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1）

 

第十五章   批鬥“彭、羅、陸、楊”及彭徳懷

 

1．批鬥“彭、羅、陸、楊”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廣大群眾參加的公開批鬥原中央上層高級領導幹部的大會。但是，這個會議，並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發起和組織的。這麽大的會，批判這麽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都未到會。 這一事件還要從葉劍英說起。

 

   1966年9月，葉劍英參加了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的會議，並接見了文藝院校的代表。在會上和會後接見代表的時候，葉劍英發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藝革命和樣板戲的講話。我也受邀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回來後，我就把這事報告了江青。江青聽了 以後，很高興。她親自給葉劍英打電話說：葉帥啊，我聽說你在文藝院校代表會上講了話，支持文藝革命，支持樣板戲，我很感動啊！葉劍英在電話裏跟江青說：我的女兒葉向真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她經常給我反映文藝界的情況。她和她的丈夫劉詩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她們都學習過，我也看過。我們都覺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電話就對我說：聽說葉向真他們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藝革命的，經常向葉帥反映文藝界情況。你去找葉向真談一談，叫她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江青還說，不久以後，北京要開一個文藝界造反派的大會，各藝術院校和樣板戲劇團都來。你去安排讓葉向真在會上發個言。 我那時雖還不認識葉向真，但我與她的生母曾是黨校輪訓時的同學，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從她母親那裏知道一些葉劍英和葉向真的情況。

 

   江青說了以後，我就去找了葉向真，並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開的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發言。葉向真在發言中，支持江青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支持樣板戲，講得挺好。 本來，在文革初期，中央戲劇學院的工作組是由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派出的，而葉劍英從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軍事科學院的院長。所以這個工作組是支持葉向真的，葉向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文革籌委會的主任。到了當年7月底，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葉向真馬上轉過來了，開始反工作組了。人家說，你根本沒受壓，反什麽工作組？ 葉向真從支持工作組變為反對工作組的造反派後，名聲已經不小了。現在又在這樣的場合發言，就一下子轟動起來了，更成了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學生的代表，而且在整個文藝界也有了影響力。戲劇院校的，芭蕾舞團的，歌舞團的，好多文藝團體的造反派都聽她的，她一時成了文藝界造反派的學生領袖了。

 

   這以後，葉向真來找過我。那時李訥也來文革辦公室，葉向真也同她見過麵，兩人談過很多關於文藝革命的事。 從文革一開始，葉劍英的態度就很積極。在毛主席麵前，他都是以一個堅定的革命左派麵貌出現的。當時我也認為他反對彭真、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真實的。他尤其反對羅瑞卿，說羅端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這些老帥，目中無人。

 

   11月28日文藝界大會後一天，在一個會議的中間，葉向真過來找我，說匯報工作。當時在我兩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滿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麵跟我說話。她說他們把李伯釗（楊尚昆的夫人，當時是中央戲劇學院的院長）給鬥了，還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許多封資修的戲劇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邊給燒了。然後她又跟我說，我們不光要鬥李伯釗，還要鬥楊尚昆。我說，楊尚昆的問題當然比李伯釗大，但他不是搞文藝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碼事。她說，那不管，也要鬥。“彭、羅、陸、楊”都要批鬥。她希望我支持他們。我說，鬥“彭、 羅、陸、楊”，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準。我說了不算，你要去找總理。她說，哎，總理那麽忙，我怎麽找得到他。我說，你父親經常與總理在一起，你應該去聽聽你父親的意見，他是老革命了，有經驗，千萬不要自己亂來。她聽我這麽說，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總理打電話來問我，誰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給抓走了？總理說話的口氣很嚴厲。我忙說，總理，我不知道 這事，我哪有那麽大的膽子啊？說完這話，我馬上想起葉向真向我問過要組織人批判“彭、羅、陸、楊”的事。我就把這件事跟總理說了 一下。我這麽一說，總理就明白了。 後來葉向真跟我說，總理找到她，要她把人交出來。她說，總理真是個談判高手，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總理兩句話就讓她答應了他全部的條件。總理說，你現在把人交出來，你要開會批判，經過我們研究批準以後，就交給你們去批鬥。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嗎？楊尚昆你們是找不到的。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到時候我把楊尚昆一起交給你們去鬥。

