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這個問題,先談下死。
死對我不陌生,大學宿舍6個人,就有兩個同學先走了,一個在畢業之前自殺,一個前兩年在加拿大生病去世。
黑澤明23歲的時候,和他最要好的哥哥丙午,也是他電影生涯最重要的引路人,自殺了,27歲,因為丙午是默片時代的電影解說員,有聲電影出現,他就失業了,他不想改變;同樣,黑澤明61歲的時候,也自殺,在自己身上割了二十多刀,想讓自己非常痛苦地死去,但被人發現,救了回來。電視的出現,電視劇衝擊了電影,他也不願改變,想走了。
我從一個工科大學生到今天三十多年,不知受過多少衝擊,不知要改變多少次,沒想過離開。
10歲到20歲,是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候,我的父母一直在死亡威脅我,那個時候,死可能還輕鬆,就怕沒有死,成為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們要長年照顧我,那才是更大的麻煩。半年多前,我給他們稍微談過這件事,沒有直接批評他們,他們雖然糊塗,但撫養我長大也不容易。我舉了一個我同時代的人的例子,我母親大悟,說電視上見過,大家都很難受,尤其家長。有和我一起長大的人,因為家裏是讀書人,考不上大學,真的是不想活了。
左翼領袖胡風晚年孫輩讀大學,他要求他們讀理科,不要讀文科,他骨頭硬了一輩子,為了子孫,還是有妥協的時候。王小波先生的父親是北大文科教授,看見小波看文科的書,就是暴打,我認為小波先生走的時候也很明白自己的痛苦。
我父親是個小讀書人,文科畢業生,一輩子吃了太多的苦,生命都沒什麽光芒了,我不想輸給他。我要是輸了,就都輸了。
一天我會寫出生命的精彩,更重要的是要正在履行這樣的精彩。
《英國病人》裏嘉芙蓮在撒哈拉沙漠的山洞裏,身受重傷,瀕臨死亡、但渴望回到英國,享受家鄉濕潤的天氣,沒有比這更優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