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08）

 

第三章  校對《毛澤東選集》和收發

 

1.  《毛澤東選集》編輯立項

 

   我丟掉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個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具體是做校對和收發。

 

   毛主席在 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 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就和斯大林商量過出版自己的選集的事，回國後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後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毛主席無暇顧及，這項工作就暫時擱淺了，因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參加編輯是不行的。

 

   抗美援朝進行到第三次戰役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誌願軍趕到“三八線”以南，戰局對我們比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時間做別的事情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

 

   我當時弄不懂，編輯《毛澤東選集》不是我們自己的事麽，為什麽還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訴我說：“這可是個了不得的大事。編輯 《毛澤東選集》這個事，不僅牽涉到我們一個中國，還牽涉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是什麽人都可以出選集的，隻有導師級的人物才能出選集。誰出選集，要是沒有斯大林的同意，那會有很多問題的。”他跟我大致講了一下中國和蘇聯之間、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間，實際存在過的矛盾和分歧。他還說，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動提出的。當時毛主席說：“我們因為長期處在戰爭中，對理論缺少研究，特別是我的幾篇哲學著作，當時是寫了提綱，作為講義和大家講的， 沒有在理論上嚴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誌的幫助。我們缺少理論幹部，你們是不是派個理論幹部來幫助我們？”斯大林欣然同意了， 還派了尤金來北京幫助出版《毛澤東選集》。

 

   尤金是個理論家，主編過蘇聯的《簡明哲學詞典》 。他曾專門把《實踐論》翻譯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賞毛主席的這篇哲學論文，指示在1950年 12月的《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真理報》同月發表評論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自那時起，一般的蘇聯 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個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的理論家。在實際編輯《毛澤東選集》的時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實踐論》、《矛 盾論》這些哲學著作，牽扯到整個馬列主義的哲學體係，就都要經過尤金審查。他來後我聽過一次他的報告，感到這個人的確水平很高。 他說，他原以為中國沒有馬列主義，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驚，毛主席的哲學水平那麽高，能把馬列主義的哲學問題講得那麽清 楚，是他沒有想到的。他認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馬列主義，都是馬列主義。但他不認為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有創造性發展，他強調毛主席隻是符合馬克思主義。

 

2. 《毛澤東選集》編輯過程

 

   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後，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但中央並沒有設立《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工作的專門機構，當時的“編輯委員 會”既沒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員，也沒有正式的辦公地點，所有參加這項工作的人，都是兼職的，凡是給“編輯委員會”的有關文件、信 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頤年堂和靜穀連接處的轉角上，十幾平米的平房，分裏、外兩間，外間的桌子就是“毛選出版委員會”的辦公地點。

 

   陳伯達、胡喬木、江青、田家英、葉子龍合稱主席的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雖說是主席的秘書，但都擔任著中宣部的副部長職務，陳 伯達還是馬克思列寧學院的院長，胡喬木還是新聞總署署長。所以這兩個人平時一般是不來秘書室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啟動後， 這五大秘書中，葉子龍因為是負責機要工作的，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行政秘書江青，因為解放戰爭中隨毛主席轉戰陝北，後又在西柏坡照顧毛主席生活、協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勞累，身體一直很差，雖然1949年第一次去蘇聯療養7個月，但並未完全恢複健康，1952年經中央批準再度去蘇聯療養了，所以也沒有參加《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剩下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三人都參加了。

 

   田家英負責具體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裏麵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勞動遠大於陳伯達、胡喬木。排名是陳伯達、胡喬木、田 家英，其實貢獻是倒過來的：田家英貢獻最大，陳伯達貢獻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戰的口號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喬木改的東 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陳伯達改的多。不過，陳伯達在《矛盾論》、 《實踐論》這兩篇文章上麵花的功夫是胡喬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陳伯達修改的地方、提出疑問的地方，比胡喬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記得，《實踐論》上有一行字，主席原來引證的馬列著作是舊的譯文，陳伯達把舊的去掉了，換上了新版的譯文。毛主席自己改過的稿子，別的先送給胡喬木、田家英去印，而《實踐論》是專送陳伯達看，陳伯達看了再交給田家英印。所以陳伯達在理論上算是毛主席的一個助手。

