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共和國曆史上的一段曲折的歲月，這其間發生了一件鮮為人知的悲愴慘劇。
1960年11月23日淩晨1點左右，時任河南省唐河縣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攜夫人劉桂香、二兒子畢劍增及3個女兒一起跳進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裏，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殺身亡……
公安廳處長出任唐河縣委書記
高大的身材，稍黑的膚色，兩道劍眉下一雙不怒而威的大圓眼，畢可旦看上去很是威猛。
1919年畢可旦出生於山東省榮城縣石島鎮甲子村，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區工作隊員、區長、縣公安局秘書、副局長、局長、河南省公安廳政治部副主任、一處處長。1957年7月初，畢可旦要求到基層工作的願望得到組織批準。時年38歲的畢可旦攜妻帶子從鄭州來到了河南省最南端的唐河縣，任縣委書記。
畢可旦決心為建設社會主義大廈竭盡全力。上任伊始，他走村串戶，訪貧問苦，一心要想為群眾辦實事、幹好事。當時，反革命“三華堂"危害唐（河）、桐（柏）、泌（陽）三縣交界處，畢可旦發現後，運籌帷幄，決勝千裏，僅用了5天時間，就肅清了匪患，一時名聲大振。
這年夏、秋兩季，唐河縣農業生產連續豐產豐收。翻身作主人、獲得土地不久的農民，跟著共產黨，懷著十二分的熱情辛勤勞作著，唐河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新景象。
1958年1月17日至18日，在中共唐河縣第一屆二次會議上，經384位代表共同推選，畢可旦再次當選為唐河縣委書記。
此時的畢可旦真可謂春風得意，他認為能得到那麽多代表的認可，充分說明了這是他執行上級政策的得力和帶領全縣人民大幹的結果。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正處於飄飄然的畢可旦更是雄心勃勃，他開始盲目地創造條件“大幹快上”，而且隨著形勢的變化，他脫離客觀實際，主觀蠻幹的思想步步升級。
浮誇風，唐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在毫無鋼鐵生產條件的情況下，唐河縣全民總動員，掀起了“大煉鋼鐵”熱潮。建起煉鋼煉鐵爐4617個，組織工人、農民、幹部數萬人到河裏淘鐵沙，並廣收千家萬戶的日用鐵器投爐冶煉。為了說明煉鋼鐵的成績之大，有的地方把鐵鍁、鋤頭等農具也丟進煉鐵爐裏，讓80多歲的老太太拉風箱，對上級檢査的領導說：“看，我們的老太太都能煉出鋼鐵。”
結果造成嚴重的勞民傷財。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大煉鋼鐵的同時，唐河縣一哄而起建立了農民大食堂4389個，建立了機關、學校、幼兒園、敬老院、婦產院食堂995個。一陣風，全縣人民全部過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好日子”。
為了躍入全國的先進衛生縣，畢可旦又命令唐河縣開始全縣搬家，毀掉一家一戶的厠所、糞坑，燒掉木製家具（據說易細菌感染），男女分別集中住宿。為了大辦民兵師，唐河縣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民兵就由4萬多人增至40多萬。為了“大興水利”，全縣一下子動工修建33座中、小型水庫。由於缺乏勘測設計，選址不當，建材緊缺，大半工程半途而廢，耗資巨大。
“大躍進”中的唐河縣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的刺激下，人們妄自尊大，競相攀比，虛報浮誇，愈演愈烈。
放衛星，唐河棉花畝產15000斤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報》在報眼的位置報道了“唐河縣湖陽鎮民主農業社二畝四分小麥，平均畝產量1106斤”的消息。
一顆“衛星”升空，引出百顆“衛星”齊放。
6月8日《河南日報》在一版頭條報道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創小麥豐產新記錄”的社論。6月9日，《河南日報》頭版二條在“小麥千斤豐產，紅旗到處飄揚”的大標題下，報道了唐河縣郭灘鄉、崗柳鄉、長秋鄉、湖陽鎮、源潭鄉等地小麥平均每畝實產超千斤的消息。6月12日，新華社報道了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3630斤，放岀了史學界公認的全國第一顆大衛星。6月20日，《河南日報》報道唐河縣先鋒一社穀子生產情況時說：“估計畝產可達11625斤。”8月11日，《河南日報》再次刊發了唐河縣先鋒二社的豐產“喜訊”：“今年種的863畝棉花，計劃大麵積畝產籽棉4000斤，高額豐產田保證畝產籽棉12000斤，爭取15000斤。”