 

   那時，羅瑞卿住在醫院裏，陸定一剛搬出中南海，他們兩個比較好找。可彭真家裏的圍牆非常高，不開大門你是很難進去的。葉向真後來 對人說他們先巧用計謀，混進大門，然後用聲東擊西的辦法押著彭真從小門走出去的。但我又聽說他們是找人先翻圍牆進去後把門打開 的。彭真家那麽高的圍牆，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牆進去的。總之，那時葉向真也是個時代的弄潮兒，怪不得後來她複出後，在新潮流中又轉身做回電影導演，執導《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響呢！ 第二天，我在總理那裏遇到了葉劍英。我就說，葉帥呀，你女兒真行啊，競然把彭真他們都抓起來了。我是故意當著總理的麵說這句話 的，意思是告訴總理，抓“彭、羅、陸”是得到葉劍英支持的，與中央文革小組無關。葉劍英多聰明啊！他聽出我的話音來了，馬上就說，哎呀，我女兒一個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們的指導下，才能做出這麽點事情。靈敏透頂的周總理早就從我們的對話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釋了。

 

   後來他們召開鬥爭“彭、羅、陸、楊”的大會，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不要去參加。她說，這是他們搞的事，咱們別去摻和。可總理不同意，總理說，這麽大的事，中央文革一個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後來總理就要我和王力、關鋒幾個人應卯式地去參加了大會。 江青叫葉群也不要去。但葉群後來還是去了，她是換了便裝，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陸定一下場的。 那個批判會開得很沒有水平，鬥彭真的時候就是喊喊口號，念念稿子；羅瑞卿腿摔斷了，就把他放在一個籮筐裏抬上去鬥，弄得群眾都看不下去；鬥陸定一的時候，陸定一很緊張，一直在大喊大叫；而鬥楊尚昆，就根本沒有拿出什麽材料，連竊聽器事件都沒說。 從那以後，我跟葉向真的聯係就很少了，她有時來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說話就比較少了。但當時她早已經認識了好些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了。這女孩真厲害，沒幾天，她就把地質學院的朱成昭籠絡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後，慢慢地最後就轉而聽她的，不聽我們的了。

 

   後來1967年7月，葉向真帶著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車去南方。一路上，她肆無忌憚地謾罵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 情況緊急反映給了我們。江青看了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總理那裏去，跟總理說，你看這些人都是怎麽罵我們的，他們還想偷渡去香港 呢。總理看了以後對江青說，這件事，由我來處理，你們別管了。今後不會再“節外生枝”了。結果，總理與葉劍英商量後，把葉向真、 朱成昭連同劉詩昆都一起隔離審査了。

 

2 ．關於張霖之等人被鬥致死的事件

 

   張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自1957年以來，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長。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對煤礦的安全生產一直不夠重視，大、小煤礦經常發生礦難。一個礦難，就幾十，上百個地死人。當時對發生的礦難事故，報紙上是有選擇報道的，但在內部有大量的通報。從每天的群眾來信中也常有礦難家屬寫來的血淚控訴。我和同事們看了都心酸落淚。所以哪個地方出什麽事，哪兒的煤礦又發生瓦斯爆炸了，是我們最害怕的事情。 為了強調煤礦安全生產的重要性，中央還在中南海瀛台舉辦了一個煤礦安全生產的展覽。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會上，他千叮萬囑一定要保證煤礦的安全生產。後來隻要是去參觀展覽的，解說的同誌就會給你講，毛主席也來參觀了，並且一再叮囑我們要搞好煤礦的安全生產。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認真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他還找來管經濟的領導同誌一起談話，多次講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別要注意煤礦生產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寧可少生產點，也要保證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礦工作過，也下過礦井。他親眼看到煤礦爆炸以後，煤礦工人家屬帶著小孩都站在礦井上麵等消息，他們的親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聲、叫聲連成一片，場麵非常淒慘。

 

   毛主席也多次找張霖之，要他解決這個安全生產的問題。說你們寧可把危險大的煤礦停產，也不能死人。還說，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老百姓死了，你怎麽為他服務？一個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張霖之回去後，礦難依然是接二連三地發生，似乎什麽問題都沒有解決。而在三年困難時期，反映煤炭部領導和煤礦領導特殊化、 多吃多占國家對煤礦工人特別照顧的證物的信件也很多。這些信件反映的問題也大都報送給了毛主席。

