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享受“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總理叫我送王力、關鋒二人到釣魚台2號樓去“閉門思過”的時候,他曾交代我說,如果有人問起來,你就說他們在“請假檢討”(實際是隔離審查)。總理還跟我說,主席交代,對他倆,不準交給群眾批鬥,也不準任何人去審問他們。對他們隻是作內部審查,現在不設立專案。
不到五個月我也被隔離審查了。隨後又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但對我們的政策依然還是“不批鬥、不審問、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在很長的時間裏,除了有一次楊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魯迅手稿的下落來監獄提審我之外,我沒有再受到其他的審查和訊問。我出獄以後問 過關鋒,他說,他也一樣,沒有受到任何審訊。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兩年,汪東興才成立了專案組對我們進行審查。
我出獄後,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訴我,在我剛被審查的時候,中南海裏支持汪東興的那一派好幾次提出要批鬥我,都被汪東興阻止了。汪東興對他們說,鬧什麽!毛主席不讓批鬥。
即使是在1970年全國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的時候,也沒有任何人來查問我與“五一六”到底是什麽關係,而那個時候我們“王、 關、戚”是被說成是“五一六”總後台的。不過後來我聽一些當年被作為“五一六分子”審查的人告訴我,在審查他們的時候,倒是問到了他們與“王、關、戚”的關係。可是他們中間誰也說不出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因為事實上我們跟他們之間,除了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的群眾組織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關係。
我出獄以後看到江青在我被審查後講我的一些壞話。我覺得她的講話主要是羅織一些罪名加在我的頭上,借以撇淸中央文革小組與我們的關係。 和江青不同,周總理針對我的講話就要做重得多了。
總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講話中,把我說成是一個到處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記,我做的所有重要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經過中央會議和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討論決定,然後由我去執行的,而這些會議大部分都是由周總理主持的。
在“二月逆流”之後,很多本來屬於國務院係統的工作,也是總理本人親自指定我去做的。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會讓我去做。總理在講話中,他甚至還說我的兩個兒子都不是好東西。可那個時候,我的大兒子還隻有11歲,在念小學,他人很內向,除了玩,沒有也不可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而我的小兒子那時還沒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監獄裏的。
據我後來所看到的材料,當時毛主席講到“王、關、戚”的一共有兩次:
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屆一中全會上,這次他講話的主要意思是:打倒“王、關、戚”之後,就沒有人把中央開會的內容透露給紅衛兵和造反派了;
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諾談話時,說到1967年8月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是一批“極左分子”。
這一次,主席雖然沒有點“王、關、戚”的名,但從所講內容的時間上來看,至少是包括了我們的。他可能認為在這些過激的行動背後都是由我們在支持著的。
總的來看,我總覺得,當時毛主席並沒有把“王、關、戚”的問題“說絕”、“說死”。後來知道,主席在我們被抓起來之後,曾引誦了 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說,主席這是在暗喻“王、關、戚”。我出獄後,與關鋒談起過這件事。關鋒的看法不一樣,關鋒認為,主席引用這兩句詩亦是主席對自況的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