 

   我現在還保留下來一個《毛澤東選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編目，它與後來的實際編目差別很大。當時各解放區都分別編印了各種版本的毛主席講話和文章的小冊子。“編輯委員會”經過比較，發現東北局編印的最為完整，就采用了東北局的版本為基礎。後來的《毛澤東選集》 排版的方法和東北版本都差不多，連字體大小都差不多。這說明《毛澤東選集》沒有完全擺脫東北版本的影響。鄧拓主編過一個晉冀魯豫版的《毛澤東集選》（張春橋當年參加過這個版本的編輯）。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很多是采用了晉冀魯豫版的。所以，鄧拓對《毛澤東選集》是有大貢獻的。

 

   編排目錄出來後，就送給主席和其他幾位主要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他們看，也送給幾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看，其中包括任弼 時，讓大家提出增加和刪減意見。任弼時開始還看送過去的編目，後來因為病得很重，對送過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給回應了，所以任弼時可以說實際上沒有參加這項工作。編目上畫圈的重點文章都還要送尤金看。

 

   根據目錄入選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對後出清樣。田家英跟我說，清樣雖然是印出來了，但它不是原件，我們還要去檔案館， 和保存在那裏的原件作校對。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是發表在20年代的《向導》雜誌上的，中央檔案館保存有《向導》，就要到那裏去校對。田家英還特別交代，這些東西年代久了，紙張都很脆了，翻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別弄破 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檔案館去找到相關文章對照原始文件校對。我發現，東北局的版本和《向導》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動的字和標點還是東北局的改得對，原稿上是錯的。可見當年編輯東北局版本的同誌還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岡山的 鬥爭》，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來的，很可能就是當時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沒有手稿，隻是當時的記錄， 主席在記錄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軍事電報是主席親自寫的，我去找文件的時候，看到過一些這類手稿。

 

   清樣出來後，一份給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校閱。胡喬木、田家英對清樣看得非常認真，他們兩人負責了對清樣 文字的技術性處理。從技術處理的結果來看，胡喬木的知識結構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許多。一般情況下，胡喬木、田家英校閱好的清樣，送毛主席審改後即為定稿。但有時主席改後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後入選文章的題解和注釋，胡喬木、田家英寫了一些。但是，凡專業性的注釋則由黨史工作者繆（miào）楚黃和曆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lán）等專家撰寫。有些題解，主席看了不滿意，就會自己重寫，對注釋部分，主席也改動得很多。

 

   陳伯達對清樣並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認真，他好像隻對某些特別的東西有興趣。例如毛主席改過的清樣，他看得很仔細，甚至在主席改過 的清樣上，再做些技術性的修改，或寫上幾個可有可無的字。毛主席改過的清樣，是文檔的珍品，陳伯達改上幾個字就弄得很不協調，大家對他的這一做法都看不慣。此外，第一卷有個《本書的出版說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陳伯達改了一些字，讓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給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寫的。這類小動作胡喬木、田家英他們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陳伯達老師，後來就有點看不起陳伯達了， 背地裏叫他“老夫子”，帶有諷刺的意味。

 

   那個時期，我每天進到辦公室，先分發清樣給田家英、陳伯達和胡喬木他們【當時他們也在秘書室，還是在中宣部？】 ，然後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開始校對。小屋子大小跟過去那個太監用的小屋子差不多，隻有現在一般辦公室的1/4大，裏麵放一張小桌子，就沒有多少空間了。一般情況是我念，他對，有時反過來，他念，我對。田家英抽煙，氣味就在狹小的屋子裏飄蕩，我不抽煙但必須接受他的煙熏。所以，單是一個上午下來，我就覺得很疲勞，腦子也變得很遲鈍，有時明明錯的地方也看不出來了。我出錯後，田家英就對我進行教育，說這個校對，古代人就叫它是校讎（chóu 仇的異體字），就是要把錯的地方當作仇敵一樣，把它逮出來。《毛選》是我們領袖的選集，哪怕一個字，一個 標點符號都不能錯。

