的範疇。
暢觀樓小組成立後，梁思成、陳占祥等原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大多數人不再參與北京市總體規劃編製。
此後，中共北京市委的暢觀樓小組製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明確指出北京的性質為北京不隻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還應該迅速地把它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的中心。
由於國內外形勢的驟變，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出現及中蘇衝突的公開化，該總體規劃草案沒有得到中央書記處的正式批複。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設基本就是照此方針進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