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6 孫中山病逝

 

第二章 國民黨在北京的政治會議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孫中山先生到達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眾大感興奮。不料他突為病魔所侵襲，致令他北上雄圖歸於泡影。在孫先生病危時期，國民黨陷入苦難之中；幸賴高級人物—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極力維持團結；同時廣東方麵又獲得第一次東征的軍事勝利，廣州政府地位得以穩固；這樣，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國民黨發生根本的震蕩。

   在孫先生到達天津以前，北京的臨時政府就已經組織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臨時執政府執政。段祺瑞這個北洋軍閥的元老，原已無力左右北京政局，在這次反直戰爭中，他的嫡係盧永祥又因戰敗而失去浙江地盤；所以他這次的出山，其實是在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首腦鑒於時局的需要而捧出來的。

   段氏上台以後，表示外崇國信，尊重對外條約，以期獲得外交團的承認；同時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並於十二月二日製訂以軍閥官僚為主體的善後會議條例。這與孫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張召集的以人民團體代表為主體的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孫中山先生到達天津之後，就與段執政發生了歧見和爭執。

   孫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適。當時北京革命圈子內盛傳他不過是患著輕微的感冒，也許是政治病。因為與他有過同盟關係的段執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從相反的方麵，逕將一切國是按己意安排，使孫先生沒有置喙（插嘴）的餘地，所以索性稱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為摧毀了三角聯盟，也使國民黨內部趨於團結；中共的黨員們至此也相信孫段之間是不能妥協的；黨政要人們多仆仆（奔走勞頓）於京津道上，商討時局對策，並組織民眾團體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問孫先生，表示支持，從而打擊段祺瑞的氣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領了一個數約十人的鐵路工會的代表團到天津去探視孫先生。那時，孫先生已臥床不起，由他的秘書汪精衛接見。見麵後，首由鐵路工會領袖鄧培、孫雲鵬表示慰問，並聲明鐵路工人一致支持孫先生的主張，汪精衛當即代表孫先生表示謝意，並說一俟孫先生病愈，將約期親自接見。

   接著，汪精衛向我暗示，孫先生的病況，比外間所知的要嚴重得多，他又問我：“你看孫先生抱病進京好，還是趁早離津南下，擇地就醫好呢？”我答以這要取決於孫先生的病狀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說：“段執政是不尊重孫先生主張的；張作霖又要求孫先生放棄聯俄政策以敷衍東交民巷；馮玉祥又因實力不足，表示消極；在這種局麵下，孫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麽作為呢？”我答複他的大意是：孫先生如果南下就醫，可能會給人以在政治上退卻的錯覺？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醫，在政治上有多種積極的意義，最少是能將北方民眾都團結在孫先生的旗幟之下。汪答應將我的意思轉告孫先生。

   孫中山先生應否抱病進京，確是當時議論紛紜的事；那時也尚無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瘤絕症。一般國民黨要人都從赴北京可能獲得的醫療條件和政治需要來研究這個問題，結果多數主張他到北京去。孫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先生在民眾盛大歡迎之下，抱病到達北京。

   孫先生到北京以後，已不能接見賓客和處理事務；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據汪精衛宣布，這個政治會議是臨時性質的，代替孫先生在醫病期內處理一切政治事務。其名單以汪精衛為首，包括李石曾、吳稚暉、於右任、丁維汾、王法勤、李大釗和我等十餘人（後來陸續增加了幾個到北京來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

   這個政治會議每星期並會兩次，此外還有臨時會議。參加者都懷著沉重的心情，按時到會。會議主席係臨時推定，也沒有設立秘書機構。不過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衛為會議的中心；因為他是這會議與孫先生之間的唯一聯絡人物。可是他卻百般謙讓，不肯負起領導這個會議的責任。

