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5 孫中山北上

 

     第八篇 孫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黨內對孫北上的爭執 

   我出獄以後，全部的局勢似乎都變了。首先是中共內部的反國民黨傾向的增漲，在反對孫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現出來。中共北京區委會認為孫的北上，無異與北方軍閥妥協，因而產生了北京的國共兩派分裂的危機。

   這時，中共北京區委會書記是趙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會後，逐漸實施委派下級黨部負責人的辦法；趙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來的。他很年輕，在五四時係北京高師附中學生會的代表，當時我們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學畢業後，即赴法勤工儉學並加入了中共。我入獄後，他才回國；即受任中共北京區的領導職務，自然是缺乏聲望和經驗的。但因他讀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籍，能說能寫，熱誠負責，獲得北京一般同誌的敬佩；同時，李大釗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誌，在直係當權的後期（即我入獄後）度著地下的生活，不能公開活動；於是，趙世炎就一時成了北京中共黨務的重心。

   我出獄後，趙世炎熱誠的招待我暫住在他家裏，因此，我們有過約兩星期朝夕相聚的機會。他曾給予我極好的印象，我覺得他在法國留學四年，有了極大的收獲，但我也很快的發覺他在政治上的看法與我分歧頗大。

   趙世炎認為孫段張的三角聯盟，是標誌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無異是拋棄了國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轉而與軍閥實力派圖謀妥協。他也表示過，中共的政策並不是支持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而是反對國民黨整個的現行政策。他的這種看法，在當時可以代表北京多數同誌的意見，而且有其發生的根源。

   我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在本書第六篇第四章說過，汪精衛、張繼與陳獨秀間曾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問題舉行談判。那次談判不僅沒有獲得協調，且使相互間的關係多了一層陰霾。在那次談判中，陳獨秀堅持原有立場，不肯取消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團組織。國民黨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共產黨提出一個彈劾案，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是違反紀律和危害國民黨的。

   這個彈劾案並未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接納。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隻問其行動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黨團問題表麵上就這樣輕描淡寫的過去了；但實際上問題並未解決。一般國民黨員為黨團問題或多或少的視中共黨員為異己；而中共黨員則認為國民黨人之挑起黨團問題，是企圖取消中共的存在。雙方情感由是諸多隔閡。在我出獄以後，從一些同誌的談話中，充分體察到對立暗潮正在擴大。

   孫段張三角聯盟問題乃成為兩黨分歧的爆發點。在反直戰爭的過程中，這種分歧表麵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發了直係齊燮元、孫傳芳與段係盧永祥間的蘇浙戰爭。九月十五日奉係張作霖向山海關進兵，第二次奉直戰爭由此開端。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出發韶關，率師北伐並發表北伐宣言，支持浙盧和奉張，以圍攻直係的曹吳。後來，雖因廣州的商團事變未能實現北伐計劃，但各地的國民黨員卻為這件事所震動。

   據同誌們告訴我，在反直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右派和一般熱衷於權勢的人物，對於孫段張三角聯盟存有極奢的幻想。他們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反對所有的軍閥，而應該隻反對直係的曹吳；不應該反對所有的帝國主義，而應該反對支持直係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政治的主題，在於實現孫段張的三角聯盟，而不再是國共合作。中共則仍認為反對一切軍閥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係奉係去反直是可以的，但與親日賣國、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則萬萬不可。

   兩黨黨員因這個分歧而發生的一些爭執，我出獄後同誌們曾向我談過；不過現在我都記不清楚了；隻有一幕是一位親身參加這次爭執的朋友，在我於一九四九年後流亡到香港時才告訴我的。據他說：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蘇浙戰爭爆發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曾在上海天後宮總商會舉行群眾大會，參加的多是大中學校的學生。由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長葉楚傖任主席，並由五四運動時曾任上海學生代表的何世禎報告開會意義。他說明：國民黨應聯合比較進步的軍人，如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動的軍閥曹錕、吳佩孚及其直係勢力。他說完後，即有一位青年共產黨員郭壽華起立發言，表示反對。他的發言要點是：“軍閥中沒有所謂進步的，國民黨應打倒一切軍閥……”郭壽華的話還沒說完，會場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吳的奸細；接著就在一片喊打聲中，將他打傷了。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趙世炎等同誌當時即根據這些情況向我指出：國民黨采取兩麵政策，表麵上聯俄容共，實際上與軍閥妥協。孫段張三角聯盟反直已經勝利了，繼之而來的便是分贓，國民黨分得一份可觀的贓物，便要犧牲聯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難道中共也要隨著國民黨，與段祺瑞、張作霖流靡一氣嗎？

