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68）

 

第二章   在文化戰線繼續革命

 

1．我和關鋒的共識： 在文化戰線繼續革命

 

   1981年，關鋒被判處免予刑事處分，即從秦城監獄出來，和他的夫人周英團聚，定居北京。關鋒出獄後，我還在秦城服刑時他和周英就到 處打聽我的消息，想和我取得聯係。我出獄後，很快就聯係上了關鋒，不久我就去了北京，在他家與他見了麵。

 

   已是近20年的分隔，能再次相見，我們都百感交集。 我和關鋒商量，我們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做點什麽？ 毛主席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我和關鋒很快取得共識，我們要在文化戰線繼續革命。

 

   我們本來都是搞文化的，關鋒專長研究哲學，我專長研究曆史。現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擊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是毀滅、破壞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在我們兩個應該攜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導，研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曆史、中國文化，批判繼承我們祖先的一切珍貴的遺產。

 

   我們要用我們研究的成果，用事實來證明，我們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批判者、破壞者；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精華的保護者和發揚者。

 

2 ．編撰《中華易學大詞典》

 

   經過商量，我和關鋒一致的意見，從《易經》開始我們的研究工作。 關鋒很早就研究《易經》了。我在監獄裏也用“心讀”的方法對《易經》作了反反複複的思考和研究。 由於《易經》的內容博大精深，裏麵包含著非常豐富而且深刻的思想。千百年來，有許多學者對它作了深入的發掘和研究，取得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但在另一方麵，它卻更多是被許多人用來算命。因此，我們商量編纂一部“易學大詞典”，以匯集曆史上的研究成果，為今後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

 

   這件事情的工作量很大，不是幾個人可以完成的。我們就商議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並且邀集了蔡尚思、胡道靜、蘇淵雷等著名學者一起 來參加。 蔡尚思當時是複旦大學的副校長。一開始我去找他的時候，他還有些思想顧慮，可能是因為我和關鋒都是“刑餘之人”的緣故。但蔡先生的女婿卻對我們很信任和支持，他說蔡先生：戚本禹、關鋒被判刑、坐牢，那都是因為政治鬥爭的緣故，他們又不是什麽殺人、放火的罪犯。這樣，蔡先生才同意出任這個編輯委員會的主任。

 

   胡道靜先生是國內最大的研究“道家”的權威，而《易經》則是道家的基礎理論。 蘇淵雷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是很出名的學者了。蘇先生好酒，他不管跟誰交往，都先要喝酒。我不會喝酒，但還是跟他喝了三杯。

 

   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中華易學大辭典》。關鋒生前還為這部詞典寫了獻辭，隻是他和我一樣不 能用他真名關鋒，隻能用化名——古棣（tì 貫通）。

 

   在“中國文化熱”的大潮中，在編寫《中華易學大辭典》時，我們看到，也有一些落後的東西，由糟粕變成了時髦，而曲解《易經》占卜算命的江湖迷信，竟也成了所謂傳播傳統文化的熱點之一。我們有責任宣講我們對《易經》的解讀。

 

   90年代初，中國書店的彭衛國編輯與我們一道策劃，先行出版了《周易十日談》一書，就是為了編著一本既讓人們充分了解《周易》一書的思想精華，又能讓人們擯棄其占卜迷信內容的小冊子，以期為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作出一點貢獻。

 

   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為本書的出版寫了序言。 《周易十日談》出版已近二十年，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鼓勵。一版、再版、三版、四版，發行量數以萬計。台灣、香港也以《周易十 講》書名出版發行，並收入其“現代人文庫”、“人文史叢書”。國家有關部門還授予此書“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2003年由世紀出版集團出版增補本時，我們將書名統一采用為《周易十講》。

 

3 ．編著《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

 

   孔子與《論語》無疑是中國兩千多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與著作。我們要承繼中國曆史、中國文化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不可不認真研 究孔夫子與《論語》。

 

   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孔子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界形成有深遠影響的兩大學派：一派以馮友蘭為代表，被稱為“抽象繼承派”；而另一派是以關鋒為代表的，被稱為“批判繼承派”。對於孔子的評說，是這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

 