 

   對煤炭部的這些種種問題，特別是安全問題，毛主席震怒了，說張霖之是不顧人民死活的“死官僚”。為了礦難的事情，毛主席還批評過總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提出要批判張霖之，總理也說，這個張霖之是怎麽搞的？盡管國家的外匯那麽緊張，但中央還是批了許多外匯給他，讓他去進口安全設備，可怎麽還是出那麽多事？

 

   1965年，劉少奇和毛主席在討論“四清”運動“二十三條”的時候發生了爭論。劉少奇當麵質問毛主席，什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能舉個人出來嗎？毛主席認為，走資派就是老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這些人隻知道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麵對劉少奇的質問說，煤炭部長張霖之就是。 盡管毛主席那時就已經點了張霖之的名，可他卻還是穩穏地坐在煤炭部長的位置上。文革開始以後，他又跟著劉少奇搞資反路線。

 

   各地煤礦、礦業學院的學生和煤炭部的群眾給他貼了大字報，他就整學生，狠整給他提意見的工人、幹部。隻要是給他貼大字報的，他就認為是右派，把人家給抓起來。劉少奇要“抓遊魚，反幹擾”，他在礦業學院搞的也叫“抓遊魚、反幹擾”，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黨 分子、野心家”了，說這些人想利用群眾的不滿，利用群眾運動，篡奪黨的權力。 文革運動中，我們還收到不少煤炭部群眾的來信，講張霖之怎麽大吃大喝，從大躍進時候開始，就一直是這樣。而且喝酒很厲害，喝的都是最名貴的酒。更嚴重的是，一個煤炭部黨組的成員來信掲發，張霖之在酒後竟謾罵毛主席是秦始皇，專製獨裁。他罵主席，可能與毛、 劉爭執時，主席點了他的名有關係。這些事，當時在煤炭部底下傳得很廣。所以康生說張霖之是彭真的“死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普遍對張霖之的印象不好。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個北京市學生造反派組織代表的會議，江青在會上說，張霖之是彭真死黨，號召學生對 他開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江青又說，有個走資派，毛主席都點了他的名了，可是還沒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講話後，總理也講話，說張霖之官僚主義，漠視煤礦生產安全，要組織批鬥張霖之。但是，光說要鬥，這沒有用，得有人去具體執行。江青在會上就要我去發動群眾批判張霖之。總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為什麽要批鬥張霖之的道理向群眾說清楚。

 

   我當時對執行總理、江青的指示很積極，會後就到礦業學院去發動群眾，總理還叫我帶上幾個解放軍戰士一起去。 我去了礦業學院，找到了造反派學生，開了群眾大會，動員他們組織召開批判張霖之的大會。我在會上講了話，號召同學們、工人們要同張霖之作堅決鬥爭。但同時我在講話時也強調了，要聽毛主席的話，堅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打人。礦業學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證，不用武鬥。我的講話，後來都按原始記錄，印發全校師生，各種小報紛紛轉載。記錄上麵也記有我告誡他們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打人的話。 可是沒想到，鬥爭張霖之的大會一開，情況就起了變化。

 

   起先在煤炭部和礦業學院鬥爭的時候，還是比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來了。所以不少煤礦的工人，還有死難者的家屬，都來北京找張霖之討說法，許多人專門從外地趕來北京參加批鬥張霖之的大會。當這些煤礦工人，特別是那些在運動中挨過鬥和在礦難中死去親人的家屬參加進來以後，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難者的家屬控訴，說他們向領導提意見卻還挨了鬥，有的人還被打成反革命，被關了起來。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 有勁，他們想到自已的委屈，那鬥爭時打起來是毫不留情的。礦院的學生們根本就攔不住。這一下張霖之就慘了，他確實是被打得很厲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殺了。

 