   馮玉祥倒戈，暫時控製了北京的局勢。他組織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原隸直係、與國民黨有些關係的胡景翼、孫嶽分任第二、第三軍軍長。當時，馮玉樣確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將滿清廢帝溥儀趕出了紫禁城，並通電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這位基督將軍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謙等，與北京的國民黨人以及蘇俄駐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聯絡，但因馮在攆曹錕下台後，以曹的名義任命與國民黨比較接近的黃郛（fú）組織攝政內閣，暫時看守各中央機關。黃就任後，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請在北京公使團，但公使團竟拒絕赴會，黃隻好臨時取消實會，這顯使馮感覺公使團方麵不滿他的做法，故沒能在北京建立一個較穩定的政府。而且張作霖的優勢兵力到達天津後，著著向馮進迫，在天津和津浦線上，將他所收編的部隊解除了武裝，張作霖還夥同段祺瑞向馮多方作政治上的進迫。馮玉祥當時曾表示他所受到的壓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禦，因而采取疏遠國民黨人的姿態，同時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態度顯得搖擺不定。

   趙世炎等目睹這些情況，認為國民軍的興起並未改變軍閥統治北京的形勢。從馮玉祥的表現看來，他並不是進步軍人，隻是投機的軍閥。當時馮玉樣主張以委員製來執掌國政，擬由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再加上幾位名流共組委員會。他請孫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孫先生參加這個委員會。趙世炎等因此主張孫中山應謝絕北上，並拒絕參加這個委員會，不可與軍閥妥協。

   十一月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了北上宣言，並於十三日離粵。趙世炎等認為孫的宣言所主張的“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絕不會產生實效；這宣言隻不過是遮羞布，實質是右派拖著孫中山先生與北方軍閥尋求妥協，因而中共隻有反對孫中山北上。這就是在北京的國共兩黨發生分裂危機的由來。當時，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近百個民眾團體，高舉著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旗幟。另一些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國民黨員，也抓住了數目相近的民眾團體，歡迎孫中山北土。雙方相持，各不讓步，情勢嚴重。

   我對中共北京區委會這種作法一直表示反對，自十月廿五出獄後，即多次勸說不可誇大國民黨對軍閥的妥協傾向，不應對孫中山失望。但趙世炎等依然固執己見。他們認為我的反對，是因為我在獄中羈押了五個多月，對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閡。他們說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時中共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轉變。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秘書的毛澤東那次擴大會議後，在上海中共黨員會議上發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言論，遭受多數同誌的反對，因而不安於位，托病離開中共中央的工作崗位。這時有好些同誌從莫斯科和巴黎回國，擔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王一飛、任弼時、尹寬等，其中大多數不滿國共現行政策；他們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趙世炎還進而問我：“這些同誌們多數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會的主張，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變？”

   這個嚴重爭執，經過北京區委會的多次討論，不能解決，終於提到了北京中共黨員大會上，作最後的決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孫中山先生從上海動身，繞道日本北來的時候，在中共黨員的會議席上，趙世炎首先發表了報告，指出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確的，符合中央屢次的指示。他稱這是“有遠見的獨立政策”，並引證中共中央曆次的指示和《向導》上的文章，來支持他的主張。

   我繼起發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對的是中共黨員全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尤其不願犧牲中共的獨立發展；但從不反對國共合作，也不讚成中共不適當的反國民黨的傾向。同誌們應當珍視國共合作，而且維護中共獨立存在與發展並不能與反孫北上相提並論，說我右傾了，改變初衷更是無稽之談，繼之，我指出這種所謂“有遠見的獨立政策”本身並不正確。中共中央隻有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指示，但卻沒有反孫北上的主張。我說明孫段張三角聯盟是一種反直係的結合，是一時權宜的策略，不能因為有些國民黨右派具有妥協的傾向，就斷定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全體也都這樣。我稱讚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這對北方民眾，會發生很好的影響。我承認國民軍係的馮玉祥等具有投機性，但他們既有靠攏國民革命的傾向，我們就不應當拒人於千裏之外。

