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55）

 

第二十六章   關峰和王力

 

1．《紅旗》雜誌1967年的“八一”社論和評論員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發生後不久，給武漢軍區的指戰員寫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說，“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 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誌在內，隻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同時，主席跟總理說，“武漢的問題，應當作為內部錯誤來處理，因為陳再道並沒有下決心反對中央，否則我們就出不來了。”

 

   但主席的這些指示沒有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進行認真討論。所以陳伯達、王力、關鋒，還有林傑參加，在為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所寫的 《紅旗》雜誌社論中，非但沒有很好地宣傳毛主席對“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號召全國人民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在同一期的《紅旗》雜誌上刊登的一篇評論員的文章則更厲害，它的題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開火”。這就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方向，要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轉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了。

 

   當時的《紅旗》雜誌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對全國運動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導運動方向的。所以按照規定，重要的社論都是必須經過中央的討論，有的還要經過主席的批準。因此像這樣不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準，就擅自在一篇社論中，提出改變鬥爭的大方向和主要敵人的指向，確實是幹擾主席的戰略部署的嚴重錯誤。

 

   社論發表之後，已經有一些地方的群眾是這麽理解的了，許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聯，要第二次大亂了。如果真這麽搞起來，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士兵們都是拿著槍的，你發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對立麵也會拿起槍來，那不等於號召武裝鬥爭嗎？如果再有幾個軍區出現類似“七二〇事件”這樣的事件，那全國局麵就亂了。

 

2 ．王力的“八七講話 ”

 

   從文革開始後，外交部有許多幹部，還有外交口院校的許多學生，起來造外交部長陳毅的反。但總理是極力保護陳毅的，主席其實也是保他的。而陳毅的個性很強，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裏，種種原因使他同下麵造反的群眾的對立情緒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後，陳毅在黨內受到了批評，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鬥爭陳毅，打倒陳毅。總理曾叫我和陳伯達到外交部接見一下造反派，告訴他們外交無小事，不能因為造反而影響部裏的正常事務。告訴造反派，可以給陳毅提意見，但要支持陳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從印度尼西亞回來。一次會議上姚登山問我，陳毅要不要保？我說：保不保，是要由中央決定。群眾批判陳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對的。現在陳毅是應該給學生做個檢討，以緩和雙方的對立情緒。

 

   在8月初，姚文元從上海打電話給我，傳達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見外賓時說的話，毛主席說，“對陳毅鬥鬥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沒什麽，打倒了還可以再保的嘛。”當時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話寫成了文件，給總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員都看過。總理指示，要我和關鋒根據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給他們講了次話。我們的講話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來講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聽了我的講話以後，並不滿意。因為到底陳毅可不可以打倒，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王力從武漢回來以後，是被當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卻不知道其實他在武漢是有錯的，主席已經對他不滿意了。他聽說外交部的兩派對我和關鋒的講話不滿意，就自告奮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兩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釣魚台來和他們談話，這就是後來被稱作為“王力八七講話”。

 

   他的講話被姚登山他們記錄了下來，回去就把它在紅衛兵的小報上登了出來。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問題的話就是：外交工作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嘛，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嘛。 本來總理已經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權力是屬於中央的，紅衛兵可以參與監督，但業務權不能奪。所以，王力的講話就出格了。但是後來在申辯中，王力說他並沒有講過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這些話。

 

   1967年8月22日，離王力“八七講話”才兩周時間，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一萬餘人，為抗議港英當局壓製香港愛國新聞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當時周總理在群眾強烈要求下簽批發了一個“對英國政府的48小時最後通牒”。8月22日是最後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沒有答複。於是，造反派衝進了英國代辦處，還放火燒辦公樓（被救）。這件嚴重的外交事件有清華“414”派紅衛兵的參與。

 

   清華“414”是清華大學蒯大富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來的對立麵。但中央從總理到江青，當時未加區分地認為是造反派紅衛兵幹的，背後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揮的。其實，這事並不是王力叫做的。周總理把這件 事看得很重。其實這件事的發生與他簽發“最後通牒”考慮不周有很大關係。