   我看過他的屍檢報告，上麵說身上有很多的皮下傷，有青淤血斑。這當然都是被打出 來的。 張霖之死了，總理自然是很不高興的，他說，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總理在1967年2月17號（老帥們大鬧懷仁堂的第二天）的講話中，也講到了這件事情，說他很傷心，他連自己的部長都沒有能夠保護好。對待幹部不能這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我還聽參加過“江青專案組”的人跟我說，張霖之死了以後，總理很氣憤，在我被捕之後，總理說，戚本禹打死了張霖之，把他槍斃都可以。可我還在台上的時候，總理得知張霖之的死訊後，倒也沒有聽到他說過要槍斃我，那時，他仍然經常向我布置工作。對於張霖之的死，我當然負有重大責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內疚。我當時知道張霖之在底下民憤很大，所以應該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後果。但在組織批鬥的時候我沒有具體布置人去控製批鬥現場，我沒有這樣做是我嚴重的失職。我不推卸這個責任。尤其是後來我聽說，張霖之在戰爭年代的表現很勇敢，是個能打仗的將軍，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而且從個人品德來說，他也是比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沒有其他問題。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還真有一個老幹部是在批鬥中被人打死的。雖然隨意打死人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件事卻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學的黨委書記，也是個資格很老的幹部。總理知道這人被打死後發了火，說這個人過去是有功的，怎麽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査，看是誰搞的。我帶著人去一査，情況就都清楚了。原來這是個連禽獸都不如的人。還是在文革前，他把他們學校的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學生給強奸了。那個學生被他強奸後神情恍惚，飯也不吃了，樣子很可怕。學校老師也不知道她是什麽原因變成這樣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親找來了。母親來了一問，那學生也沒具體說，隻說是被領導欺負了，不想活了。她母親還以為是下麵的老師或者幹部幹的，就堅持要找學校的最高領導告狀。結果就找到了那個黨委書記。那黨委書記一看她母親，長得比女兒還漂亮。竟把她母親也強奸了。強奸以後還跟她說，不準到外麵去說，你女兒要什麽照顧都可以，否則就怎麽怎麽的威脅人家。她母親在被強奸的時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來，緊緊地拽在手裏。還把留著穢物的內褲也保存了下來。然後，那母親就對她女兒說，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堅強，不要怕。我們總有一天要報這個仇的。兩年不到，文革開始了，那位母親就去了學校。她很聰明，為保護女兒，她不講女兒的事，就講自己的事。她這麽一揭發，其他那些也被那個黨委書記蹂躪過的女孩子也都站出來了。那個老幹部平時在學校是說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負的女孩子不是一個兩個的。他還整知識分子，整下麵幹部，而且都整得很厲害的。這一次群眾起來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親把她保留下來的證據拿出來給大家看，然後就拿去公安局作檢驗，檢驗的結果，血型跟那個黨委書記是一致的。群眾憤怒了，自發地鬧起來開批鬥大會，把那人打慘了。盡管當時中央有規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風上的問題。可他這已經不是生活作風的問題了，而是新走資派黃世仁和新喜兒的故事了。

 

   我把調査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總理匯報。總理一邊看一邊就用手拍打桌子，連聲罵道，這還叫共產黨？這是土匪、惡霸呀！我就問總理怎麽處理，總理氣憤地說，不要處理了，把屍體燒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總理講，那我去跟群眾也說一下，叫他們也不要再提了，這對黨的影響太不好了。總理說，對，誰也不要再提了。 我寫到這裏，一直有思想鬥爭。因為當年總理說，不再提這事了。可我現在又提了。因為我考慮，當年就是因為沒有充分掲露黨內走資派，沒讓群眾充分認識走資派的真實麵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國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大量複辟的現狀。

 