 

   為了標點符號不出錯誤，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喬木編寫的當時還沒有正式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標點符號的規定”的文件，熟悉標點符號的用法。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標點”。當時完成的《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的標點符號，最後都是由我校對的。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進他們的寫作班子，去跟他們搞“九評”，他們在校對文章，念到標點符號時，我甚至一聽就能指出哪個標點符號用錯了。為此他們封我一個“標點符號專家”稱號，叫我“戚標點”。

 

   清樣送給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動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現在這樣，隻校改了的部分。這個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沒有發現的問 題，再校往往會發現。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來的東西，沒有改動了，才給大家傳閱。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幾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來，往往就是三十幾遍。這樣下來，最後定稿的《毛澤東選集》裏就沒有什麽錯別字，沒有什麽錯誤標點符號，不像現在的書，隨便都可以見到錯別字、錯誤的標點符號。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編輯《毛澤東選集》過程中自然要產生大量的作廢的清樣。這些廢稿怎麽處理？除了有毛主席親筆改過的清樣必須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動過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時，紙張很緊張，往往一張稿紙我們要翻來覆去地用；《毛澤東選集》清樣的紙張好，所以， 裏麵隻要沒有毛主席的親筆字，無論誰（包括陳伯達、康生、田家英）改過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給大家當草稿紙用。

 

   《毛澤東選集》編輯進度是很快的，1951年 2、3月正式啟動項目，同年10月第一卷就出版發行了；1952年4月第二卷也上了書店的書架； 1953年4月第三卷也與讀者見麵了。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三卷的編輯。（第四卷是 1960年10月出版發行的，我沒有參加這一卷的具體編輯工作。

 

   3.   修改《矛盾論》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的提綱，後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習。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 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 懂。主席修改後的《矛盾論》，由師哲他們翻譯成俄文後交蘇聯人尤金去看。我對照過《矛盾論》原文和修改後的《矛盾論》，一大段增 加，一大段刪減，裏麵引述的黑格爾、馬克思、列寧的一些話，是陳伯達整理的。陳伯達對《毛澤東選集》的主要貢獻就是在這個哲學思想方麵。

 

   在《矛盾論》的“五、 矛盾諸方麵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一節中，論述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的時候，有一句“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 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寫的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鬥爭性” ，是陳伯達把它改成了“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 性”。當時，政治氣氛是強調鬥爭，他們三人在討論的時候，陳伯達懷疑主席是筆誤，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話下麵劃了一道，並將其倒過來 了，胡喬木也同意倒過來。這樣，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裏，就是“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我當時水平低，沒有資格參加這樣的討論，陳伯達這個修改對不對，我也說不上。現在如能查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麵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聽了陳伯達的意見後劃的。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問題牽涉到“一分為二”這個哲學問題。在文革進行到1967年時，一些群眾在討論矛盾 的同一性和鬥爭性關係問題的時候，就討論到“一分為二”的問題，進而討論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為二。一些說可以一分為二 的人給抓起來了，說他們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理論依據就是《矛盾論》中的“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後來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問陳伯達，他不表態；我又去問張春橋，他說理論問題說不清，這個也不好問主席。我覺得，這個問題，牽扯到很大一批人，說人家是反毛澤東思想，不解決也不行，要是成為一個錯誤潮流也不好，我就去問了主席，關鋒也說應該去問主席。我向主席請教說，外麵說毛主 席的思想是個普遍性的東西，絕對性的東西，不能一分為二，那些說可以一分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評。主席聽了說：“我的思想怎麽 就不能一分為二？當然可以一分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謝富治知道這個情況和毛主席的態度後，就展開調查，責令可教育但 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類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麵的人不能準確領會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亂來，結 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錯誤領會和錯誤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幹擾文革。文革後，有人就把所有這些偏差都算賬到主席的頭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說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想，那不隻是自謙，而是反映了他一貫遵循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辯證曆史唯物主義原則。“事物都 是可以一分為二的”和“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這兩個命題是否存在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或者說，主席原稿到底有沒有筆誤？陳伯達的修改到底正確不正確？關於這些問題，仁者還可以見仁，智者還可以見智。