   馮友蘭認為，孔子是革新派，是順乎時代潮流的。關鋒等認為，對教育家的孔子與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應加以區別：孔子前半生對教育事業等作了重要貢獻，應予以肯定和繼承；從政以來的孔子是沒落奴隸主的代表，是逆乎時代潮流的，應予以否定和批判。1962年在曲阜召開的孔子學術討論會上，兩派的爭論還是平和的。 這種學術爭鳴，我們認為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是促進文化繁榮進步的。不幸在文革運動中，這種正常的學術之爭演變成了政治衝突。

 

   往當時那種背景下，我們支持了譚厚蘭帶頭在曲阜進行的討孔造反，亦批鬥了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專家，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有我們應 承擔的責任，也借此向他們表示我們的歉意。

 

   而在文革運動的後期“批林批孔”時，馮友蘭著文放棄了原來的觀點。而關鋒和我當時都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被剝奪了任何發言權。而文 革運動後，社會上現代新儒學鼓吹和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新熱潮。

 

   對孔子，對《論語》，我們現在仍持什麽態度呢？我們認為應該有我們的聲音，我們要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應該回到學術爭鳴。為此我們合作編著了《論語譯說與孔子批判》，在國內我們隻能以古棣、周英、 戚文署名出版。2012年9月，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以我們的真名：關鋒、周英、戚本禹出版發行了這本書。

 

   我們認為，要科學研究孔子與《論語》，首先要正確把握理解《論語》的本義。兩千多年來，曆代學者對《論語》的注釋的書籍應有兩千 多本。而目前國內最有影響的是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發行高達60餘萬冊，被譽為最佳注釋，並被選用為學校教材。我們經過認真的考證研究，認為楊伯峻的《論語譯注》中有譯注不妥和謬誤之處多達317處，而為其糾正，提出了我們認為正確的注釋。

 

   正確解讀《論 語》，一定要首先區別《論語》的本義與後人加予的有違本義的注釋。在古籍校勘訓詁（gǔ 現代語言解釋古語）上的學術爭鳴，現在已經少有了。而《論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重要的一部著作，對其本義的學術爭鳴應是有其意義的。

 

   在《論語》譯說力圖準確把握《論語》本義的基礎上，我們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指南，對孔子生平和思想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我們在本書中，再次堅持和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堅持對孔子批判繼承的主張，不讚成目前有些人要再把孔子捧成神的作法。

 

4 ．編著中國曆史人物論集

 

   我的專長是研究曆史。而我對曆史的興趣與研究，得益於追隨毛主席身旁時，跟著主席讀書和聆聽他的教誨。毛主席對曆史的研究與重視，對古今中外曆史的知識，我認為黨內無人可比。毛主席把曆史的研究與對馬克思主義和當前情況的研究，看作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保證。

 

   毛主席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毛澤東的專欄作家R•特裏爾評價毛主席時說過一句話：“兵權之劍，倚在史書之旁”。

 

   跟著毛主席讀曆史，讀毛主席的書，看到毛主席直接、間接評論過中國兩千多年曆史中的大部分有影響的曆史人物。我就有了編寫中國曆史人物論集的想法。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就寫了一部分。1968年進了秦城監獄，雖然沒有多少參考資料，我亦憑著過往的記憶追敘撰寫。出獄後，找來參考資料補正與繼續補寫，共寫了近二百個曆史人物。

 

   我的計劃起自黃帝，大禹，終到洪秀全、孫中山，其中有帝王將相、草莽英雄，還有聖哲豪傑，文人學士，約兩百餘萬言，六個分冊。其中《先秦人物論》、《秦代人物論》、《兩漢人物論》、《三國人物論》已經結集出版。還有《晉唐宋元人物論》、《明清人物論》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也能與讀者見麵。而這些書在國內也隻能以戚文署名出版發行。

 

5 ．關鋒的著述與我的其它著作

 

   關鋒是哲學專家，尤其對《老子》、《莊子》有深入精到的研究。關鋒出版的《老子通》上下冊，140萬字，獲吉林長白山學術一等獎和比利時世界太極學會1996年度社會科學一等獎。關鋒與周英還出版了《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學》、《法和法學發生學》等書。

 

     這些年，我自己，以及與他人合作，還出版了以下著作：

   《孫承宗》，中華書局出版。

   《評李秀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大人物的變態心理》，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孫子兵法大辭典》，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墨子十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子兵法十講》，安徽文學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叢》第一輯（共八冊）。

   《十家論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家論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古奇觀正續編》，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

   《三國圖說》，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

   還有已完稿的《屈原與〈離騷〉》，正在聯係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