3 ．江青與宋慶齡、康克清的糾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紅衛兵的旗號把宋慶齡父母的墓碑砸了。宋慶齡誤以為是江青叫人去幹的，就罵江青下流。江青知道 後氣得不得了。 這事在當時鬧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兒開會，宋慶齡在場，她問，誰是戚本禹啊？我站起來說，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說，噢，是你啊。 接著她什麽也沒說，就說，你坐下吧。我心裏知道，她可能是聽到傳言說，是江青讓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實她這是冤枉我了， 我保護她還來不及，怎麽會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時候，上海地下黨就指令我們組織人民保安隊去保護她的住宅，我們忠實地執行了上級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為宋慶齡罵她也發了脾氣，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對我說，她宋慶齡有什麽了不起的，你叫紅衛兵去“燒一燒”她（所謂 的“燒”，是當時流行語，意思是“衝擊一下”，並不是真燒）。當時總理也在場，可總理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回過頭，總理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隊把宋慶齡的住宅給保護起來了。可他們等了三天，卻什麽動靜也沒有。一天，總理在開會時碰到我，就把我叫到會議室邊上的小房間裏去。他問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誰去啊，是怎麽布置的？我知道他問的是宋慶齡的事，我說，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氣 頭上說的話，事後她也沒有再和我說起過。總理聽了說，哎呦，你可真是個好同誌啊！ 在此之前，總理已經命令上海馬上把墓碑修好。總理拿著修複後的照片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錯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後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事，他對江青說，你應該大度點，主動去看看她。那年的國慶節，我看到江青和 宋慶齡在天安門上談笑風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裏麵貼朱德、康克清的大字報，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前麵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來已久，她和黨內那些老大姐都反對江青和毛主席結婚。在中央領導的夫人中隻有陶鑄的夫人曾誌和江青的關係尚好，曾誌也是賀子珍的好朋友。還有就是鄧穎超，她也常來看江青，這可能是總理的意思，她自己心裏怎麽樣就不清楚了。

 

   我組織了人在中南海裏給朱徳和康克清貼了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是要求總司令應該堅決支持毛主席，跟劉少奇劃清界限之類的，還說他過去反對過毛主席，應該檢討。之後又貼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來看大字報”的大字報。朱老總倒是真的拄著拐杖出來看大字報。在中南海裏碰到他們夫婦的時候，又有人上去圍著他們，問他們有沒有去看大字報，指責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認自己錯了，承認不尊重江青。 後來我知道，毛主席對貼朱德、康克清大字報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裏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 以在這件事上麵主席一次也沒有批評過我。但是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來都很不安。

 

   後來，人民大學準備召開萬人大會鬥爭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學的學生要批鬥他們的黨委副書記孫泱，而孫泱原來是朱德的秘書。 孫泱的父親孫炳文是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時是總理的助手。後來被國民黨殺害了。孫泱開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時，和蔣經國是同學，所以整天和他們混在一起，還參加了複興社。後來黨組織和他聯係上了，告訴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馬上跑到延安去了， 人大的學生說孫泱是個特務，就鬥他。連孫泱的妹妹孫維世也一起被鬥了。

 

   孫維世是總理的養女，可不知什麽緣故，總理沒有很好保護孫維世，後來孫維世被批鬥而自殺了。現在人們都傳說是江青迫害了孫維世，這是莫須有的事。我沒聽江青迫害孫維世，倒是我知道葉群要迫害孫維世。葉群恨孫維世，因為孫維世在莫斯科曾經和林彪談過戀愛，葉群總怕她再來搶奪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蘇聯加入過克格勃的事來整她。其實當時中國的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經常互通情報，人員也可以互相調度。當時加入克格勃是個光榮的事，不可靠的人還加入不了。

 

   我過去對朱德反對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講過朱德在井岡山反對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學生開鬥爭大會的決定。總理 知道後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說，朱德並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樣做不是在轉移大方向嗎？總理還說，上次中央開會的時候，就有人鬥了朱德。我問總理，中央開會，我常來做記錄，我怎麽一點都不知道這個會呢？總理說，那是個絕密會議，你不能參加的。總理還說， 總司令在那個會上交代說，他以前在井岡山的時候是有野心的，但也隻是在心裏想想的，並沒有說出來。到抗日戰爭的時候也還有。可到 了解放戰爭就沒有了。解放戰爭時，那些大戰役，戰場死傷慘重，驚心動魄，都是主席親自指揮的，他隻能做個參謀。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了，自已是沒有資格來當黨的領袖的。到現在年紀都這麽大了，就更沒有這種想法嘍。總理說，後來主席聽說劉少奇開會批鬥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說，有人說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總理叫我馬上去取消人民大學的群眾大會。我馬上遵從總理指示，打了電話給人民大學，又叫秘書去人民大學說服他們取消了這個群眾大 會。

 