 

   這件事情發生後，總理就寫了封信，通過楊成武帶給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報告了北京所發生的事情，包括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 和評論員文章；王力的“八七講話”；“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群眾“包圍中南海”的情況。毛主席看了總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 認真糾正運動中錯誤傾向的指示。

 

3 ．王力、關鋒被審査

 

   8月26日楊成武從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來就馬上向總理、江青傳達了主席的指示。 當晚，在釣魚台16號樓，由總理主持召開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參加的人有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沒有叫王力、關鋒參加。會上，總理傳達了主席的指示，批評了王力、關鋒。

 

   認為他倆的主要錯誤：一是鼓動在外交部的奪權，外交部是國家的權力機關，這事關係到國家的聲譽和形象，王力說紅衛兵可以奪外交部的權，是非常錯誤的；二是《紅旗》雜誌兩篇的文章，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口號。接著總理當場宣布了主席的決定，對王力、關鋒進行隔離審查，對外則稱“請假檢討”。

 

   隨後江青對我說，你去叫王力、關鋒來開會。我讓秘書去15樓通知關鋒過來開會。我自己跑到16號樓的樓上去接王力下來。王力的腿傷還沒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輪椅推著他到了樓梯口，然後挽著他一步一步走進會議室。 在向他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和會議的決定以後，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對他們的錯誤作了批評。

 

   陳伯達見到問題嚴重了，為了撇清自己的責任，便說這兩篇文章他都沒有看過，是王力、關鋒擅自決定發表的。關鋒在會上說，那兩篇文章是自己讓《紅旗》雜誌編輯林傑，根據自己和王力的意見起草的，然後我們倆作了修改審定，我們倆應該為這個錯誤承擔責任。但他說，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錯誤，有一點是要講清楚的，這篇文章最後是經過陳伯達批準才發表的，而並不像伯達說的是他們擅自決定發表的。可是陳伯達不承認，他說：“毛主席說我是劉盆子，人家早就把我當劉盆子啦。我根本就沒看過這篇社論，他們就發了。”關鋒就說，這文章明明就是你簽發的，而且你還在上麵還作了一些文字改動，在稿子上還有你親筆加的一句話，“舉起你的雙手，迎接階級鬥爭新的大風暴吧！”你怎麽都不記得了呢？ 於是總理就當場叫人去把原稿調來，可原稿被陳伯達拿走，找不見了。總理又叫他的秘書去陳伯達辦公室找，結果找來了，上麵清清楚楚是陳伯達在審稿時寫的字，而且陳伯達還寫了“照發”的批語。這下子陳伯達沒辦法了，就又推說當時自己吃了安眠藥，糊裏胡塗的，忘了。盡管大家都清楚是怎麽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這件事在當時是不能讓陳伯達來承擔責任的。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把他拿下來， 震動就太大了。所以，總理就在會上說了，看來這個文章是經伯達同誌同意的。但陳伯達說他當時是吃了安眠藥，頭腦不清楚，也情有可原。關鋒、王力同誌當時應該把文章交給其他中央領導去審查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關鋒、王力同誌仍負有主要責任。

 

   接著又討論了王力的“八七講話”。 王力在會上否認他說過"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這些話。總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傳達紀錄和紅衛兵的小報都調來，有的材料上麵有這話。雖然也可能是記錄的誇大記憶，但畢竟是已經在外麵造成很大的影響了。 隨後，江青就叫我把他們兩個帶離會議室，送到總理、江青叫我預先為他們準備好的釣魚台2號樓進行隔離審查。

 

   當時釣魚台2號樓是空著的，我就把他們兩個安排在了那裏。去前，我特意問了總理，給他們兩個什麽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我把王力和關鋒安排好之後，又回到了會議室，向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匯報了安排的情況，和他們兩人表示願意認真檢討錯誤的態度。總理對我說，你有空經常去看著他們，關心一下。隨後總理就離開了會議室。康生和陳伯達也跟著走了。等他們都離開之後，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來了，哭得很傷心，在場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驚訝。姚文元也跟著流了淚。

 

