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頭版以通欄大標題發表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這部電影謳歌的人不代表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廣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虛構出來的，超越中國社會現實的。文章的結論是：《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現象，它反映了存在於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當日下午，文匯報接到新華社公鑒說，遵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區報紙請即於顯著地位，轉載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次日一些省市主要報紙都在一版顯著地位遵命轉載，本市的解放日報也轉載了，文匯報卻沒有轉載。作為文藝部主任，我讀了軍報評論員文章，直感這個棍子打得太厲害，上綱上線到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高度，作家怎麽吃得消，作為一張重獲知識份子信任喜愛的報紙，文匯報不轉載這篇評論員文章，本報領導的這個決定太正確了。剛剛經曆文革災難、餘悸未消的文藝界還經得起這樣的折騰嗎？幾個文藝界朋友給我打電話，說這部電影並沒有公映，大家都沒有看過，這麽大的批判聲勢，是一個不祥信號，三中全會都開了，還要搞政治運動？！你們報紙沒有轉載這篇文章，你們做得對。但也有讀者來電尖銳質問：文匯報為什麽不轉載？黨報為什麽不講黨性？
不轉載這篇文章，是報社領導層的共識，報紙登什麽不登什麽，轉載什麽不轉載什麽，報社領導有權決定，豈知事情哪有這麽簡單，總編輯馬達第二天向我們透露，頂頭上司、主管報紙工作的市委負責人已經來過三次電話，要求文匯報轉載。我這才知道事情並未完了。馬達問我有沒有看過這個電影劇本，我說看過。我說劇本和拍出來的片子還不是一回事吧。他說他在北京開會期間看過影片，留下的兩點印象，一是影片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況淒慘，看了很難過，也很同情，因為自己在文革中也是親身感受的，二是影片末尾的畫麵上，一個血紅如火的太陽從地麵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個受傷的人伏在雪地上艱難地爬行，這是個強烈的暗示：領袖被無限地神化，而普通人被無情地踐踏了。這對觀眾的觸動是很大的。你可以批它調子低，但這樣打棍子，從政治概念出發，用政治原則代替文藝批評，人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報紙不能轉載這樣的評論，如果一定要評論，我們可以自己寫一篇文藝評論文章。
下午，馬達約文藝部、評論部負責人研究，如果我們寫，這篇評論該怎麽寫。大家討論出的思路是，從文革中知識分子遭受殘酷迫害的實際出發，說明他們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們絕大多數人仍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顧大局的，他們中有一些人在一段時間裏，有怨氣，有悲觀失望情緒，不能完全責怪他們。評論要說明，對曆史上出現的極左路線，包括鼓吹個人迷信，越來越多的人已認識到它的危害，但所有這些都要采取曆史的科學分析的態度，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於我們繼續前進。會還沒有開完，那位市委負責人來了第四個電話，責問你們為什麽原因不轉載軍報的評論文章？馬達匯報報社黨委、編委討論的意見，那位負責人聽了一半就把電話掛了。隔了五分鍾，第五個電話來了，記錄上是這樣寫的：你告訴老馬，不轉載是不對的，看風是要倒黴的、危險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經過市委的。你們是黨領導的報紙，不能自行其是。看了這份記錄，馬達心情沉重，他平素很敬重這位負責人，現在竟無法溝通，既然電話中說到是經過市委的，這可是重要的組織原則問題。當日下午，他硬著頭皮，第一次趕到市委主要領導陳國棟同誌家裏，匯報了未轉載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情況和報社黨委討論的意見，提出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對我們有意見，很難講通，請他做點工作。陳沒有發表具體意見，要他去找主管書記談。馬達便又來到主管書記家，書記有點感冒，躺在床上，問候健康外，不好再談下去。第三天市委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苦戀》問題，通知馬達列席。馬達拉著副總編輯陸灝一起去。會上，主管報紙工作的書記首先開腔，指責馬達不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是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製。馬達申辯，陸灝也插話說：我們不轉載軍報文章，不是老馬一個人的決定，是我們黨委、編委集體討論定下來的，是認真考慮以後做出的。那位書記火氣不消，現在社會上有錯誤思潮，你們究竟站在哪一邊？馬達說：對錯誤思潮，我們是要批評的，但是要實事求是地批，用正確的方法批。我們自己要寫一篇文章評《苦戀》。主管書記站起來拍桌子，你們這樣做就是錯誤，違反紀律，違反民主集中製。馬達也站起來，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裏，上級說了，下級可以說出自己的意見嘛，如果我錯了，市委撤我的職好了。參加會議的市委主要領導沒有明確表態，會議不了了之。
