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8 工運再複蘇

 

第二章 職工運動的複蘇

 

   由於工會組織的恢複，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罷工事件日益增多；而這年二月間上海日本 紗廠工人的罷工，又是“五卅”運動之前，罷工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強之中，日本在華工業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在中國境內開設 了各種工廠。那時日本在中國境內所設置的紡織廠，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個廠。紡織業間的競爭相當劇烈。日廠資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條約為護符，不惜采取降低 勞動待遇的手段，來維持和增加利潤；同時對中國民營的紡織廠；積極進行吞並和排擠。這 些事首先引起紡織工人醞釀反抗，也引起中國工商界的憤怒。

   日本紡織廠中資力最雄厚的是“內外棉株式會社”，它在中國有十六個廠；其中十一個在 上海。中國工人在“內外棉”做工的境況之慘，簡直如處地獄。工人分日夜兩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時；眾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資不過一角多一點（約五分美金）。他們的食 宿條件，壞到難以形容。管理工人既嚴格周密，額外克扣工資的事件，又層出不窮；打罵工 人，更是司空見慣。進而發明了一種獨特辦法來榨取利潤；它利用中國人民的困窮和大量失 業，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設立集中營式的訓練所，名之為“養成工”。以這種“養成工”製度， 用來對付反抗力較強、工資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工廠傳出大批成年男工被開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騷動，並發生逮捕和毆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開始罷工；罷工的主要口號是“反對 東洋人打人”；罷工風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個在上海的日本紗廠，罷工人數達四萬餘人。 這次罷工具有反日的性質，獲得上海各民眾團體，如學生聯合會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總商會出麵調停。日本廠方接受了“不得無故打人”等四個條件，罷工才告結束。 這次罷工雖未獲得全部的勝利，但上海紗廠工會的勢力，卻迅速膨漲起來（日本紗廠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後，日本紗廠中繼續發生一些勞資糾紛和工人反日的舉動，終於釀成了 五月十五日內外棉第七廠，日籍職員殺死工人顧正紅的事件；這一事件便成為“五卅”運動 的導火線。

   我於三月十六日到達上海後，同誌們向我談起這次罷工的壯烈經過。我以前一直認為紗 廠工人多係童工和女工，團結力較弱，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困難多端。現在居然出現了可觀 的成績，足見職工運動已有了新的生機。 我曾親到滬西紗廠區去考察，看出同誌們頗能利用已往的經驗，尤其是我在長辛店發動 職工運動以來的經驗。

   中共上海區委會在紗廠工人密集的地方，設立了一些工人補習學校和 工人俱樂部等，團結了不少工人。這些學校和俱樂部大多數由青年知識分子負責領導，其中 上海大學學生劉華就是最能幹的一個。在二月間的罷工中，紗廠工會組織尚未健全，罷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號之下，曾采取阻攔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這是李立三根據安源路礦工會 罷工的經驗所表演出來的傑作。不過這種兼用強迫的方法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在當時尚 未為人重視。 我曾和一些工人談話，他們大都表示：“反對東洋人打人”是天經地義的，每個中國人都 應當讚成。即使是知識較低的女工童工，一聽反對東洋人的話。也均義憤填膺。我認為這是 上海職工運動的一個新的動向；這種工人的經濟鬥爭，加上民族主義的因素，發展確具無比 的活力。

   延擱了兩年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終於一九二五年五一節在廣州舉行了。這次大會的 成就，為緊接著爆發的“五卅”運動，準備了組織上的條件。 這次大會雖是由北方的全國鐵路總工會、華中的漢冶萍總工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 廣州工人代表會是由國民黨工人部發動組織起來的。表麵上包括了廣州所有的工會，事實上右傾的廣 州機器工會是與之對抗的）、 香港的海員工會四個主要的工人團體出名召集的，但實際的籌備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職工運 動委員會主持。我們忙著聯絡各工會選派代表，並以全國鐵路總工會和漢冶萍總工會的名義， 電邀赤色職工國際派代表出席，以及擬定議事日程等等。