   1986年我出獄的時候，那時總司令早已經去世，康克清還健在。我給康克清寫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檢討。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犯了錯 誤。雖然我們撤銷了批判總司令的大會，但我們還是有錯。我一直沒有給你作檢査，是因為當時給你檢査的話，好像我在尋求什麽“寬大”，不是真心。現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監獄，他們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認。但在反對朱總司令這件事情上，這確實是我的錯誤， 我現在向你作檢討。康克清的女兒後來在她寫的《我的父親朱德》這本書中寫了：戚本禹後來給我媽媽寫過檢討，認為他錯了，態度很誠懇，等等。 我的辦公室曾經與總司令的家在一個大院。總司令常到辦公室來看我們。他還送給我一本他手寫的《幽蘭賦》，上麵寫了“本禹同誌”，並蓋上了他的“朱德”大印。盡管那本《幽蘭賦》後來也被抄沒了。但每當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對總司令的愧疚。

 

4 ．批鬥彭德懷

 

   文革的時候，彭德懷是在四川搞大三線的建設。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鬥得挺厲害，彭德懷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懷。所以彭德懷到了四川之後，他對彭德懷看得很緊，把他的一舉一動不斷向中央匯報。我接到了一個西南局寫來的報告，就兩張紙，很簡單。上麵說彭德懷現在在四川很自在，到處去看大字報，並對自已的問題進行翻案。當他看到批判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大字報的時候，他就笑，說，你們現在才知道反劉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對他了，你們還鬥我呢。於是，我就和關鋒一起寫了一個報告，說彭德懷的翻案活動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我記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總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討論彭德懷這個問題。江青在會上說：我們忙得不可開交，彭德懷卻在那裏 幸災樂禍，優哉遊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懷帶回北京來進行批判。在討論中，包括總理在內，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見，認為應該把彭德懷調回北京來。但是怎麽把他帶來北京？開始想用解放軍去把他帶回來。總理說，讓部隊去帶不妥，還是由群眾去帶比較好。王力、關鋒說，那就讓紅衛兵去帶。就這樣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讓紅衛兵代表群眾把彭德懷帶回北京。總理還說，不能坐飛機，要坐火車，因為飛機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說不清楚了。有人說，現在火車很緊張，又很亂。總理說，搞個專列車廂，他去跟衛戍區傅崇碧說。然後總理就叫我去與紅衛兵聯係。我問總理，帶回來以後怎麽辦？總理說，帶回來就跟我說，下麵的事我來安排。

 

   在中央文革開會作出了決定以後，14日上午，我就叫閻長貴通知朱成昭去辦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當時正在四川串聯的師生和王大賓主辦這件事。我知道王大賓這個人做事比較穩重，不會瞎來，就同意了。王大賓到成都後不久，有人向我匯報說，彭德懷把地質學院去的人給說服了，說得變成同情他了。我一聽不對，批評了地質學院的人，同時又趕緊找人通知韓愛晶，說地質學院對彭德懷的事不積極，拖拖拉拉，讓他去接著辦這事。韓愛晶對這個事很積極，二話沒說就堅決去辦了。我對韓愛晶說，如果他們不肯把彭德懷帶回來，那你們去。但最後還是王大賓他們把彭德懷帶回來的。彭德懷對王大賓說，你們現在才反劉少奇，我在廬山會議上就反劉少奇了。你們說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劉少奇。王大賓很相信彭德懷的話，認為彭德懷案搞錯了，彭德懷是擁毛反劉的。這些都是王大賓跟我說的。 王大賓這個人是比較誠實的，我相信他不會說瞎話。

 

   王大賓把彭德懷帶到北京以後，就給我打電話說，“海瑞”帶到了。我問在路上安全嗎？他說我們連一根頭發都沒碰他。我說，好，你們 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謝謝你們。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快報組”的記者也跟我打電話告知彭德懷帶到了。當時，剛好中央文革在開會， 總理、陳伯達、江青都在，我報告說紅衛兵已經把彭德懷帶回來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兒去？總理馬上說：好，行了，這個事情由我來安排，你別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室打電話給衛戍區找傅崇碧。我在他後麵，聽到總理在電話囑咐說，吃住都要有保證，被子要多送幾床，別凍著了。總理又在電話裏說，彭德懷住哪兒，要保密，不準說。不準隨便拿去鬥，凡是要鬥，都得經過我批準。也不準到他的住處去圍攻。彭德懷的身體情況、思想情況都要隨時向我報告。總理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才放下電話。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學院和地質學院聯合開大會鬥爭了彭德懷。在鬥爭大會前，北航紅旗在韓愛晶的主持下，先開了一個小型批鬥 會，要彭德懷交代他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懷不承認。韓愛晶衝動之下，首先動手打了彭德懷一個耳光。文革結束後韓愛晶為了這一個耳光也付出了很慘痛的代價。 彭德懷一直是被總理安排在衛戍區保護著。當時凡是要鬥爭彭德懷，都得直接向總理報告。連軍委、總政的人要鬥彭德懷，也得找周家鼎請示總理，中央文革小組沒有批準批鬥彭德懷的權力。沒有總理的同意，誰都調不動彭德懷，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懷究競關在哪裏。

