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4 國共合作

 

第五篇 國共合作

第一章 實幹開始

  一九二二年三月間，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須向中共中央的同誌們報告此行經過，又和陳獨秀先生作了多次長談。

  陳獨秀先生對政治十分敏感，認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圖發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劃一的計劃，隻有以反帝為共同目標；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麽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隻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所以列寧強調國共合作，他深表同意。不過他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等。

  馬林在我到達上海之前約兩個星期，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據陳獨秀先生說，馬林由他的老友張繼的介紹，偕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底（據中國國民黨改組大事年表（載《革命文獻》第八輯，一八六頁，台北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民國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應社版）記載，馬林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達桂林）到達桂林與孫中山先生會談，會後馬林頗感滿意。他由桂林回到廣州，適值香港海員罷工，他目擊國民黨支持罷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擁護國民黨等情況，更對國民黨具有好感。因此，他認為孫中山先生可以和蘇俄建立友好關係，國共兩黨也可以密切合作。他這次趕著回莫斯科去，似為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辦法。與國民黨人士交往多年的陳獨秀先生卻覺得馬林的看法過於樂觀，譏諷他對東方與中國所知不多。

  那時中共中央還沒有讓自己的黨員國民黨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時沒有聽見過這種議論，馬林離上海前也沒有向陳先生提出過這種主張。當時我們所著重討論的是中國民主革命勢力和各派社會主義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我們準備推舉德高望重的孫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派，居於這一聯合戰線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夠有效而持久。我們估計馬林在莫斯科所商談的也無非如此，不會有甚麽重大的變動，因此決定不必等馬林回來，就采取具體步驟開始進行。

  我們首先定於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我們認為時間合宜而且意義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國各工會對香港海員罷工曾一致聲援，因而使南北各地工人間關係密切，彼此休戚相關之誼正在逐漸增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因曾號召各地工會支援這一罷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先行在工會運動中合作，以為初步嚐試，似乎較易辦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建立各革命黨派的民主聯合戰線，中共必須首先獲得代表工人發言的資格。

  其次，我們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應同時在廣州舉行。青年團是中共的另一支柱，團員人數也多於中共黨員，但一直沒有建立起一個中央領導機構。我們覺得確立青年團的綱領，形成一個中央領導機構，以統一團員的意誌與活動，此事刻不容緩，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完成。

  複次，我們預定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於上述兩個大會舉行之後，即繼續舉行，以確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治任務。至於會議地點，如在上海，顯然要預防租界當局的幹擾；如改在廣州舉行，自然是很安全，不過當時廣州的政情很複雜，孫（中山）陳（炯明）磨擦之說已甚囂塵上，如果國民黨內部真發生衝突，我們在廣州舉行大會就會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陳獨秀先生和我在廣州指導勞動和青年團兩個大會的進行，並考察廣州的政治情況，研究國共合作的可能發展，再行決定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否便於在廣州舉行。

  上述中共中央這些計劃，是它準備大踏步前進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將中共的全體黨員和它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和青年群眾，在一個統一的確定的政綱上展開活動。這在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說來，確是一項大膽的嚐試。

  中共這個幼齡的小團體試圖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腳步就那末快，急奔躍進，任務繁重，鬥爭艱巨，那有不錯誤百出，阻礙與挫敗俱來之理？

  我的同誌們多數是些初出茅蘆的書生，腦海中總有些烏托邦思想和無政府觀點。他們瞧不起現實政治，甚至認為不夠清潔或者充滿罪惡，也不喜歡紀律、訓練、嚴密組織、思想行動一致這類的東西。當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區全體黨員會議報告莫斯科之行和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戰線等問題時，雖沒有引起嚴重爭論，但驚奇和疑難都表露出來了。當我遵照中央意旨在同一的會議上第二次提出報告時，曾說明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舉行，主要議程在確定政綱，此後同誌們須加深了解政綱內容，一致遵行，並將進行思想訓練和嚴緊紀律等等。那位自命不凡的學者陳望道就因此憤而退席（後來還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個中共黨員隻要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根據他的信仰去發表文章和進行工作就足夠了，根本不必主張一致和思想訓練。沈雁冰和施存統也對陳望道的意見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這次會議也就無結果而散。

  我們中沒有人設想共產主義會很快在中國實現，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幾年準備時間，從理論上和組織上壯大自己，它所從事的革命就易於獲致水到渠成的圓滿結果。他們往往要說：那種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或者說上幾句欲速則不達等類的老話。從這種觀點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有點急不及待，總想在反帝天平上加上一些中國革命的法碼。甚至有人譏諷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不過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職。李達因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終於退出中共，就與上述這些觀點大有關係。

  另一方麵，我們中的少數活動人物又參預了一些政治活動，有是有非，急待調整。如在北京的李大釗先生與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乃至一部分直係軍人以及研究係分子常有往還，不但維持友誼，甚至參預某一種他們所發動的政治活動，如好人政府運動等。在廣州的共產黨人如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在政治上與陳炯明甚為接近，而林伯渠則支持孫中山先生反對陳炯明的派係傾向。在湖南的毛澤東，熱衷於聯省自治運動等等。要劃一這些政治步驟也很費力。

  至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更是糾紛之源，鬧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這幕劇開始時，就栽了個大跟鬥。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統，地位僅次於陳獨秀，就因在西湖會議上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此由中共的正統派要人降為反對派的首腦。機會主義者、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頭上。這事的確是我政治生涯中一個重要關鍵。此後我曾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共內部的團結一致，服從多數而盡力執行國共合作這一政策；但我總是難以壓抑自己反對這一政策的主張。有時覺得矛盾，有時覺得苦惱，我的人生觀和革命觀就在這種過程中逐漸起了變化。

   現在我追述這些往事，心情還是異常激動，不易平息。但我總是自我約製，認為不激動才能多理解，不必向人申訴，不應自我誇耀，也用不著歎惜和後悔，更不可顛倒是非。我隻想根據事實，提供一些線索，以便人們去研究這一段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