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2 初闖鬼門關

             

七篇 五個月的監獄生活

 第一章 初闖鬼門關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獄——幾乎喪命。這件事我雖事前獲得消息，但疏於戒備。這種對於自身安全大意，而闖了大禍，似也是我充好漢愛冒險所應得的處罰。

   我回到北京的當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見李大釗先生，告以擴大會議的經過。他一麵緊張的處理他的事務，一麵打斷我的話，鄭重其事的告訴我，據獲悉直係內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軍警當局已擬定了一張即將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單，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準備，要我趕緊回到自己的住所和辦公地點，將文件收拾一下，從速躲藏起來。

   他向我說明北京當局將大捕革命黨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於國共兩黨活動的擴張，反對曹錕賄選，以及打擊整個北京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早為當局所嫉視。北京的民眾運動、鐵路工人過去的罷工和現在的活躍，都被認為是我們這些人幹的；而我們又是國民黨公布出來的中央委員。再則五月十五日發生了外交總長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彈偽裝禮品送到顧維鈞家。顧宅仆人啟視，爆炸，傷顧仆三人，此事與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執行部及中共均無關係），這雖與國共兩黨毫無關係，但當局認為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的對俄政策，因而判定這一炸彈案也是國共兩黨所為。於是，大捕革命黨人的行動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釗先生雖催著我去準備一切，但他根據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鎮靜的預料總還有兩三天的猶豫時間，北京軍警才會動手。

   我離開李先生的辦公室，便到鐵路總工會的秘密辦公處。我先接見了好幾位從各處鐵路來的工人同誌，解決了他們來接洽的事務；分別打發他們於當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著，我才向同事們宣布李大釗先生所說的緊急消息，要各人分別準備。於是各重要職員們都分途去藏匿；名冊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運走了；隻留下彭永和、李斌兩人負責駐守。

   我回到達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間十一時了。在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們夫婦住的是兩間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楊子烈是與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間新結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漢加入中共的最初女黨員之一，這時她在北京擔任《新民國》月刊的校對和發行工作。我們住兩間房，一間是我們的住室，另一間就是這個月刊的發行處。我的太太就經常在這裏辦公。在這間辦公室裏，堆滿了各期的《新民國》月刊，以及各種與發行工作有關的文件。她聽了黑名單的消息，一時覺得無從收拾。

   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範鴻傑。他們兩位都是中共北京區委委員。我旋即與他們兩位商談有關黑名單的事。他們已經知道，並已作了必要的準備，但仍暫住在原處，因為他們用的是假名字，軍警不容易發現。他們也預料實行捕人將是兩三天以後的事；到那時再行躲藏不遲。他們主要是為我這個軍警心目中的“要犯”擔心，希望我明天能夠摒擋一切，離開這個住所。於是我和我太太忙著燒毀重要的名單和信件。可是，我們這兩間房裏堆的文件確實太多了，一時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極了，心理上還相信有明天可以繼續清理，所以在燒了一部分文件後，也就睡了。

   誰知這次警探們的行動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還沒有亮，我的住所和鐵路總工會的辦公處同時被大批警探包圍。公寓的掌櫃來敲我的房門，我從夢中醒來，還以為是預定今早回去的鐵路工人有急事來找我。我打開房門，警探們一湧而上，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說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們在我的房間內翻箱倒筐，檢去大批文件。他們的言語態度極其粗野。我太太氣得高聲斥責他們是“土匪強盜”沒有經過法律手續，便亂捉人，亂拿東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牽連到同住的高尚德、範鴻傑兩位同誌，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講，以便早點離開這裏。幸好這次高範兩位沒有受到牽連。我們被押上一輛囚車，馳往前門外的警察廳偵緝處。