4 ．毛主席在我的檢討書上寫的批示

 

   楊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傳達主席指示的時候，我也在邊上。會後楊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辦公室。這是他第一次來我這裏。楊成武對我說，主席向我問起你了，說，戚本禹近來表現如何？我當時給你說了好話，我說戚本禹是忠於主席的，是跟著主席幹革命的，我講了你寫的文章，戰鬥性很強，作用很大。主席說，你在年輕人中是比較有思想的人，說你跟王力他們是不一樣的。楊成武來我辦公室的時候，我的秘書都在場，而且這次會麵也記入了我的工作日誌。

 

   但我從秦城出來後，看到楊成武對采訪他的人說，主席那時就說，戚本禹是壞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說了這話，那楊成武當時就不敢到我辦公室來。實際上主席對王力、關鋒究竟是怎麽說的，也有不同的說法：徐業夫告訴我的是，他聽主席說，王力、關鋒二人犯了錯誤，要反省。為此我出獄後還給楊成武寫過封信，問他主席當時究竟是怎麽說的？為什麽他當時說的與後來同記者說的不一致？他一直沒有回複我。

 

   那時，江青也對我說，這次你高興了，沒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這次你得感謝馬克思的在天之靈，讓你躲過了一劫。我看到當時江青很為我躲過一劫而高興。 在王、關被隔離後不久，總理跟我說，你應該給主席寫個檢討了。江青也讓我寫，於是我就寫了封信給主席。我在信裏麵說到，這次關鋒、王力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他們所犯錯誤的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沒有察覺出來。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裏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主席）思想的小兵。”

 

   沒過幾天，徐業夫就從上海給我帶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閱，退戚本禹同誌。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誌。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給總理、康生、陳伯達和江青都看了。 他們也都在上麵畫了圈，但都沒寫什麽。隻有總理寫了個“閱”字。但是，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隻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總理都會馬上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的。可這次總理沒有。 我問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給王力和關鋒看。江青說，你拿去紿他們看好了。我說，我一個人去恐怕不合適，是否叫個人陪我一 起去？江青說，讓春橋陪你一起去吧。於是我就和張春橋一起去了。王力、關鋒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興。

 

   自從王、關被隔離，我就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感覺了。我很少出去，有些會議我也不去參加，省得別人有想法。這時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並下石。

 

   王、關被隔離後的第一次中央召開的群眾大會，我沒去參加，外麵馬上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以後的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麵的標語就沒有“戚”了。所以，從那以後所有的會議我都去參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國慶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作了分工：張春橋起草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起草國慶社論；我負責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我因為參加過《毛選》的校對工作，對主席的語言風格比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作了匯總。我發現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實行革命“大聯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參加掌權，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壓倒另一派了。這實際上是個 戰略思想上的大轉變。

 

   我想，毛主席下那麽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為了要實現這個新的戰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東西是滿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多少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在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鬥私批修”這句話。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寫的是，“要批修鬥私”。我提了個建議，革命總是先內而後外的，而且從邏輯上講，總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春橋覺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說好。於是就把“批修鬥私”改為了“鬥私批修”。

 

5 ．關於王力的《反思錄》

 

   康生在王力受審查的時候，曾提出過王力有一個參加國民黨的曆史問題。王力解釋說，那是他在東北軍工作的時候，受地下黨組織的指派而參加的。王力還說，當時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是穀牧。後來穀牧專門寫了個證明材料，說有這事，當初是組織上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入國民黨的。這件事使我對穀牧的印象很好，盡管在對待文革的態度上，大家的意見不同，但他沒有在王力倒黴的時候踹上一腳。

 

   江青原來對王力並不熟悉。他是在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康生把他從北京帶到上海時才與江青認識的。王力為人爽朗，處事靈活，口才特好，但是說話帶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喜歡他，說他像三國的馬謖，“言過其實”。一次，江青還悄悄對我說，你別看王力那麽慷慨激昂，將來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是出現挫折，他也許不如關鋒呢！關鋒有點倔勁，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時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從秦城出獄後，在王力的《反思錄》出版後不久看到了這本書。本來，一個人對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顧，對一些問題作出重 新思考，不管他的觀點如何，都是無可厚非的。但必須符合客觀事實，這是最起碼的。

