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3 勞人會觀感

 

   第四章 大會觀感

   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隻是一個宣傳性質的會議，它有失敗的一麵，也有成功的一麵。

   上麵說過，中國代表目擊俄國革命後的各種混亂狀況，曾表示各種不同程度的不滿。代表們原都是向往於俄國革命的，未到俄國以前，對俄國革命都有一種美妙的幻想，而實際觀察之後，就都覺得現實遠不如想象了。而且這些疑問都是俄國人所不能解釋的，除了說他們的革命是勝利了以外，也確實沒有其他值得誇耀的。

   尤其是代表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如黃淩霜等，對俄國實況最感不滿，他們很注意無政府主義者在俄國革命中所受到的壓迫情形。那時莫斯科雖然仍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物，但當局仍對無政府主義者拘禁、殺害、打擊，不遺餘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克魯泡特金去世的時候，列寧曾批準暫時釋放在獄的無政府主義者去參加殯禮，但事後仍須入獄，這件事可為明證。

   俄國的新貴們雖對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頗大的希望，卻又把張秋白當作資產階級的代表人。“資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俄國的“老布”們看來，是一切罪惡的代名詞。代表中多數都是知識分子，在俄國“老布”們看來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言外頗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來說，雖是中共的一個創始人，可是在他們看來，也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者，至多隻能算是半個共產主義者。在俄國的“老布”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雖然也不少，但自命經過十月革命的洗禮，已經無產階級化了。而“無產階級”這個名稱和一般所謂“階級”觀念是相當神秘的。由這種神秘觀念的演化便產生了俄國共產黨人的自傲，也形成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許多隔閡。

   我們這些中國代表基本上多是讚成武裝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組織的健全和革命後的若幹措施，但總覺得俄國革命有類於法國革命，過於依賴暴力，與中國的革命傳統有些不合。中國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於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為標榜。中國革命者的觀念多在於革命後一反已往的暴政，與民更始，減糧免稅，休養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國革命中的階級鬥爭觀念，卻是無止境的鬥爭，推翻了這一批人，又反對那一批人。一場鬥爭和內戰未了，那一鬥爭和內戰又繼續起來。這使我們很有反感，認為破壞範圍既廣且深，無窮無盡，總不能算是好事。

   這些問題盤踞在我的心中，一時無法解答。我雖保持對俄國革命的同情態度，也曾充當過俄國革命的衛道者，但自覺說不出為它辯護的強有力的理由。回國以後，我從未發表過有關這方麵的講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時其他代表回到國內以後，多對俄國情況不說好話，甚至公然發表反對的言論。後來中國職工運動和革命勢力發生若幹分化，與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對俄國實況發生不良印象這一點大有關係。

   雖然如此，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也有它的重大收獲。經過這次大會，遠東各國的代表與共產國際首腦們的廣泛接觸，使亞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幹具體的內容。在一般蘇俄人民和各國共產黨看來，共產國際在遠東已展開了實際活動，這無異是一帖興奮劑，尤其戰後歐洲各國共產運動疊遭挫折，一時不易有所作為，蘇俄本國也陷於岌岌可危的孤立狀態中；如果能發動十億以上的亞洲人民起來反殖民主義，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乃成為扭轉共產革命不利形勢的一個新希望。

   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對遠東各國的革命究竟發生了甚麽影響，我不能予以確切的說明。單就中國革命運動來說，它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這次會議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討中，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

   反對外國侵略的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本就繼續不斷，這是中國遭受外國壓迫的自然歸趨。不過當時中國朝野上下的愛國心理並不一致，也還有一種盲目排外的頑固心理存在。即一般愛國主義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識上往往隻是反對某一侵略事實或某一個侵略國家。在反對的方法上，也隻是利用民氣來力爭外交上的勝利，並沒有發展到發動全國人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並進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本身。

   中國革命思想導源於自強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標始終是對內而不是直接對外，而且極力避免對外。革命人物多以為如果內部革命成功，列強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也以對內為主。這次大會把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動勢力聯結在一起。我們討論的結果，確認中國的反動勢力隻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革命運動要能有成就，必須從反對帝國主義下手。這一點認識，連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也宣稱是大會的重要闡明。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社會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務，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隻是一個附帶的要求。經過這次大會，確認了反對帝國主義是應該立刻開始的主要活動。我覺得在這個新看法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綱就易於規定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這種理論，我們初時也還弄不請楚；在反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確定之後，我們才真正讚成“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句著名的口號。由此出發，多數代表都覺得應該承認共產國際的領導。
“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這個新觀念也在這次大會中形成。中國各政治團體過去也常有為某一活動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實行暫時聯盟，但沒有覺察到它們能夠在一個共同的革命任務上建立起一個長期性的聯合戰線。反帝國主義既被視為中國各政治團體的共同要求，而且須經過長期的奮鬥才能冀其有成。這個看法的確立，無異奠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石。

   上麵所說的這些諒解，當時並沒有一一形成具體的決議，有些地方顯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並非毫無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並非是全權性的，如張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孫中山先生接受約束。雖然如此，這些成就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傳達到了中國。

   我回國以後，曾將這些成就報告中共中央，並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納。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時局主張和七月間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根據這次大會的結果所擬具。從此，中共也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團體進入政治活動的性質，國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國革命的議程上。

   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回國以後，對蘇俄情況不滿表示，使國民黨人覺得蘇聯新政權與當時國民黨所領導的廣州政府相較，也不過是魯衛之政（喻情況相同或相似），但他對國共合作反帝國主義一點，也作了適當的介紹，使孫先生和他的信徒們更加注意國共合作的問題。

   其他代表們回國以後，對反帝國主義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甚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