南陽地委號召全區人民向唐河縣學習，並組織人們到唐河縣參觀取經。
在“衛星”一個個升空的同時，由於強調''一大二公”向共產主義過渡，無償平調農村社員的人力、財力，集中搞“全民大辦”（大辦農業、大辦鋼鐵、大辦水利、深挖土地、大辦公共食堂），顧此失彼。
正常的生產秩序被打破，紊亂不堪，嚴重擾亂了1958年農業生產計劃。當年，唐河縣各種農作物長勢良好，卻因無強壯勞力參加秋收，棉花、糧食大量爛在地裏，豐產不豐收，群眾的血汗白流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一級級地向上誇大虛報，致使中央和地方層層決策失誤。糧食“衛星”數字上天，導致了1958年夏、秋糧食征購任務加大；糧食豐產不豐收，導致預定的糧食征收不到位，上級卻誤認是下麵隱瞞不交，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隱瞞運動。
為了應付上級的檢査，唐河縣把“糧屯”下麵塞滿麥草，上麵放層糧食，使得檢査人員得出了“糧食不少，形勢一片大好”的結論，既然糧食多多，就應該繼續大量征購。在這種形勢下，唐河縣糧食大量外調。
唐河縣“衛星”放得大，放得高，“浮誇風”不但吹出了唐河縣榮獲南陽地區紅旗先進縣，也吹出了烏紗帽。縣委書記畢可旦成績卓著，被提升為中共南陽地委委員。
大躍進，唐河多報33,858萬斤“豐收糧”
1958年勉強過去了，災難的1959年到了。
升了官，嚐到了先進榮耀的畢可旦在“烏托邦”式空想共產主義的虛幻下，雷厲風行地更加脫離實際地抓起了各項工作來。
當時，唐河號稱“躍進歌聲飛滿天，歌成海洋詩成山。太白鬥酒詩百篇，農民隻需半杆煙”。其中有一首是這樣說的：“奇唱歌來怪唱歌，紅薯畝產三萬多，南瓜大一個，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媽莫奈何！”這還不算誇張，更誇張的是“種個南瓜像地球,架在五嶽山上頭。把它扔進太平洋,地球又多一個洲！”
麵對唐河縣放出的超產衛星，南陽地委領導看出了倪端，但多數人迫於形勢需要，不敢直諫，少數有膽有識的領導仗義執言後，遭到批整殆盡，被打成“右派分子”。南陽地委副專員朱曉山，僅僅因為1958年底在推薦唐河縣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蓮是否晉京展覽問題上與地委第一書記林曉發生了分歧。朱曉山認為牛桂蓮報稱的畝產皮棉4000斤的棉花產量不可信，不能晉京搞展覽。林曉認為真實可信，在鄭州搞了一陣子展覽後又強行推薦到京裏進行展覽。事後，朱曉山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南陽地委計委副主任劉文祥在毛集鐵礦蹲點指揮“大辦鋼鐵”時，下邊給他匯報說：“今日放出了日產生鐵一萬噸的大衛星”。劉文祥奚落說：“甭說一天煉一萬噸鐵，就是搞一萬噸鐵礦石也不可能”。結果，劉文祥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麵對著1959年秋因幹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體製所造成的普遍減產一半的嚴酷現實，因進京展覽畝產皮棉4000斤受到上級肯定的南陽地委地委第一書記林曉在全區秋糧任務已經超額10％的情況下，又主動提出“再增加1000萬斤”，使秋糧入庫硬是比“大豐收的1958年秋季還多出200萬斤”(1959年10月28日地委常委會議記錄)。在這次會議上，林曉書記還特意表彰了唐河、鄧縣的領導。
畢可旦的幹勁更足了。
1959年10月21日，畢可旦在縣三級幹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說：“今年夏季唐河小麥豐收是史無前例的。經過兩三個月的抗旱保苗，秋糧也增產了，總產可達6億多斤!”
事實上，1959年南陽地區出現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嚴重幹旱，地裏糧食嚴重減產，有的甚至顆粒無收。唐河縣農村根本沒有多餘的糧食上繳。但已經被浮誇風吹昏頭腦的畢可旦卻認為下麵瞞產不報。
為了打擊基層幹部瞞產不報，唐河縣大河屯公社、城關公社、祁儀公社領導，把麥種和國庫糧食拿出來充當“反瞞產反出來的糧食”示眾，先後打出400萬斤、64.3萬斤和160萬斤的“反瞞產成績”。
搞了幾個假經驗、假現場會和逼糧會，唐河縣的反右傾、反瞞產、保征購推向了高潮。
心疼老鄉的唐河縣委調查組一位本地幹部報告說：“城關公社常橋大隊減產50％。”
畢可旦聞訊即大發雷霆：“這是否認大豐收，是立場問題!”