 

   我在王力的《反思錄》中，卻看到他不少罔顧曆史事實，刻意去迎合鄧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譬如，王力在《反思錄》中有一章，專門是說毛主席1967年7在武漢曾單獨找他談話，說什麽如果林彪身體不好，他還是想用鄧小平的。接下來又說了些主席讚揚鄧小平的話。毛主席那時確實說過，要把鄧小平與劉少奇分別開來的。但是關係到接班人這樣的重大話題，主席怎麽可能在那種時候，隨便給一個他並不太熟的人說呢？如果當時這話傳到林彪的耳朵裏去了，那會怎麽樣呢？那個時候，主席還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

 

   再者，就我所知，那時，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單獨召見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有時單獨去見主席，那是因為中央秘書局的工作需要。隻是後來在上海的時候，主席曾單獨召見過張春橋、姚文元。但主席從未單獨召見過王力。從另一方麵來講，中央有嚴格的規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說了什麽重要話，那王力應當馬上把主席的講話向中央常委匯報，而且不允許私底下去跟別人說。王力在中央工作時間不短，他應該很懂得這些紀律的。 但是，王力為什麽要無中生有地編造出這些東西，一開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後來聽人說，鄧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後，曾派鄧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談了兩次話。鄧力群告訴王力，鄧小平說了，現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這樣的人。現在需要他這樣的知情人出來說話。我想， 王力的這些東西應該就是這麽出來的。

 

   可是後來鄧小平並沒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出來揭發王力，這人把一些情況告訴了鄧小平，說當年揭發、 批判鄧小平，王力是最起勁的一個。而且王力在中央開會批判鄧小平的時侯，有時不叫鄧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為代稱。 此外，陳雲是堅持要開除王力黨籍的。所以，盡管王力大講鄧、陳的好話，可結果還是被人家“雙開”了，落得個“裏外不是人”。他在 《反思錄》裏自詡“留得清白在人間”，其實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對陳雲對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滿意。他在反思錄中上說道，陳雲是很有馬克思主義的，但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王力在反思錄裏還說，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說文革時的社論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這些都是誇張之辭。事實上，在中央文革小組各路英雄好漢中，王力是比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長處是記錄速度快，當時都稱他“王快筆”。大家在一起討論文章時，一般都是王力記錄，這樣一來，留存下來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筆跡。王力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口才好，別人提出的觀點，叫他去講，他能轉述得比你講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來，那就很難。王力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六個要點也是他總結出來的，這誇張得太離譜了。在這件事情上，關鋒、張春橋、姚文元的貢獻比他大得多。

 

 6 ．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完整表述

 

   大約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討論修改《偉大的曆史文獻》——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周年的文章時說，今年是蘇聯十月革命五十 周年，乘這個機會，把蘇聯變修的問題在理論上說清楚，有些事情還可以結合我國的文革來講。要寫一篇用馬列主義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章。 這篇文章就交給了陳伯達和我們幾個人來起草。

 

   我們公推關鋒為主要起草人。關鋒說，這文章很難寫，而且時間又很倉促。所以，在那段時間裏，關鋒經常把自己關在釣魚台的房問裏冥思苦想。他的秘書說，關鋒怕別人打擾他的思路，一般不接電話。 在起草的過程中，我和王、關三人經常在一起進行討論。一般都是關鋒為主，即由關鋒談他的構思、王力作記錄，我也不時提出些我的想法。

 

   記得當時有一本書，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寫的，叫《新階級》。它裏麵寫到，在社會主義草命取得勝利，共產黨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後，不 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級。他們掌控了國家的一切資源，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 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 我看了以後，覺得吉拉斯所說的情況與我們國家出現的情況是很相似的，說得也是對的。可是為什麽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義呢？關鋒說，這不矛盾。吉拉斯是說在社會主義裏麵出現特權階級是必然的。並以此來整個地否定社會主義。我們則認為這並不是必然的，可以通過“文化大革命”來阻止特權階級的發生和發展。

