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5 威金斯基

       

第四章 初觸威金斯基

   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響，但主要仍是導源於中國內部狀況的需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一樣，不過它受共產國際的影響更為深切。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發生聯絡、協助中國共產黨的組成、並促進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威金斯基實為最初且最有貢獻的一個人。

   注意東方和發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項重要政策。這與蘇俄政權地跨歐亞的地理形勢有著相因的關係。剛開始執政的俄國共產黨不僅人手不夠，而且多是一些工農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國和遠東的實況。但他們抱有“到東方去”的堅強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複以後，便開始派出人員來東方作探險式的嚐試。

   我第一次會見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他帶著陳獨秀先生去廣東前所寫的介紹信，和當時接替陳先生負上海支部責任的李漢俊的信，到北大圖書館來找李大釗先生和我。這兩封信裏都曾說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談的同誌。

   這位年約三十歲的蘇俄共產主義者，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利，發音雖不算純正，但比我的英語是要好得多。他於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國做工，革命時回國，是最早參加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的一個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而是一個具有煽動力的黨人。他從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也許因他隻是伊爾庫次克局而非共產國際本部派來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過好幾次，多數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都在座，有時是我一個人，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我們所談論的問題很廣泛，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的實祝、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等。我們主要隻是交換意見，而不是企圖立即得出確定的結論。

   威金斯基所以能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親密的關係，原因很多。他充滿了青年的熱情，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並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於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態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他的這種氣質表示出他確是俄國革命後的新式人物，也許這就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與上海的共產主義者多所接觸外，還曾會見過孫中山先生，都可以說此行已有良好的開始。他能成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運動之間的最初橋梁，不僅由於他一開始就找著了主要線索，會見孫中山、陳獨秀等這類人物，主要之點，還是他能與中國的革命人物談得投機。他也和其他俄國革命人物一樣，好滔滔不絕地發表議論，有時也愛與人喋喋不休地辯論，不過態度總是相當謙虛的。

   他曾和我們詳談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關係。在他看來，蘇俄政府不得不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而共產國際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國共產黨共同組織起來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總部雖設在莫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拿中俄關係為例，蘇俄政府的外交對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關係，不過這並不表示蘇俄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所不喜歡的北京政府。至於共產國際所要聯絡的對象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蘇俄政府自然不能幹預，而共產國際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蘇俄政府與共產國際的政策能趨於一致，就中國這個例子看來，那就首先需要中國有一個革命政府。否則各就其立場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沒有甚麽矛盾的地方。

   他又詳談蘇俄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他說明共產國際的起源和成立的經過，指出俄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通過才算有效，並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采取某種不適合於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因為這樣做會妨害各國後進黨的發展。而且他認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據的。

   這兩個問題確為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所十分關心。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讚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隻是他過於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會由此發生甚麽問題，而後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我們也曾詳細討論到目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目的。我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最近目的，應該是首先組織真正的產業工會，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由現在的十二小時減到十小時乃至八小時；增加工資，爭取有組織工會的自由，工會有代表工人與資方訂立集體契約的權利等等。他不滿足於我的這種說法。他認為中國工人主要應從事政治鬥爭，領導農民和一般貧苦人民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我卻以為中國工人的覺悟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意見無法一致。所謂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間關係這一問題，後來一直是中共常常討論，而意見不能完全一致的問題。

   一般說來，威金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型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原是我們的共同要求，陳獨秀先生在北京小組成立以後就曾在和我們的通信中數次提起這件事，所以我們對於威氏的主張自然讚同；但對於召開大會的籌備工作，尚未具體擬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時也沒有提出關於大會應如何進行的具體意見，這也許是關於中共的黨綱和政綱問題，他要向莫斯科請示，不肯自作主張的原故。因此，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籌備工作，還是在威金斯基離華之後才實際展開的。