為了完成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購任務，畢可旦提出：
“拚命幹，死了算。”
“要發高燒到40度，就是爛掉一批幹部，也要確保任務的完成。”
“在糧食問題上，階級鬥爭尖銳極啦!”
1959年10月29日，畢可旦在全縣糧棉油入庫電話會議上說：“在唐河大寺(縣大會場)搞了半個月，回去後還翻案，可見有些人資本主義思想是很嚴重的……糧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資本主義當道。對資本主義一定要打倒，打倒後還要再踹上幾腳，同時還要狠狠打擊富裕中農思想。”
唐河縣福利辦公室幹部鈕丹反映說：“上屯公社大郭莊大隊因糧、棉、油入庫死了人!”
畢可旦說：“真要是因為糧棉油入庫死了人，也沒啥!”指示屬下給上屯公社黨委書記打電話，要他“不要怕”。
11月27日，畢可旦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征購問題：“公社黨委中有人動搖了，認為完不成任務。或者嘴硬心軟，工作上不去。大隊、包產隊主要是個人主義，這反映了兩條路線鬥爭。在征購問題上，就是要先下手為強……社黨委下不了手拿東西，是不是怕對不起農民，幹勁不足了?”
11月29日，畢可旦在桐寨鋪征購現場會議上說：“糧食征購屬於兩大對抗階級鬥爭的範疇，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鬥爭不徹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馬列主義，我們畢竟還是吃階級鬥爭的飯嘛!”
這期間，畢可旦還幾次開會布置，叫找出幾個糧、棉、油任務完不成的“擋道人”，指示向“擋道人”開刀。
在縣委書記畢可旦身先士卒影響下，唐河縣、公社主要領導不擇手段地狠抓糧棉油入庫任務的完成。主抓農業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李華亭在農業、財貿三級幹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放言：“1959年仍然是個特大豐收年，有完成征購任務的物質基礎。現在征購任務完成的遲緩，主要是因為現在公社幹部中有人動搖，大隊幹部有嚴重的本位主義，這是階級鬥爭在糧、棉、油問題上的反映。縣委研究已定，任務少一點也不行!滑、推都拖不過去。不管哪個隊，哪個人，哪個社誰完不成任務都不行。誰完不成任務誰就過不了這一關，非處理不行!跑了的抓回來也要鬥爭，要開除黨籍!”
同月，在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上，縣委書記處書記李華亭介紹了城關公社有人在棉被裏裝了24斤棉花，一個棉褲裏裝了8斤棉花破壞征購行為。各公社第一書記也介紹了各自發現的類似的破壞征購任務典型。
與會幹部當即表態：裝上也要扒出來!
隨即，唐河全縣上下開始扒掉群眾的棉被、棉衣、棉褲裏邊的棉花，拿出來充當當年棉花任務的瘋狂運動。
對於這些野蠻作為，畢可旦解釋為：“馬列主義必須加兩分秦始皇才能治縣……某些人對第一書記製度不滿意也不中。”
畢可旦言出，下麵立即有怕馬屁的人迎合。
唐河縣委委員、城關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對書記的話更進一層發展為：“隻有馬列主義與秦始皇手段相結合，才能實行合理獨裁；心不狠不能治國，手不狠不能治事，麵軟不能立事。”
郭灘公社第一書記說：“完不成任務我非喝你們的血，吃你們的肉，砸你們的骨頭不中!”
大河屯公社黨委書記更在會上惡狠狠地說：“完不成任務者，給我照死處整!”