   每次開會的時候，都首先由汪精衛詳細報告孫先生的病況，有時報告一些從廣東等地來的消息，此外就是到會者的個別報告。會議並無一定的議程，也很少事先有準備的提案；這使參加者覺得會議缺乏組織，應該加以改善。不少參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要求汪精衛擔任這會議的臨時主席，並將會議好好組織起來。但汪總是不說明原因，唯唯諾諾的推托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衛所以不願負起責任，是因為廣州還有一個常設的政治會議，由胡漢民代理孫先生任主席。孫先生雖在北京，但國民黨中央機構卻在廣州。北京的政治會議隻是臨時性質，不好撇開廣州處理一切。

   李大釗先生和我是參加會議僅有的兩個共產黨員，隻好采取謹慎的態度。中共立場一直是堅決支持孫先生的主張，反對對段讓步，尤不願因孫病重使國共關係轉趨惡化。我們按時到會，嚴肅的坐在那裏，很少發言；不主動提案；隻是支持一些與我們主張相符的主張。我們覺得如采取積極的態度，萬一引起爭端，可能被視為是乘孫先生病危、挑動國共間的紛爭。

   這個政治會議既這樣缺乏組織，大部分時間便為吳稚暉的漫談所控製了。開會往往是在上午，報告事項占了約一小時，其餘的時間，便由吳稚暉扮演主角。他談鋒甚健，所談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與會議毫不相幹的事情，有時還夾雜一些嬉笑怒罵的謔語。他的漫談，似也有一個規律：每逢他不讚成或不願討論的案件，他便漫談起來，轉移目標、使提案歸於流產；二如果是他願意討論解決的事，他卻不做聲了。而他所不願意討論的，多半就是有關反對段執政政府，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

   吳稚暉的“漫談”，愈來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圖。有一天李大釗先生告訴我，當他偕同吳稚暉步出會場的時候，吳曾向他說：“張國燾這個後生，我從前倒很看重他的；現在聽說他竟是一個狂嫖濫賭、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說他聽了這句話，大為詫異，立即嚴肅的回答他：“我敢保證張國燾決不會如此。他不嫖不賭，是個持身嚴謹、奮發有為的人物。”

   我聽了李先生的這些話，真是氣得發抖。李先生接著又向我說：“你不要生氣，還有下文。”他又告訴我他當時即認為吳稚暉這些瘋瘋癲癲的話，目的不隻是攻擊我個人，可能還有文章。因而他特約吳稚暉共進午餐，談了一大篇話，內容是關於北方的情況和國共關係等等。李先生曾向吳稚暉說起，我這些年領導鐵路工人與吳佩孚奮鬥的種種事實，我又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中第一個入獄者，我出獄後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孫北上的左傾情緒等等。又說：目下民眾團體原在醞釀著的反對段祺瑞的示威運動，還是張國燾依據政治會議的意旨，在那裏多方疏解，才沒有爆發出來。

   李先生上麵這段話的用意是要向吳證明我是如何為國共合作努力，打消吳的誤會。他還向吳說，我雖批評過無政府主義，但並不歧視無政府主義者；尤其對吳稚暉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靜氣，顧全大局。李先生說，經過這番解釋之後，吳已無話可說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說穿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吳攀談，表示一些敬意，以彌補這個痕跡。

   我當時拒絕李先生這建議。我不揭穿吳稚暉這種造謠誣蔑的企圖，已算是很客氣了，更我討好他，萬萬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說，吳的用意的確不僅在攻擊我個人，而欲乘孫先生病危，來找中共的麻煩。他素來是不擇手段的，雖是滿口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卻無原則的崇拜實力。從前他曾根據段係的要求，勸孫先生與陳炯明合作（李劍農也說：“吳孜恒（即吳稚暉）受浙盧之托，求孫先生容納陳炯明。”見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五八三頁—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再版），現在又安知他不是看準實力派的臉色，要孫先生與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認為向這種人解釋，表示好感，不會發生實效。李先生讚成我上述的看法，並向我說，不必過分重視吳稚暉這類不能見信於人的瘋話，但要鎮防中吳的詭計，他將與吳繼續周旋，要我也能不形於色。我們便采用這種態度來對付，因而吳稚暉沒有得著機會向我和中共再行進攻。