 

   到8月下旬，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時候，這篇文章的草稿已經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 續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較完整的表述。

 

   後來，王力、關鋒受審查後，陳伯達、姚文元、張春橋繼續對這篇文章進行了修改。我看到陳伯達、姚文元把毛主席關於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致革命的六個理論要點排印了出來給主席。主席看了並批示：“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這篇文章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紀念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論：《沿著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公開發表，在國際、國內影響巨大。這篇文章同5月份紀念“五一六通知”的《偉大的曆史文件》以及國慶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是文化大革命中論述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經毛主席批閱、修改。

 

   毛主席指示，在論述繼續革命思想時，不僅要引用他的話，還要多引列寧的話，要緊緊聯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原理。關鋒等積極執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寧關於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地、經常不斷的、普遍地和大量地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論述。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後，江青說，王力、關鋒對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關鋒在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總結“毛主 席繼續革命理論”上所作的貢獻，不應該否定。 我從秦城出獄後，去看關鋒。我和關鋒講了江青在他被隔離後曾號啕大哭的事，和說他對文革有功的肯定。關鋒思考了一下說，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對他的肯定是真實的，大家畢竟在一起戰鬥過這麽長時間，還是有感情的。關鋒說，江青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而且有的錯誤還挺大。但同時他對江青的評價卻非常髙。他說，你看所有參加革命的女同誌，有幾個能和江青比？連蔡暢、鄧穎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帥孟奇在敵人的麵前表現得很堅定，很勇敢，寧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線鬥爭中卻表現得不理想，還跟著劉少奇跑呢。再說國際上的，馬克思的夫 人，恩格斯的夫人，還有列寧的夫人，哪一個能比得上江青？所以關鋒說，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沒有反過，現在、將來也不反。

 

   關鋒認為江青要本事大點就好了。不過也難，江青沒有軍事鬥爭的經驗，沒有生產鬥爭的經驗，政治上也經驗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於與人求同存異，這就不容易團結同誌。

 

   可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重新出來工作後卻把江青罵得很厲害。關鋒叫他別罵江青，閻長貴不接受，關鋒批評了他，兩人從此不來往了。近來閻長貴又寫了些關於江青的文章，較前要客觀真實些了。談到王力的《反思錄》對文革的全麵否定，尤其是他對鄧小平的阿諛奉承，關鋒氣憤填鷹，大罵他是叛徙，無恥、造謠。他在《王力反思錄》上寫滿了痛斥王力的批語。

 

7 ．關鋒對王力的批判

 

   關鋒和王力在文革中的關係非常好，很多事情他們都是一起商量配合著去做的。我因為忙於處理小組的日常事務和中央秘書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像他倆在一起的時間多。我對關鋒一直都很尊重，但對王力是有看法的。但關鋒總是勸我不要對他太存偏見。 1986年我從秦城出獄後，就想方設法去找了關鋒。而關鋒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處在打聽我的消息，想跟我見麵。我和關鋒見麵後，他就告訴我，王力投靠鄧小平了，跟著鄧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關鋒說：王力還想把我也拉過去，被我拒絕了。我那時知道王力也在到處打聽我，要和我見麵。聽了關鋒的話，我沒與他見麵。後來王力來到上海，又托人來跟我說，想跟我見麵，我也婉絕了。

 

   1995年的4月24日，關鋒從北京寫信告訴我，據說王力賣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買了兩座住宅、高級轎車，自費雇傭司機、廚師、打字員、保姆服務人員等多名。我無法查實也無興趣證實這事，一笑了之。2002年6月23日，關鋒寫信給我說：“王力的兩本厚厚的《王力反思錄》，香港友人給我寄來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 謠，歪曲事實，美化自己，簡直是無恥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麽對付？您什麽時候來京，看過細商。” 關鋒在《王力反思錄》上劃出了很多地方，準備予以批駁。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寫下的文字不多，終於沒能如願。關於關鋒寫給我的上述信中的內容，在我《回憶錄》後麵部分的信件中，還可更加完整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