 

   文革結束後，來監獄審問我的人問我，為什麽要從成都揪回彭德懷。我就回答說，西南局有報告，總理主持會議作出的決定，我具體執行 了。這些具體事實你們去査檔案就清楚了。他們就不再追問下去了。因為那時他們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維護周總理。

 

5 ．關於李立三的問題

 

   對於李立三的問題，我在文革中曾公開表過態，說他愛人李莎是蘇聯的克格勃。我當時是根據一些小報的揭發來說的。那時認為克格勃是 給蘇聯搞特務的，所以就認為是有問題的。到文革後我看到了相關的調查，李莎與克格勃沒有關係。我感到我犯了陷人於罪的錯誤。 雖然後來沒人來追究我這個錯誤，但我心中一直都是不安的。

 

   李立三曾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中共黨中央的領導人，主持過中央工作。當年我之所以那樣表態，支持群眾批判李立三，是因為我對他印象 不好。曆史上李立三對毛主席很不公正，他批評毛主席是右傾機會主義，還開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職務，雖然並沒 有開除黨籍。可是消息傳下去卻說是開除了黨籍，因此主席不能在紅四軍擔任黨代表了，隻能當師長。

 

   本來，李立三是毛主席早年的朋友，主席有個回憶，早年，他曾在長沙的報紙上發了個征友啟示，交了幾個朋友，李立三因為隻見了一 麵，沒說多少話，算半個。後來毛主席把自己開辟的安源煤礦的共產黨組織和工會組織，都交給了李立三，李立三因此在工人運動中出了名。這樣他才進入了中央，當上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以後他到蘇聯取得了共產國際的信任，派他回來當了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但他回來以後，卻大整毛主席。我覺得這人太不地道了，有點中國人所說的小人得誌、忘恩負義的味道。正好有華北局造反派提出要批判李立三，找到我，我就說了幾句話支持他們。後來，我向江青、總理匯報了這個情況，當時總理說，讓群眾批判他一下也好。

 

   李立三在蘇聯， 卷入了共產國際的內部鬥爭，被送至西伯利亞。在延安開七大的時候，毛主席不計前嫌，仍說服大家選他為中央委員。那時他在西伯利 亞，消息閉塞，根本不知道此事。是毛主席叫人與蘇共交涉接他回國，回國後又委以重要任務，讓他在哈爾濱參與東北局的領導。總理說，這些就是他，也是黨內同誌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6 ．中央文革在運動中保護的一些老幹部

 

   事實上，江青在文革中保過很多老幹部。中聯部鬥爭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說，叫他們別鬥了。王稼祥在曆史上對主席是好 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別向中聯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們就停止了批鬥王稼祥。

 

   江青和李富春的關係特別好。她去了延安後，她的組織關係就是李富春給査清楚後恢複的。李富春那時是中央的組織部長，他又做過中央 辦公廳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語。李富春馬上找那些人來，訓斥了一頓。說，不許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要處分。 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要負黨紀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這麽一講，下麵就不敢亂說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時，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說，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時國家計委和學部都有人貼李富春的大字報。我就去跟他們說了，不許反李富春。他們問為什麽？我說，沒什麽為什麽的，就是不許反。

 

   文革運動中，農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譚震林。但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就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會上說了，譚震林是跟毛 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對包產到戶。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少奇、鄧小平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據說譚震林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總算講了幾句人話”。

 

   江青還讓我去保王震，事後王震還親筆給我寫來一封信，表示感謝。 江青還幫很多老幹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江華曾給主席做過秘書）。連犯了嚴重錯誤的葉子龍，江青都為他說過話，說他雖然犯了 嚴重錯誤，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