   吳稚暉這尊“毒氣炮”終於向汪精衛開火了。在一次政治會議席上汪精衛曾委婉解釋，孫先生病重，不能接見政治會議的委員們；孫夫人宋慶齡尤不願孫先生接見賓客，怕影響他的病況。吳聽了這些話之後，便展開了他的“漫談”。他引述曆代的宮廷故事，說當一個皇帝病危的時候，往往為少數皇親國戚、殯妃太監、奸相權臣等所包圍，發生種種蒙蔽天聽、假傳聖旨的事情。這些話已顯然是影射汪精衛了；但吳仍不肯就此止步，還進而誣指孫夫人宋慶齡與汪精衛狼狽為奸。他閃爍其詞，若隱若現，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關係。汪精衛聽了這些話，麵紅耳赤，坐在那裏一言不發；滿座為之愕然，卻也隻好裝作沒有聽見，就此散會。

   這件事在會後推敲起來，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奇怪。因為大家平素相信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陳璧君和吳稚暉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裏；現在居然在會議上說出這樣露骨諷刺的話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這是吳稚暉和汪精衛間第一次的交惡；也許他們就是從此分道揚鑣的。

   吳稚暉的這些話，隻暴露出自己的弱點，他那些鬼話自然沒人相信。多數人反而覺得汪精衛受了委屈，增加了對汪的同情與敬佩。本來人們心目中隻認為汪是隨孫北上辦外交的，還輪不到他做孫中山的繼承人；現在覺得他能容忍持重，氣度大於胡漢民，這些觀感也許對汪以後的當權大有關係。當時有人說，汪之不肯擔任這臨時政治會議的主席，原來是有人從中反對。有人推測，大概是吳稚暉有甚麽話，沒有機會向孫先生陳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諸於會議上對汪的譏笑謾罵。有人稱許汪精衛在苦心孤詣維持這個局麵，認為他決不會有意隔絕孫先生與其同誌間的聯係。也有人埋怨，這都是由於汪的過分謙讓，才引起這次的是非。

   我們的政治會議雖然發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現象，但還能維係下去，發生一些積極的作用；主要是由於段祺瑞政府的壓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對孫先生采取傲慢的態度，雖然經過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親自去探視孫先生的病，段卻斷然拒絕；這使所有的國民黨人都大為憤慨。不少人說，段氏希望孫先生早逝，並企圖氣死他。再則段氏也瞧不起國民黨及其在廣東的實力，他不但不羅致國民黨人士去參加善後會議；而且不斷的施以恫嚇，不是說要逮捕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就是說要取締他們的活動。這些事相應地阻止了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使多數國民黨人覺得非繼續聯俄容共不可。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鮑羅庭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愈顯得重要了。他比孫先生早到北京，以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身份，參加我們的政治會議；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渦，不多發言；他的幾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孫先生的同意，並估計在會議上能夠通過，才要言不繁的提出來。因此，他的提案多獲得會議的一致支持，這樣，漸漸也使參加者覺得重要的事還是要鮑顧問出來說話，才易於解決。

   當時幾件有關政策的事，在這個政治會議中，都大致得到解決；這與以後國民黨的發展也大有影響。首先是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的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孫先生發表聲明，表示對段讓步，不計較國民會議與善後會議名稱上的爭執，但提出兩個要求、一、善後會議須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等代表；二、軍製財政諸問題，最後解決之權，當歸還於國民會議。並保證這兩個要求如被容納，當表讚同善後會議。這個聲明就是鮑羅庭征得孫先生同意，向政治會議提出通過的。