1959年，在各級政府的高壓之下，唐河縣土地“大豐收”，出現了不少“高額豐產方和高額衛星田”。
1959年12月3日，畢可旦在“縣委1959年工作總結報告”中，驕傲地宣布：“通過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促進了秋季的抗旱保苗運動……今年全縣秋季糧食產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畝淨增產68.3斤，總產63,696萬斤。”
事實上，1959年秋，唐河縣糧食每畝單產僅為182斤，全縣秋作物總產僅29,838萬斤，硬是多報33,858萬斤“豐收糧
餓死人，縣委書記攜全家投井謝罪
糧食征繳完了，國庫又不對先進縣不放糧賑災，唐河縣共產主義的食堂被迫停火，農民開始大量外流。
1959年冬天來臨了，那年，唐河縣的冬天是特別的冷！
人們吃完了僅存的最後一粒食糧，就吃爛在地裏的壞紅薯。這一切都吃完之後，開始吃樹皮，樹皮剝光後就吃河裏的水草，吃生麥苗，吃大雁屎。
當一切能食的東西都吃完後，餓極了的人們開始偷外縣能吃的東西吃。重災區的唐河縣一時成了“公社社員都是賊，誰要不偷餓死誰”的反常局麵。有位寧死不做賊的老教師，因不願偷，一家人活活地餓死在家裏。
1959年冬，唐河縣出外逃荒要飯的達8萬餘人。1960年春，鬧大饑荒唐河縣餓死了9萬多人(1990年唐河縣誌測算)。
看著大量的人們因饑餓而死，活著的父老鄉親麵黃肌瘦地在死亡線上掙紮，農家出身的畢可旦發熱的頭腦開始清醒。他一麵循規蹈矩地執行上級的指示，一邊暗自譴責自己再走下去就是犯罪。他把榮譽和仕途拋到了腦後，一心想的是如何讓百姓有飯吃，減少死亡人數。
1960年，畢可旦連續5次向上級要救濟糧5000萬斤，但每次都因唐河縣是豐產大縣而遭到拒絕。
唐河縣開始落後了，在“反隱瞞”中，因工作不積極，唐河縣被地區天天“點名”批評。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接著，中央、省、地派工作組進駐唐河，認為唐河縣農村發生的嚴重問題不是“五風”所致，而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壞人掌了權，導致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需對全縣幹部進行“民主革命補課”。緊接著唐河縣召開了全縣萬人大會，拔釘子，批鬥縣委委員、書記處書記。通過大量的揭發、檢舉，工作組認為唐河縣的班子已“爛掉了”，大批幹部被關進特訓班，宣布畢可旦停職反省，接受審査。同時，南陽地委決定先拔“釘子”，殺“雞”嚇“猴”，指示地區公安處首先將淅川縣、鄧縣、新野縣4名主要領導逮捕，報省裏執行槍斃。省裏又上報中央，雖然最後未獲批準，但南陽各縣的主要領導都受到了震驚。
恰在此時，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被抓，鄢陵縣委第一書記已經開槍自殺……這些更使畢可旦如坐針氈。
畢可旦停職反省之後，各種謠傳四起。有的說“畢可旦罪大惡極，唐河縣餓死人都是他的責任。”有的說：“據可靠消息，馬上就要解押到南陽，很可能槍斃。”
死，對於出生人死革命幾十年的畢可旦倒並不可怕，但令這位山東大漢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實地執行上級的政策，怎會淪為“罪犯”呢？他向“三級”工作組及地委領導訴述，哪知根本沒人聽他的，反挨了訓斥：“有什麽好談的？你好好反省吧！”
畢可旦絕望了，他淚流滿麵，仰天長歎。
1960年11月20日晚上，畢可旦握住妻子的手說：“唐河餓死那麽多的人，咱還活著幹啥?”
深知丈夫脾氣的劉桂香見丈夫決心已定，抱住畢可旦放聲大哭：“要死，咱們一塊死。”
11月21日、22日，中共唐河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實行“麵對麵”、“背靠背”揭發。與會者在上級指示下，把畢可旦當做“壞人”和“敵人”，堅決要與其“劃清界線”。
牆倒眾人推的世態炎涼徹底擊垮了畢可旦。
22日下午會議結束，畢可旦特意站在會議室門口同到會者一一握了手。當時同事們還以為畢書記是為了準備去坐牢而告別，哪知23日淩晨，畢可旦一家6口排著隊一歩步挪上井台，挨個跳進了井裏。
悼亡靈，曆史教訓不可重演
1960年11月22日晚上，畢可旦家裏沒有生火，一家人坐在屋裏抱頭痛哭。
畢可旦反複一句“唐河餓死那麽多的人，咱還活著幹啥?”把巨大的恐懼籠罩每個人心中。
這家人究竟曆經了怎樣撕心裂肺的生死離別最終決意共同赴死的過程，已經無法複原，事後，在畢可旦及妻子、大女兒的遺書中，可見其中的悲憤、屈辱、無奈和對黨對政府的一片忠心。
畢可旦在遺書中留言：“簡單地說，我嗅到了一個氣味，暗示性的語調，即要把我的問題當成敵人性質的問題處理……與其等組織處理，不如自己了斷自己。我愛人劉桂香家庭婦女，身體又太壞，覺得再活下去，撫養兒女也將成為大問題，決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愛人死後4個兒女無人撫養，將會成為社會上最受鄙視的人，今後的日子很不好過，生不如死……”
妻子劉桂香在遺書裏申訴：“俺孩子他爹說，唐河餓死那麽多的人，咱還活著幹啥?原唐河縣委宣傳部長齊光祿被畢可旦提拔為縣委副書記後，有違法亂紀問題，齊書記違法亂紀嚴重，不該提拔的提了，他有幾條人命，咱可擔待不起。前些時，俺在鄭州上學的大兒子劍鳴回來說，爸爸跳到火炕裏了，上海餓死了三個人，法辦了十幾個領導幹部。我在青島工作的一個弟弟來信說，姐夫這個工作危險哪，責任大。現在有人說唐河縣餓死人沒人上報，都說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人家怕，咱更怕!”