但是事情沒有結束，沒有行動是過不了關了。馬達催我按討論過的路子抓緊把評《苦戀》的文章寫出來。我開了夜車，趕出了一篇文藝評論，排出清樣，是一個版麵。馬達說，我們不能為批評而批評，讓我把清樣拿到北京聽聽文藝界人士的意見，把文章磨一磨，要經得起推敲，不忙著見報。這時我想到了顧驤同誌，他是一位活躍在新時期文壇的文藝理論家，多次交往，相互比較熟悉，我給他打電話說了情況，他剛調進中宣部文藝局，聽了我的話後表示，他也不讚成對《苦戀》的批判，又不是文革時期，兩報一刊一發文章，全國都得轉載，正常的文藝批評則是另一回事。他讓我把我執筆的文章帶到北京，他請賀敬之同誌也看看（賀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藝局長）。到北京後的第二天，看過文章的賀敬之同誌在辦公室約見我，顧驤同誌參加，還有賀的秘書在場記錄。賀先問問報紙情況，幾句客氣話後步入正題，說文章寫得可以，但對發不發這篇文章則不置可否，說還是由你們報社、由上海市委定吧。我回到上海向馬達匯報後，把文章版麵清樣上呈給一直指令我們轉載的這位市委負責人，等候發落。一天兩天，一個星期過去，竟無指示下達。正在我們困惑之際，顧驤同誌給我來電話說，胡耀邦同誌發話了，不轉載軍報評論員文章是可以的，我這是第一時間把這個信息告訴你，你們可以解脫了。不久馬達也從正式渠道得知，耀邦同誌在杭州聽取上海市委這位負責人匯報時說：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轉載，不轉載也應該是可以的吧。這樣一來，懸在我們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我奉命硬著頭皮執筆的這篇文藝評論自然沒有必要發表了，這是我所期待的最好結果。
文匯報這次能頂住頂頭上司的壓力，把不轉載堅持到最後，既是黨委書記兼總編輯馬達緊緊依靠黨委、編委一班人的共識，不怕丟烏紗帽，敢於擔當的結果，更是因為時代條件不同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擱在以往，這樣頂住不辦的總編輯，不要說一個，十個也撤掉了，不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才怪呢。那時也不會有這樣的總編輯。馬達文革前夕是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兼總編輯，文革中遭受上百次批鬥，吃盡苦頭，對那套極左的東西有切膚之痛，可謂深惡痛絕，誰也不願文革時代的大批判重又粉墨登場。還有，文匯報發表《傷痕》《於無聲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也鼓舞了他，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人心民意，編輯部編輯記者的情緒願望，既左右著他，又是對他的有力支持，這就是他的底氣所在，他不能逆潮流而動。
我還要說說這位不斷給報社打電話，批評、責問、施加壓力的市委負責人，他是陳沂同誌，時任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他受過政治磨難，打成右派後下放黑龍江勞動多年，恢複領導職務來到上海後，積極推動真理標準討論補課和新民晚報複刊、文學報創刊，做了幾件深得人心的好事。這次在轉載問題上表現的思維方式，卻左習未除，跟廣大知識份子的感受相距甚遠，這真是地位一變，感受就不一樣了，令我們非常失望。但讓人欣慰的是，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指令沒有得到執行，下麵不跟他保持一致，敢於對他說不，領導權威受到損害，就對報社心存芥蒂，借機找岔子，給人穿小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要找報紙的岔子，隨時都可以找到。陳沂同誌不是這樣，他可以對你拍桌子瞪眼，但不記仇，不整人，我想這和他也吃過挨整之苦有關。這次事情過後，他跟報社負責人之間的關係還是一如既往，馬達還是照做總編輯，報紙上有什麽文章出來，他是熱心人，常常很快打來電話評頭論足，或讚揚或批評，他也是作家，說的是行家話，你未必都同意他的觀點，卻能感受到他的直率、坦誠、對報紙工作的關心。他寄來的稿子，都是自己手寫的，編輯有所改動或退了不用，他能接受。他不哼哼哈哈，一副官架子，能找我們這些第一線的編輯、記者聊天，了解情況，他請我和一位駐美國記者到他家吃過飯，一聊幾個小時。觀點分歧不要緊，就怕不正派，高高在上，以勢壓人。我感到陳沂同誌是一位正派、有性格、有人情味的老同誌，他離世多年，我還是很懷念他。
來源：漢嘉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