   在國民黨方麵看來，這個讓步是相當大的。因為這無異讚成了段的主張；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團體的代表，並未提出代表人數的比例，並不能改變善後會議的性質；至於軍製財政諸問題留待國民會議作最後解決一點，主要也僅是使廣東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時受打擊而已。當時不少的國民黨左派為這個讓步表示不安，尤以共產黨員為甚。國民黨方麵曾向他們在廣東等地的組織函電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黨員大會上說明國民會議預備會既不能實現，現在有條件的參加善後會議，與共產主義者參加西歐各國的議會是同其性質。這些努力使國共雙方多數同誌獲得了諒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顢頇（mān hān糊塗馬虎）的拒絕了孫的兩次要求，他於一月二十九日致孫中山先生電中，僅允聘各省省議會、省教育會、省總商會、省農會及天津、上海、漢口等總商會之會長，為善後會議備諮詢的專門委員。段的答複，顯然是藐視孫先生這最後的讓步。我們的政治會議覺得如再遷就，就將喪失一切，因於一月三十日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黨員概不參加善後會議》的決議。

   就這樣，孫段之間完全決裂了。這在段祺瑞的臨時政府方麵說來，是喪失了統一全國的最後機會，在國民黨方麵說來，也就隻有鞏固廣州政府，準備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後會議舉行開幕式；二日我們的政治會議以國民黨的名義通電全國，表示“仰體本黨總理的意旨，對善後會議不能讚同。”十日又通電主張國民自製《國民會議組織法》。這樣國民黨與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對台戲來了。

   二月間，北京有兩個會議在舉行。一個是上麵所說的善後會議。這個會議對北京政局其實不能有甚麽實際的影響，段氏隻將它看作是協助臨時政府過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實際發展，還是由軍閥們在那裏操縱。另一個便是中國國民黨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參加的多半是學生會、工會和其他知識分子團體的代表，任務是在否定善後會議，支持孫先生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提供促其實現的具體方案。

   國共兩黨原擬將國民會議促成會變成一個廣泛而有力的國民運動，但也未能如願。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在上海召開中共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以促成國民會議為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國民黨在段祺瑞的壓迫之下，也隻有以國民會議促成會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國民黨要人不願與段政府過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勢沉重的孫先生的優慮．因而這個國民會議的促成運動，聲勢並不浩大，事實上僅是一種反抗的姿態而已。

   其次是國民黨與國民軍的關係問題。國民黨要人受著段執政的輕侮，都覺得非有軍事實力作後盾不可，因而聯絡國民軍便是我們政治會議所策劃的主題之一。汪精衛等曾與馮玉祥及其代表有過多次的接觸，於右任負責聯絡胡景翼的國民第二軍；王法勤等則與孫嶽的國民第三軍相周旋。鮑羅庭對於這件工作更是起勁，他獲得北京蘇俄大使館的協助，曾到張家口與馮玉祥作過一次頗著成效的長談。

   在二月間的一次政治會議席上，鮑鄉庭提出了一個有關國民軍的報告，指出馮玉祥願與國民黨合作．但馮的處境不利。張作霖的大軍在壓迫他，徘徊於湖北境的吳佩孚及其殘餘勢力在仇視他，段祺瑞又幫助張作霖來牽製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態度。他要求於右任去接替他任國民軍總司令的職務，對外發言，較為便利；他則在暗中予以支持。鮑羅庭認為馮的這種意見值得考慮，可是於右任認為馮玉祥的話缺乏誠意，他不願去做這個空頭總司令；他並且說即使勉強去做，也將一事無成，個人反會因而受罪。在座的人雖多對於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張他不妨一試，如能有利於國民革命的共同事業，即使個人受點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這件事與於右任商談過。我指出依照於先生的聲望以及與國民第二軍的深厚關係，不見得絕對不可為，不妨先到張家口去與馮談談。於先生仍是堅決拒絕。他表示馮玉祥絕不會真將軍隊交人指揮，即國民第二軍也情形複雜，並非他這個老上司所能完全控製。如果掛著總司令的空名，這個要求軍餉軍械，那個要求地盤，將窮於應付。如果有幾分可為的話，他將不辭勞怨。他並說那時要邀我同去分擔一部分責任。