   四月下旬，我們紛紛前往廣州主持 其事。 五一節那一天，廣州市舉行了一個超過五萬人的勞動節紀念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參加 的除各業工人外，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內各校的學生。示威行列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當 推黃埔軍校的隊伍；這些軍官學生擎著“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子，頸項間係著條鮮紅的領 帶，氣度軒昂，顯然與舊式軍人不同。他們和全體隊伍一起高呼：“工農兵大聯合”、“打倒軍 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革命氣氛的彌漫，為前此所少見。

    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也定在那一天同時舉行；因此，勞動和農民兩個大會的代 表們就在五一節的下午，假廣州大學大禮堂聯合舉行開幕式。到會者連來賓共千餘人。廖仲 愷先生代表國民黨，我代表共產黨，先後致詞。赤色職工會國際代表奧斯脫洛夫斯基也應邀 發表演說。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代表等的演說。這一切舉動，使“國共兩黨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工農兵大聯合”等的氣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次勞動大會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單位，會員人數約計為五 十四萬人；這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的實力，大有增加（ 據《向導周報》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載，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隻代表有組織的 工人二十萬人 ）。代表中的國民黨員，中共黨員以及無黨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較之以往，有了顯著的增強，而 那些並非共產黨籍的代表，也多係同情中共的左傾人物。所以在大會中，中共黨團具有控製 的實力。 在七天的大會中，主要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組織問題》、《工 農聯合》、《鏟除工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及《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等七個議案。這些 決議都沒有發生甚麽重大的爭辯，便獲得最大多數代表的認可。

   大會進行相當順利，所以如此，是得力於中共的黨團組織作用。我專任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兼任工會代表，因此，我不必經常參加會議，隻在中共黨團中，從事幕後指導。參加中 共黨團委員會的，有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征，鐵路工會代表王荷波、孫雲鵬，上海紗廠工 會代表鄧中夏、李啟漢，廣州工人代表會代表馮菊坡、劉雲鬆等。

   這個黨團無異是大會決策 的機構，決議案和選舉名單，都是由中共黨團準備就緒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此誕生了。大會選舉了二十五人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林偉民 （海員工會會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漢冶萍總工會會長）、劉文鬆（京漢鐵路總 工會會長）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委員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李森（即李啟漢）為委員兼組 織部長；孫雲鵬為委員兼經濟部長等。並決定總會設在廣州，立即行使職權。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著就在廣州舉行。它鑒於總會偏處廣州一隅， 勢難指導其他地區工會工作的進行，乃決定在上海秘密設立一個辦事處。我被選為上海辦事 處的處長。這個決定給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上極大的便利；後來我曾利用這個職 務，在“五卅”時，迅速地組成了上海總工會，並推動了這個運動的進展。

   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大會的決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從此，中國職工運動便與 莫斯科發生了組織上的關係。上麵所說的奧斯脫洛夫斯基在這次大會中參加了大會工作，使 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順利通過，並解決彼此關係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各工會前此 都未與亞姆斯坦的職工國際發生過聯係，也未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而新成立的總工 會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一事，毫無阻礙。

   在領導這次勞動大會的工作中，國共兩黨合作得很好。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 仲愷先生，因忙於處理廣東的財政，乃本著與中共熱誠合作的精神，將領導工會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書馮菊波（中共黨員）處理。雖然如此，我遇有重要問題，還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談；我的意見，他從沒有表示過異議。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於廣 東的政務，在職工運動方麵，他隻願做一麵旗幟，一切實際工作他無暇過問，大家做了，他 也不會反對。

   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最大的收獲是增加了對香港工人的影響。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各工 會中的柱石，蘇兆征是海員工會中具有信譽的一位領導人。他在輪船上工作了約二十年，長 住香港，連廣州都很少去，對國內情形更是陌生。他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間代表香港各工會赴 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因而他有機會了解了內地的情況，並對中共發生了好感；終於 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轉而加入中共為黨員。 他回到香港以後，曾將他北上所目擊的職工運動的情形，介紹給香港的同事們，因而增 加了他們對內地職工運動的了解，並對中共產生好感。