 

    4 .感人至深的《論持久戰》手稿背後

 

   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都調不出來，連總理都調不出來，我們要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 檔案館。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謄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麵改一改。這是怎麽一回事？我後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我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謄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謄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江青說：“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結晶，主席在文章裏預測的東西後來都被證實了”。從江青那裏，我還知道，主席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很容易發脾氣，不允許有任何幹擾，誰要影響到他，他就把誰罵出去。

 

   那時，主席吃飯也是食不知味，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麽來，就馬上放下先去寫。所以，主席一餐飯常常是冷了再熱，熱了又冷。江青 還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還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搗碎，弄得很細很細，送給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圇吞下去了。那個時候，一有 人來找主席，江青就擋在門口，一些很大的人物來了她也不讓見主席；人家還以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訴他們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主席可能是寫的過程中碰到特別解不開的困難了，會顯得很煩躁，那時天氣本來就悶熱，主席一煩躁全身更熱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給他擦頭；主席手上也熱得不行，江青就找來些涼的石頭，讓他握著用來降溫。江青在邊上也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謄抄好，因為隻有江青能認出主席的字來，別人都抄寫不下來。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對我、王力、關鋒、文元和穆欣幾個人，談過她的早年曆史，穆欣當時作過筆記的。她說，她從小就受到壓迫和侮辱， 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歲去學京戲，那些名角，那些教戲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進行了反抗。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對她那樣一個漂亮的姑娘，有著非分之想，卻沒有一個人去捧紅她，就是因為她用毫不猶豫的反抗，摧毀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黃敬 （俞啟威）是她在青島時候認識的，是她的入黨介紹人，也是她的初戀情人，她對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黃敬被捕後，她隻身逃到上海找黨組織。可是，周揚有個弟弟見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發生關係，還跟她說，我哥哥就是周揚。她把周揚弟弟怒罵了一頓。沒想到，周揚因此就不給她接組織關係，還挑她毛病說她怎麽怎麽不好。那個廖沫沙，也不是個好東西，也想欺負她。那時她不到二十歲，他們原都以為隻要稍微一逼，她就會就範的，沒想到她是在不斷的反抗中長大起來的，性格倔強，根本不就範。隻有唐納，性格比較軟弱，她覺得還合得來，就和他好了。後來她發現和唐納還是合不來，就在抗戰爆發後自己一個人離開了上海，投奔延安，幾經周折終於在1938年到了延安。

 

   她剛到延安時，有人讚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 ，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級幹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誰也看不 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談話，談到很晚還不讓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責問。那時，毛主席在黨內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後，王明才是延安婦女界的偶像人物，她們一哄而起，對王明的崇拜遠超過了對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線連總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見王明當時在黨內、在整個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這樣，江青還是看不上王明，還是心裏隻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為人寬容、大度。她說她是有幸嫁給了毛主席，換成別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來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卻也招來很多大姐們的不滿。葉子龍跟我說過，在延安時，黨內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歡江青，都孤立江青，說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賀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賀子珍。賀子珍這個人人緣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來的，大家都認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們兩個的關係呢？葉子龍說，賀子珍和主席吵架，舉起板凳就 往主席頭上砸，如果不是警衛員攔住，不知道會出什麽後果。其實江青沒有搶賀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賀子珍離婚以後，才和主席結婚的，可那些大姐們都認為，主席離婚，那隻是說說而已的，不能當真。更惡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內的不少人還罵她是婊子（宋慶齡後來也這麽罵過）。文革中更有人不斷拿這些人的惡語和謾罵做文章，當做證據來抬高別人，貶低和汙損江青。