   這件事就因為於右任的反對擱置下來了：國民黨要人中也沒有人去實際參加國民軍的工作。但國民軍將領與國民黨的關係是密切起來了，當時國民黨在北京的活動沒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壓迫，這與國民軍的態度大有關係；因為當時北京的衛戍部隊就是屬於馮玉祥係統的，這些接觸，成了後來馮玉祥參加國民黨的伏線。

   最後我們討論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應該有些甚麽安排。孫先生的病勢到了二月下旬，幾乎人人都覺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腦海中都在思索著，都在忱慮著國民黨今後的去向；於是，孫先生的遺囑問題，就成為我們討論的課題了。
我們的政治會議沒有正式討論到遺囑的內容問題，到會者多隻是旁敲側擊的表示一些意見。有的人覺得孫先生應當有一個詳細的遺囑，將國民黨的大政方針和組織原則都指示出來。有的人又覺得遺囑最好簡單一點，不要作細目的指示。有的人說到孫先生萬一不起，國民黨就再不會有總理了，無論黨務、政治，都應采取委員製。有的人說到孫先生在廣州政府的領導職務應由那些人繼承，也要決之於孫先生最後之一言。但這些意見，在政治會議上都未進行充分討論。

   大家對遺囑的問題表現了很大的焦慮，多數人都說應當盡早準備。但汪精衛每每解釋說，一提起遺矚問題，孫夫人便非常傷心，認為這會使孫先生感到難過，要求暫緩向孫先生提及。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會議雖曾設想過許多方式，企圖要求孫先生留下幾句遺言，但都為了顧慮孫夫人的心情，沒有實行。

   三月初，在我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會議的席上，到會者對於遺囑問題更感覺迫不及待了。我們討論結果，決定委托汪精衛辦理這件事；要他相機將孫先生所說的話，記錄下來；或者準備一個簡單的稿子，經孫先生認可後，請他簽個字。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當國民黨人士從各地趕到北京來，與孫先生作彌留前的訣別時，我卻於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離開北京。我是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險，遵從同誌們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鄭州鐵路工會內獲得了孫先生與世長辭的消息，大為悲痛，深以不能為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進執緯為憾。我立即在當地召開了一個鐵路工人大會，為孫先生誌哀，在會上痛陳我對於這一種偉大人物的追思。同時我也在那裏想著國民黨失去了孫先生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幾天後，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從李大釗先生的來函中，知道了孫先生著名的遺囑是由汪精衛起草、經孫先生同意簽字。他致蘇俄的函件則係由鮑羅庭與宋慶齡、汪精衛等商擬，同樣經孫先生簽名。至於孫先生的繼承問題則未有任何的決定。

   正當國民黨領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時候，廣州的軍事勝利卻發生了鎮定劑的作用。盤據廣東東江的陳炯明的軍事勢力，原是廣州政府的最大威脅；陳炯明利用孫先生離開廣州，在北京臥病的時機，發動了對廣州的攻勢。他的軍隊於一九二五年初，進占了廣州附近的東莞、石龍等地。坐鎮廣州的胡漢民代帥動員了國民黨所有的軍事力量，實行反擊。那時，蔣介石以黃埔學生為基幹所組織的黨軍，為數雖不過是兩個團，但在這次戰役中，初顯身手，就表現了卓越的戰鬥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許崇智統率的粵軍和蔣介石指揮的黨軍所組成的右翼軍，攻克東莞；十五日再克淡水。這使在北京臥病的孫先生和我們政治會議的同寅們都為之興奮。戰事勝利發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孫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區，黃埔黨軍又獲得了這次戰役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東征”；它標誌著孫先生改組國民黨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穩定了國民黨在廣東的基礎；也安撫了國民黨負痛失領袖的彷徨心情。而黃埔力量的興起，也以此為其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