   這次大會也順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團總會的反對意見。香港工團總會雖然派了代表出席這 次大會，但對中共的領導表示不滿。一位香港工團總會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團總 會是由一百多個工會組織起來的，海員工會不過是工團總會中的一個單位。他並質問：為甚 麽要海員工會做這次大會的召集人，卻不理工團總會？是瞧不起工團總會，抑或是企圖包辦？我雖曾向他多方解釋，但誤會並未冰釋。

   在中共黨團中，處理這個歧見的時候，我堅持對工團總會采取友好的態度。認為不應將 工團總會稱為“黃色工會”，形成職工運動的分裂。同誌們接納了我的意見，選舉了工團總會 一位主要代表參加大會主席團，表示我們並無歧視的意思。又經過蘇兆征等人的從中疏解， 工團總會也就積極參加了大會的工作。這件事不僅彌補了原有裂痕，也為香港各業工人後來 之一致參加“省港大罷工”，排除了不少障礙。

   但也有一部分工會始終對這次大會采取反對的態度。如廣東機器工會，曾參加第一次勞 動大會，而這次卻采取了消極不參加的態度。當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組成廣 州工人代表會時，廣東機器工會這個國民黨右派的堡壘即謝絕參與。此後，它也憑借在廣東 根深蒂固的地位，與新成立的廣州工人代表會明爭暗鬥。這次它又拒絕出席勞動大會的邀請， 我們明知無能為力，隻好任之。

   另一個代表反對態度的團體是上海工團聯合會，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由國民黨右派 人物組織起來的。參加的工會有三十二個，會員號稱三十餘萬人；其實這一數字是過份誇大 的。它始終以反共為立場，不肯與中共所領導的工會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間，日本紗廠罷 工時，這個工團聯合會又組織了一個“反共產主義男女勞工同盟”，在工人中散發傳單，表示 願意支持罷工，但勸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這種事曾引起中共的憤怒，認為是破壞反日罷 工。而其援助罷工的諾言，也從未兌現。 就由於工團聯合會不關切工人利益，專以反共為立場，中共方麵斥之為“空招牌的工會” 和“工賊的工會”，並不邀請它去參加這次的大會。它也因此發表宣言，反對第二次勞動大會 的召集，但未發生任何影響。後來這個組織在“五卅”運動中，便消聲斂跡了。

   一般說來，革命力量雖曾遭受右派的阻撓，但仍急步向前發展。廣州市這個革命中心仍 為滇桂軍所盤據，包煙包賭，弄得烏煙瘴氣；但黃埔黨軍迅速成長，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數 人對前途抱有信心。同時，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和包括約二十餘萬人的農民 協會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覺得革命的影響，已遠及於窮鄉僻壤了。

   第二次勞動大會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廣州的工人代表們時常豎起大拇指，津津敘述他們 在剿平商團和第一次東征中，與黨軍和農民群眾共同作戰的經過。我們這些中共負責人也覺 得這次大會獲得了預期的成果，它團結了可能團結最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總工會， 實現了工會的統一領導。從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實的稱得上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

   五月八日，大會在一片歡欣聲中閉幕，從各地來到廣州參加大會的工人代表們，紛紛北 返。他們多懷著興高彩烈的情緒，要將大會的成就介紹給各地的工人群眾。 我因另負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導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暫留廣州。

   這時已是討伐楊劉 的前夕，國民政府之改組，也正在醞釀中，我須與鮑羅庭和廣東區委負責人商談政策方麵的 問題，如果不是上海發生了顧正紅被殺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後，再行 北返。 上海“內外棉”第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殺一事，恰恰發生在第二次勞動大會閉幕以後的五 月十五掃，特別易於激起人們的憤怒。上海中共中央將上海工運的緊張情況函告我，要我從 速返滬策劃。我於是匆匆結束廣州方麵的工作，於五月廿六日首途，到達上海時恰恰又是“五 卅”之夜，行裝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