   這個偵緝處是北京城內著名黑暗的捉人機關，處長高某是跟隨曹錕多年的馬棄出身，能直接向曹進言。他是一個彪形大漢，滿臉橫肉，談吐舉止粗野不堪。看來，他似乎不識幾個大字，更不懂甚麽叫法律；而滿麵煙容，顯然是一個吞雲吐霧的老手。副處長姓張，是個六十開外的老頭兒，與高某比較起來，談吐文雅，容態慈樣，倒像一個讀書人。那高某把他當作“紹興師爺”有點頤指氣使；不過對於他的意見，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為高某自己實在太無用，不能不依靠張老頭兒的筆墨。因為重視我們這個案子，正副兩處長親自來審訊。

   與我同時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還有駐守鐵路總工會的兩位幹事。彭永和是學生出身，主管收發工作，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莊的鐵路工人，在總工會中管理庶務，經常是夥夫裝束。還有《新民國》月刊的主編範體仁也被捕了。我們五人以我的情節最重。他們首先將一副九斤重的對付死囚的鐵鐐將我雙腳扣住；關在一個偵緝班的屋裏。其他四人則分別囚在別的監房。

   審訊由當天正午開始。他們著重問的是有關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後才發生的。當作禮物被送到顧家去的木盒子，經他的仆人打開後，炸彈雖炸爆炸了，但遺留下來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紙張，以及紙張上所寫的字跡。他們就企圖從這些木片、紙張和字跡中找出犯罪的證據。

   偵緝處承辦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幹的。他們根據這個假定，偵查的結果，發現我恰恰在此時到上海去了，因而懷疑是我幹的。他們偽造了一些木片和紙張，硬說是在我住房裏搜查出來的。他們從我們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對炸彈包裹上的筆跡。

   我寄押的房間中住了一組十二個人的偵緝班。這些偵探都能閱讀報紙和寫簡單的報告，似是偵緝隊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們佩帶短槍，日夜監視著我，但也與我攀談，企圖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綻，特別要我寫這寫那，甚至拿個白紙扇子，要我題字等等；還有人問我某某成語如何寫法。但他們這些企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在第一天就泄露，在這次搜查中沒有發現和炸彈包裹上同樣的字跡，使他們甚感苦悶。他們又透露，他們所以如此熱心的偵察，是因為顧維鈞出了十萬元的賞格來破案。

   那天，審問開始時，處長高某首先問我：“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嗎？”我回答說：“我從來沒有這一類的木片。”他又問：“這些紙張是在你桌子抽鬥中找出來的，是嗎？”我看了看那些紙張，又回答說：“我抽鬥中從來沒有這些紙張。”接著，他拿著許多被搜出的文件，一件一件的問我，是甚麽人寫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說：“寫字的人已簽有名字在上麵，你們可以自己看。”

   他們這樣漫無目標的亂問下去，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反問他們：“你們問這些不相幹的話，到底是甚麽意思？”那個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這個‘亂黨’，反正是該死的。現在又犯了炸彈案，還不快招嗎？還要我們費事嗎？老實告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點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著辦吧！”

   他們企圖從我身上逼出有關炸彈案的口供；我卻乘機向他們解釋，我根本不讚成暗殺，因而決不會做這類的事。我也告訴他們，不僅我個人如此，國民黨和共產黨人都是不讚成暗殺的，黃複生、汪精衛刺攝政王的故事已過時了；我還譏笑他們的假設是走錯了道路。

   這樣審問下去，情況似乎逐漸對我有利了。他們當初懷疑我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後才離開北京的，但從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證據中，證明我離開北京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前約一個星期。偵緝處雖然偽造了木片紙張等無關重要的證物，但始終無法偽造我和同誌們的字跡，也問不出那裏來的炸彈和誰是送炸彈的人。這使他們覺得對付這些社會上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究竟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強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顯然十分熱衷於十萬元的賞格，沒有證據也想打出一些證據出來。他許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嚴重的一次，是將我勒跪在一堆鐵鏈子上麵，大約有半小時之久；跪得我滿頭大汗。左右還站著幾個法警，拿著很粗的木杠，準備將我的雙腳壓住，讓我嚐嚐“睬杠子”的苦刑。我隻有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嚇，怒目高叫：“你這小子，還充好漢。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滿臉殺氣，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審訊的時間愈長，他愈無法支持；原來他的鴉片煙癮愈發愈厲害了。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張副處長便乘機請處長休息，改由他繼續審訊。高某雖然還是滿口粗言穢語，卻身不由主溜到後麵去了。張副處長看他去遠了，便對我說：“你跪著不好說話，起來罷！好好的直說！”於是，由兩個法警扶我立起來。我受此刑辱，憤怒萬分，仍是一言不發。張老頭兒隻好又說：“你去休息休息再說吧！”

