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五章 我聽到了江青的歌聲
1976年9月9日，我在監獄裏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當時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
一代偉人，他一生戰勝了多少強敵，可他從來沒有居功自傲，仍然經常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隻是人民的小學生。
他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並握有至髙無上的權力，可他從未為自己和家人謀過特殊的利益。
他一心隻想著如何鞏固讓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權，和怎樣讓人民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過上幸福的生活。
他思想深邃，聰明睿智，目光遠大；
他的理論造詣和文化功底極其深厚，這些不僅在他同時代的人中，無人可以與他相提並論，就是幾千年的世界曆史上也是罕見其匹。
他在七十多歲高齡的時候，為了防止執政以後的共產黨，從為了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革命黨，重新變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統治者，毅然決然的發動並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他發動和支持了最底層的人民群眾起來，要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敢造“走資派”的反。
不用說，他此舉必然會受到黨內那些為了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一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的反對。而另外 一些看起來是擁護他的，並且當年都是跟隨他一起起來造反的人，由於自己地位的改變，如今他們對那些響應他的號召又起來造反的群眾是一萬個看不慣。正因為這樣，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眾的中央文革小組，在黨內所受到的反對就可想而知了。
懾於毛主席本人的權威，沒人敢把反對的矛頭直接指向他，於是就必然地衝著中央文革小組了，而中央文革小組裏資曆淺、地位低的“王、關、戚”也就自然成為了首當其衝的目標。
從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號召全國廣大的青少年學生、工農群眾和幹部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文革小組是起了極大的作用的。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支持，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壓製下去了，不可能像後來那樣迅速的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眾自下而上起來的奪權運動，文革運動發展到了新階段，使得黨內的各種矛盾空前地尖銳起來。毛主席及時 地提出了要由軍隊、幹部和群眾實行“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這樣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
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1967年武漢發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這種矛盾和鬥爭的突出的反映。 在親曆了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毛主席的戰略指導思想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過程中，從依靠造反派、團結大多數的方針，到提出實行革命的“大聯合”的方針。
對於主席的這個戰略思想上的轉變，不僅“王、關、戚”的認識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陳伯達的認識也同樣沒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們仍然和以前一樣，實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針。甚至還在1967年8月1日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這樣的錯誤口號，實際上是嚴重幹擾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戰略部署。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後，我就處在矛盾的焦點上了。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當時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運動又是主席親自過問和領導的。於是我就無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要求的主要渠道。整天為他們所受到的打壓鳴不平。所以我想，主席同意對我進行隔離審查，不可能隻是出於一時一事的誤會和誤判，而是形勢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說過的，當曆史車輪在轉彎的時候，總有人要被從車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這樣的被曆史車輪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沒有動搖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標的追求和對忠誠毛主席繼續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發生林彪事件後，我在監獄裏聽不到有關中央文件的傳達。從我當時的認識來說，我和關鋒一樣，根本不會相信林彪會謀害毛主 席。後來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來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筆跡。我當時還認為，這一定是黨內有人在陷害林彪。當時並不知道他兒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劃謀殺毛主席的陰謀。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兒子的這些陰謀，他教子不嚴，責無旁貸。
主席逝世後，監獄裏有個姓李的管理人員，即前麵所提的“老李頭”，他來跟我聊天，他問起我對主席去世後國內的形勢怎麽看？我就隨口跟他說，你去把空著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計很快就會有新的人進來的。老李對我的說法很不以為然。 可是沒過多少天，“老李頭”就來跟我說了，你是怎麽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進來的呀？我朝他笑笑。
沒多久，我隱隱約約地聽到了江青的叫罵聲。我長歎了一口氣。 過了一段時間，我聽到了浩亮在牢房裏唱起了《紅燈記》裏唱段。之後，我又聽到了江青的歌聲，她唱的是《紅梅讚》，她是個不屈的女英雄。
我知道了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就根本沒有想活著離開秦城監獄，更不幻想他會寬大革命者。他愛怎麽整就讓他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