    我著重指出反孫北上政策的錯誤，並指出這種政策已經發生了不良的影響，使多數的國民黨員與跨黨的共產主義者和左派發生了分裂的現象，進而引起中共內部的不安。如果過幾天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發現中共采取反對他的行動，將發生難以設想的後果。我要求立即取消這個計劃，改取歡迎孫先生北上的態度；並督促其宣言和主張的實現，反對違背這個宣言的國民黨右派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

   這兩個相反的意見付表決的結果，我遭受到在北京從未有過的慘敗。趙的主張得三十七票，占壓倒多數，支持我的主張隻獲五票；此外約有十票棄權。但我仍未為這個表決所折服，並起立要求複議。我指出：這個表決的結果是一種左傾幼稚病的表現：可能引起國共分裂和中共內部分裂的嚴重後果。我要求一麵請示中央，一麵重新討論。此時，棄權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複議的主張。

   趙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張者和棄權者多係重要黨員，也許是我的發言對他也發生了若幹說服的作用；他以溫和的態度表示，多數的主張可能因政治經驗不足，發生判斷的錯誤；現在既已表決，隻有哲時執行，但接受我請示中央然後進行複議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之後，一般情勢漸漸有利於我的主張了。首先，歡迎孫中山北上的一派在舉行籌備歡迎大會時，到會者竟達五千多人。這不特證明趙世炎在前次報告中所說歡迎孫北上的人不多之說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覺中共將因此陷於孤立。同時那次因事沒有出席的李大釗先生也極力支持我的主張。在蘇俄大使館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麵告趙世炎，蘇俄和共產國際都讚成孫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區委會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轍；但不少同誌難免有點喪失顏麵的感覺，於是我再出來做轉圜（huán 環繞）的工作。在另一次黨員大會上，我發言說：北京區委會在馮玉祥倒戈後，努力在工人學生中發展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已有相當成績，令人欣佩。隻是反對孫中山北上的一點是左傾的，但現在還來得及挽救。我特別說明這不是一種可笑的錯誤，而是有由來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以後，黨內對國共合作過於樂觀，後來因為遭受國民黨右派不擇手段的打擊，又轉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個極端。其實同誌們隻要想想孫先生在廣東平服商團事變，和對廣州英領事的幹涉所采取的強硬態度，以及他這次所發表的北上宣言，就會覺得這個盟友不可輕易拋棄：因此反孫北上的態度是不很適合了。我也指出：這種左傾的傾向不僅在北京有，也同樣存在於中共各地的組織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意味。現在孫先生即將到來，時機迫切，還是勇於迅速改正，表示歡迎為是。

   由於我的勸說，大會通過了我的提案；並委托我去調解民眾團體中關於這件事的不同意見。根據這一決議，我去進行說服一些站在反對立場的民眾團體的負責人（其中包括中共黨員和若幹國民黨左派），結果甚有成效。

   在孫先生到達天津的前幾天，在中央公園今雨軒茶廳裏，我約集了兩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進行協商。我首先痛陳同係國民黨所領導的團體，現在分成歡迎與反對孫中山先生北上的兩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隨即提出三點：一、國共兩黨黨員和他們所領導的民眾團體應一致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二、擁護孫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實現，反對一切違背這個宣言的企圖及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三、兩派民眾團體的領導機構應在上述兩個原則下合而為一。

   我的主張獲得了一致的支持，會談也由嚴肅轉為輕鬆；並且決定兩派民眾團體的領導機構立即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合並組織的具體步驟。

   這場足以使國共關係惡化的大風浪，就這樣暫告平息。不幾天，中共中央歡迎孫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懷疑國民黨將與軍閥妥協，反孫北上，轉變為迎孫北上，促成國民會議的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