   每次審訊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隻能維持一個鍾頭，就要回到他的鴉片煙榻上去；再由張老頭兒接替審問。而張老頭兒的精力也不夠實施疲勞審訊，因為他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所以審訊的進行，總是時斷時續。張老頭兒從未向我發怒，至多隻是說：“好好向處長說，以免受刑。”我卻乘機向他進行種種解釋，他也老是靜聽著，不置可否。

   這樣，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們訊問的目標就轉移了。他們不再問炸彈問題，轉而問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鐵路工會中的活動。我不否認這些活動，但總避免給他們掌握到不利於我的材料。我還向他們抗議，指出我做一個國民黨黨員、共產黨員和工會職員，根本是不犯法的。他們對於我的抗議，避開正麵答複。到此時，他們有點無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結案。後來聽說這是由於顧維鈞受到陷害革命黨員的警告，撤銷了十萬元的賞格，所以他們也鬆勁了。

   第四天，偵緝處的審問結束，由張老頭兒辦理移送到警察廳中去的手續。高某已經看不見了，完全由張老頭兒來處理，他對我的問話隻是關於他在公文手續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一切情況都顯得緩和多了、而且張老頭兒還有同情我的表示，頗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們這件案子的情形很嚴重，現在要移送到別的機關去辦理；我假若能像這幾天一樣穩妥的應付，也許不會惡化。高處長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過苦刑的折磨，實在幸運。他慨歎他自己年紀老了，一向信佛；對於案件的處理，總是慈悲為懷。他說到他有四個兒子在各大學念書，其中兩個還參加過五四運動，他們曾向他稱讚過我是一個好學生，而且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他表示現在時代的確變了，年輕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樣了，他的兒子們也是如此。最後他向我暗示，炸彈案大概沒事了，其他的罪名總較輕些。要我好好去為自己辯護。

   我常看見張老頭兒手裏拿著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現在聽他說了這樣一段誠懇的話，因而向他表示謝意；並指出這幾天來，他是很愛護我的，屢屢苦心的為我解圍。他歎著氣向我表示，像我這樣一個人才，原不應遭受這樣折磨。國家的事沒有弄好，不應該由我們這輩青年人負責。他直率的告訴我他內心的矛盾，他在職務上是要嚴格辦我的，但為年輕人的前途著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著他那四個與我抱著相似觀念的兒子，和他們平日向他所說過的話。他這樣說著，不覺掉下幾滴眼淚來。

   至此，我也頗為感動，我們之間似乎已沒有審訊官與階下囚的分別了。我反而安慰他，稱讚他的仁慈和見識。他最後表示，他不僅對我如此，即對與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樣寬大。除了我和那位隻承認自己是廚子的李斌受過刑訊以外，其他的人都沒有吃過苦頭。他還進而告訴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沒有牽連別人，這是很難得的；我們今天晚間就要被送走了，總算渡過了這一道難關。

   在張老頭兒宣布偵查已告結束以後，這一班看守我的偵探們，便奉命為我除卸腳上的鐵鐐。我當時頗不願意，想帶著這根鐵鐐上法庭去，當作偵緝處虐待人犯的證據。經過那些偵探們說好說歹，而我在當時情形下也不能夠堅持，便隻好讓他們卸了。那些偵探們最初將我看作是扔炸彈的亂黨，類似江湖大盜；並不知道甚麽叫“革命”。經過我和他們幾天的攀談，不僅我從他們口裏獲得一些對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機給他們上了一次政治課。這一課的題目可以叫作：“甚麽是革命黨？革命黨人是不可以虐待的！”這一課對於他們似乎是不無影響。後來，中共的許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這次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