 

   江青還說，在延安康生對她這樣一個小輩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後來一直是叫康生“康老”。總理當年對她也很照顧，不反對她和主席結婚。此外，當時賀龍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結婚的。還有一個李富春，他是很聽毛主席的話的。他也是保護江青的，他把江青入黨的事都給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結婚。後來江青有什麽困難，都找李富春。當時有人造謠說江青和黨校一個什麽人好，江青聽到後就到李富春那 兒去哭訴說根本沒有那回事。李富春聽江青訴苦後，馬上找人了解情況。實際情況是黨校一個人暗戀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和人家來往過。李富春又找到那個人，把他訓斥了一頓，叫他“不要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就要處分。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的話，要負擔黨的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代表中央組織部這麽一講，下麵就不敢亂講了。

 

   一個從小就遭受壓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難的時候來到主席身邊照顧主席，而且照顧得那麽好，這裏麵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 情和革命者的誌同道合，後人恐怕是很難體會的。正如江青所說，毛主席《論持久戰》所預測的東西都發生了，八年抗戰，日本人被趕回去了。可是不久內戰又爆發了。1947年3月胡宗南領20萬國民黨精銳大軍進軍延安，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機關3支隊與毛主席同生共死。當時，任弼時是3支隊司令，陸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導員。江青要負責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衛、機要。可是，那些主席身邊的人，像葉子龍、李銀橋等等，都不把江青當回事，不聽她的話。據江青說，她批評李銀橋，李銀橋不服氣，向主席告狀，主席隻能是調和一下，要李銀橋尊重江青，因為她是領導。那時，汪東興有支小分隊，是專門在軍事上保護主席的安全的。隻有汪東興對江青畢恭畢敬，惟命是從。但後來她為這樣的唯命是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76年就是汪東興參與華國鋒、葉劍英他們的政 變，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來了，我是很氣憤。如果從個人恩怨來說，我完全可以像金敬邁（長篇小說《歐陽海》作者）一樣把江青大罵一通。但我不能這樣做，不說其他，就憑她當年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難的時候，把主席照顧得那樣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麽。

 

   5.   影響終生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

 

   為《毛澤東選集》做校對我後來的成長和全部人生的影響都非常大。從工作關係上來講，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間的感情，與陳伯達也 建立起了相互之間的了解。但這些還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關鍵的是，這個時期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文化、學習寫作的時期，甚至比上 幾年大學還有用。人是學而知之。毛主席寫的那些個句子，不用懂句法，就會喜歡，喜歡就容易學會。誰要把那時的《毛澤東選集》三卷 都念個三遍，五遍，十遍，看他會不會寫文章，保證他會寫文章。所以，把《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校對完後，我原來不會寫的字會 了，不會的文法也會了。自那以後我寫起文章來，就輕鬆多了。後來我能寫出一些有點氣勢的文章，可以說就是得益於這個時期校對《毛澤東選集》。

 

   更重要的和更關鍵的還在於，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對什麽事情是什麽觀點，對工農什麽看法、什麽態度，對知識分子什麽看法、什麽態度。一個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詩，他就可能變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詩，就可能變成李白的浪漫主義了。毛主席對杜甫評價很高，我也喜歡杜甫的詩，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東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對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於心，毛主席的思想就變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歡田家英，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對主席的東西用過心，整理出來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風格。例如：“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本不是主席的原話，是田家英根據主席講話的原意，模仿主席的語言整理出來的，是爐火純青的主席風格。校對完《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我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寫起文章來就會自覺地、自然地融會進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帶者一點毛主席的風格。我那時的報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歡，喜歡就批注，恐怕就有這樣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愛看主席的書，還沒有加入地下黨，第一次讀到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就服膺（衷心信服）了毛主席，決心跟著他幹革命，曆史垂青於我，幾年之後就讓我做了《毛澤東選集》的校對。是田家英讓我參加到這個工作中來的，所以，我一直視田家英為我的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