畢可旦長女畢金榮在遺書李寫道：“今年我父親工作中出了錯誤，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覺得萬分慚愧，所以自殺！”
23日淩晨1點左右，畢可旦與妻子劉桂香、小子畢劍增及3個女兒手拉手走出一起坐出家門，悲悲戚戚來到縣委後院一口架有水車鏈子的吃水井邊，依次跳了進去。
落水後，冷水一激，劉桂香後悔了，舉起小兒子說：“劍增，抓住水車鏈子往上爬，兒子，你不能死，要活著出去！”
畢劍增抓住井裏汲水的水車鏈子爬出來後，跑到縣委院裏大喊“救人”。人們聽到喊聲，開始打撈救人，但隻救出了劉桂香，44歲的畢可旦及3個女兒畢金榮、畢玉春、畢玉英永遠閉上了眼睛。
從井下被救出後，劉桂香滿懷悲憤地守著丈夫與三個女兒的遺體，辦完了後事，又找有關領導反映了畢的冤屈。然後，在畢自殺後的第五天，她懸梁自盡，終於隨夫亡命而去！在恐怖氣氛下，當時縣委那位同樣正派的、胖胖的司務長，受驚嚇過度，也於畢死後第三天，上吊自殺！
說來令人痛惜的是，畢的大兒子畢劍鳴，當年因在鄭州上大學，幸免於難。畢劍鳴畢業後分配到在南陽酒精廠工作。他曾多次上訪寫信，為父親之死申冤。其中給中央文革小組寫的反映信，於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受到有關調查，畢劍鳴遂跳樓自殺！
至此，畢家十七年內先後六口人自殺身亡！
記者在唐河縣采訪時，得知畢可旦的小兒子畢劍增在南陽市交警隊任職，多次聯係，希望見麵聊一聊，均遭到拒絕。
縣委書記攜3個女兒投井自殺身亡，立即成為轟動全國的“唐河事件”或“畢可旦事件”。
畢可旦這位山東大漢，本想以這種極端的自殺方式謝罪死去的唐河縣父老鄉親，誰料，其死後卻得不到安寧。
自殺當天，唐河縣委向南陽地委呈報了“關於反動分子畢可旦的罪惡和對其開除黨籍的報告”。文中不僅列舉了畢可旦積極推行“左傾”路線的種種“罪行”，還新增了一條“慘無人道，殺害全家”的罪狀。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他殘害了唐河人民，又殘殺了自己的親生兒女，完全喪失了人性，是地主階級向人民實行絕望性摧殘報複的代表人物……據此，縣委決定，開除畢可旦黨籍，特報請地委批準”。
兩天後，南陽地委即批準了此報告。
這個幾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縣委書記，參加革命和入黨20多年的革命幹部，不僅被貶稱為“沒有改造好的富農分子”，“混入革命內部的異己分子”，還被戴上了一頂“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多麽荒唐的歲月荒唐的事啊！
曆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
1981年，經上級有關部門對畢可旦事件全麵調査，確認了曆史給畢可旦造成的冤情，為他平了反。
畢可旦的家庭悲劇，是特定曆史背景下的社會悲劇。記者追述這段曆史，出發點並不僅僅是憑吊死者，而是讓今人莫忘“浮誇風”給黨和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這段曆史，高度警惕並認真克服時至今日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那種“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不良現象及某些基層部門甚至借環保之名拒絕農村土鍋燒柴做飯、喂豬養雞的極端行為。
（本文采寫於1998年初春，修改於2019年深秋，原刊於華西都市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